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走上不同道路，选择从孟买与上海开始_风闻

 出租车停在孟买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对面，游客要从过街天桥走过去。

下午3点，在天桥上看到的街景，与多年前我站在上海外滩天桥上看到的有些相似。路旁的建筑虽比上海更陈旧，却同样有着欧洲的古典气派。车流密集，豪车与破旧的出租并行，四处是修路的围栏，路两旁的行人有穿西服的、裹沙丽的、蒙长袍的和赤膊的……这个景象反映了孟买的多重身份——全印民族最为混杂的大都会，印度的经济金融商业中心，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亚洲最具欧洲风貌的都市。

孟买由七个小岛组成，是天然良港。1534年12月23日，当地苏丹国的苏丹试图借助葡萄牙的力量来阻止莫卧儿王朝的扩张，将孟买卖给了葡萄牙人。那里很快就成为了一个以交易棉花、大米、烟草、香料等商品为主的外贸市场。

1661年，孟买作为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的嫁妆，转到了英国人手中。查理二世没有兴趣管理这个遥远的城市，随手就甩给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每年只收取相当于10英镑的黄金。联姻是当时欧洲王室通过重划地盘的常用手段，但其背后显露的是扩张能力的转换。孟买的转手成为英国向印度扩张的新起点。到18世纪末，孟买成为“通向印度的门户”。

1853年4月16日，一辆蒸汽机车拉着14节客车厢从维多利亚火车站缓缓驶出。这是一段仅只有34公里的路程，行驶时间1小时15分钟。亚洲第一条客运火车线路由此诞生，它要比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早23年。大英帝国对南亚次大陆的殖民统治进入铁路时代。

走进火车站的时候，我忽然闻到一股不知从哪里飘来的浓重的咸鱼味。巨大的天棚下，是由月台分隔开的五六条铁路线。不时有火车驶进驶出，车门全都敞开着。悬挂在车门的乘客在车未停稳时就急着跳下来匆匆离去，站台尽头有人快步奔向车厢，跳了上去。有一列不知从哪里来的火车到站后，各车厢下车的乘客立即汇成洪流般的人群，缓缓地向车站口移动着。

售票大厅里人声鼎沸，每个窗口前都排着长队。抬头仰望，由金边点缀勾勒而出的拱顶显露出昔日的辉煌。大厅的上半部让人立刻联想到伦敦一些古典建筑的内景，下半部则会让中国游客联想到春运时某个火车站内的场景。

对所有第一次到这里的外国人来说，一定会对车站里的繁乱感到有些找不到北。但对于经常使用火车这个交通工具的印度人来说，那不过只是“今天人真多