如何理解特朗普在中美贸易战中的“两面人”角色？_风闻

【文/王一鸣 盘古智库研究员】

一、特朗普如何在中美贸易战中扮演“两面人”？

6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额外关税，并威胁可能继续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在白宫的官方声明里，特朗普特意在结尾处提到，“我与中国国家主席有着良好的关系，我们将继续在许多问题上共同努力”。

纵观整个贸易战期间，这种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是特朗普最为惯用的手法。早在4月初，当特朗普多次宣布升级对中国加增关税的额度时，也曾同步在其推特上向中国示好，“无论贸易争端如何，我和习近平主席都将永远是好朋友。中国会取消关税壁垒，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税收将是互惠的，双方将就知识产权达成协议。两国都会有美好的未来”。

据统计，近两个月来，特朗普在推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正面评价中国、评价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个人友谊等达十余次，其中不乏各类高度溢美之词，与同期中美经贸关系断崖式下跌形成鲜明对比。对于特朗普本人的虚伪表态，国内国际关系学界普遍持不信任态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曾提出质疑，“特朗普发布推文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对中国究竟是敌是友？如果他真想做好朋友，那他在贸易问题上的一系列令人失望的言行又该如何解读？”在阮宗泽看来，特朗普很可能在玩“双面游戏”，一方面高调指出中美贸易问题，一方面又释放出想要讲和的信号，他认为这是特朗普的谈判策略之一。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认为，“中国方面如果现在还非常相信特朗普的这种话，是不大可能的。特朗普对中国多次翻脸，他的老战术、老习惯就是空前施压之后再给一个小甜枣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抨击党内存在的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心口不一的“两面人”现象，指出这类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必须及时把他们辨别出来、清除出去。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特朗普一直在着力扮演这样的“两面人”角色，我们无法将这类言论清除，但我们需要对其此类表态的动机、意涵和影响增强辨识能力，结合特朗普个人特质及执政理念准确把握其“贸易观”和“友谊观”，避免在当下紧要的贸易战节点出现信息的误读。

二、为什么说特朗普的贸易战是一场纯粹的贸易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美之间在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时期多次集中、高频出现贸易争端，选民压力、两党政治、外交必需、战略遏制等因素均构成美国总统对华经贸施压的客观原因。然而特朗普竞选时正赶上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形势不断向好、战略自信空前高涨的时期，奥巴马在离任前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骄傲地声称：“美国就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这是真实的描述，美国衰落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就是最强大的国家，没有人能够与我们匹敌”。尽管缺乏贸易战的政治氛围和战略必须，但特朗普自竞选时起就开始肆意炒作中国的经济威胁，几乎凭一己之力为对华贸易战设定了日程。皮尤中心2016年的调查显示，受特朗普的影响，共和党及偏共和党的中间选民对于自由贸易的认同度在大选期间出现了一个大跌，从2015年的56%跌至选举投票前的29%。选举结束后，高达85%的共和党选民坚定地认为是自由贸易毁掉了美国的工作岗位。

然而特朗普的贸易理念并非源于美国当下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大战略考量，而是有其独有的根源。早在1987年，特朗普的贸易战理念就已经非常成型，当年他刚刚在纽约进军房地产界，手头的资金流动性并不充裕，然而彼时日本、西欧生产的各类产品大举倾轧美国市场，这使特朗普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人们对于其他国家的蹂躏已经逆来顺受了，他们在背后嘲笑我们，他们因为我们的愚蠢而嘲笑我们”。

1990年，当特朗普寻求作为老布什的副手参加总统竞选之时，他就已经将贸易战作为自己的竞选标签，他在那一年将自己的炮火对准日本——“我们为日本提供庇护，他们却给自己的汽车企业提供补贴，从我们的消费者手里大把大把地赚钱，然后买下了整个曼哈顿，我们输了”。他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花重金买下大幅版面，呼吁让日本为美国的庇护买单，“我们保护了不属于我们的船只，运载了很多我们不需要的原油，为我们的盟友担负了一切，然而他们从不会帮助我们，他们为自己打造了生机勃勃的经济，是时候付些账单了！”

2000年，特朗普再一次作为改革党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他在演讲中承诺如果自己赢了，会亲自兼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好好和日本聊聊抢劫美国的事、好好打击一下德国的经济帝国野心，好好教训教训法国人如何尊重别人”。他告诉《华盛顿邮报》，“我每天都和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最难对付的人打交道，如果他们觉得特朗普能够被随意碾压，如果他们觉得特朗普是个小角色，像普通人那样的小角色，我的诉讼案就会翻上十倍。要永远呈现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无法坐在这把椅子上”。

以上不难看出，从日本、西欧到中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不分敌友、大杀四方的贸易战并非源于当下结构性、战略性的复杂考量，而是其数十年贸易理念的深刻结晶和亲身实践。按照《纽约时报》的评论，“这场战争不容退缩，他已经塑造了总统光辉无比的强硬形象，这是一场他所最为擅长的伟大交易，否定了这个交易就等于否定了特朗普人生的合法性，包括担任总统之前商人时代的全部意义”。在这种意志的驱使下，特朗普的贸易战已经明显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从500亿、2000亿到4000亿美元，特朗普对中国的战争砝码一升再升，这一过程带给其一种步步紧逼、不断成功、实现梦想的快感，已经彻底沦为一场属于特朗普个人的任性的战争。

然而必须同时认识到，尽管这场战争正在释放巨大的摧毁效应，但也呈现出高度的单质性。特朗普本人与两党保守派长期以来强调的对华遏制战略始终保持距离，对于在学界、军界和国会大肆炒作的“中国2025”威胁并未过多提及。特朗普执政的基础理念仍然是将国家看作一个公司，天性般地关注美国霸权的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希望能够放弃那些不应有的负债项目、调整那些不对称的贸易流向、驱除那些不公平的搭便车行为，重塑美国在各项制度安排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总体来说，特朗普的贸易战仍旧是一名商人而非政治家的贸易战，只是在近乎偏执地要求美国在任何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绝对不能吃亏，相较于以往夹杂了各种战略考量的中美经贸争端，这是一场相对纯粹的贸易战。

三、特朗普如何界定自身的对华友谊？

来看特朗普“两面人”的另外一面。

对于特朗普积极向中国示好，竭力展现与习近平总书记良好个人友谊的一面，国内学界、媒体界普遍将之界定为一种虚假、伪善，认为是白宫对于强势经贸政策的一种软化和补救，惯于忽视其言辞背后指代的真实含义。对于特朗普本人而言，他感谢中国最多的议题是朝鲜问题，而他标榜自己回报中国的行动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兴事件。自中美之间就贸易战开展协商谈判以来，特朗普始终在中兴问题上持宽松立场，授意商务部长罗斯、财政部长姆努钦等人就解除制裁方案进行沟通协商，并深入国会积极斡旋，最终中兴与美国商务部得以在6月初达成替代和解协议，特朗普本人多次在这一问题上公开表态，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然而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引起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巨大反弹，议员们的普遍反对意见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影响国家安全。美国国会保守派势力长期占据强势地位，一直以来对中兴、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持歧视和提防态度，好不容易有借口实施攻击制裁，不会轻易放过机会；二是有违法治精神。美国国会始终认为，中兴事件源于企业自身的违约行为，且在去年已经明确处理意见，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商务部层面的行政事务，不应该与贸易战混在一起进行政治交易，也不应该成为中美双方谈判的前置议题，特别是对于总统强制插手这一部门事务体现出了极大的抵触。在这样的气氛下，两党的保守派议员多次寻机重拾这一议题。5月17日和23日，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分别以夹带方式通过了限制商务部与中兴达成和解的条款。6月19日，参议院以85-10的结果高票通过国防授权法修正案。积极推动这一事项的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等人接受采访时坚定地表示，只有“死刑”才是对中兴的“正确处罚”。

从特朗普近日表态来看，他仍然在寻求帮助中兴摆脱困局的办法，并借助共和党议员大会等机会亲自游说国会，力图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与两院达成妥协，将销售禁令剔除出法案。美国媒体预测，由于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态度较为坚定，且考虑到这一议题绑定的国防授权法是国会不得不过的一项议案，特朗普会在自己更有控制力的众议院加强游说，并可能动用否决权或利用国会休会期帮助中兴过关。特朗普在2017年曾经为拒绝制裁俄罗斯一事与国会公开摊牌，并最终以98-2和419-3的压倒性票数为国会强行压制执行。尽管本次中兴事件不会面临这样的窘境，但仍将进一步加深白宫与国会之间的裂痕，并给特朗普本人的国会信任度带来影响。

二是台湾问题。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国会的台湾连线势力明显开始活跃，亲台议员希望利用特朗普外交事务缺乏经验的机会，进一步推动美台关系发展。在特朗普就任前的过渡期，亲台势力成功通过白宫幕僚长普里巴斯等人搭线促成“电话门”事件，严重破坏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然而自特朗普与习近平总书记几次会面以来，已经非常明确台湾问题的重大性和敏感性，去年7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他明确指出中国在经贸问题、朝鲜问题上足够真诚，自己不会就台湾问题让中国为难。

中美贸易战期间，国会亲台势力多次撺掇白宫向台湾出售军机，并希望安排高级别官员出席美国在台协会的启动仪式，特朗普均未予理会。新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常年持明确的亲台立场，并在就职前提出美国应该将台湾作为中美关系的交易砝码，美国政界、媒体界普遍预测其就职后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有实质性动作。然而截至目前，特朗普成功遏制了博尔顿在涉台议题上发声，台湾问题并未出现与经贸战问题绑定的迹象。不仅如此，在增收钢铁和铝制品关税时，美国从未考虑对台湾地区予以盟友豁免，在相关问题的处理上充分考量了中国方面的态度和立场。

客观上讲，自今年3月中美贸易争端频发以来，特朗普的贸易战总体保持了战争的单质性和纯粹性，较好阻遏了由经贸领域向政治、外交和安全领域的蔓延。特朗普的贸易战团队除纳瓦罗带有较强的战略遏制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外，其余成员均能够做到就贸易谈贸易，这是美国当前对华贸易政策中少见的值得肯定的地方，特朗普本人的“贸易观”和“友谊观”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场繁复而冗长的战争面前，我们一方面要拿起政策武器坚定捍卫国家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应该充分把握白宫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复杂性，积极捕捉并准确理解特朗普本人传递出的正面信息，避免信号的漏判和误读。只有把特朗普的“两面人”本质看得更清楚，才能够更好地把握互动节奏，在一场非理性的战争中逐步树立起中美经贸关系的应有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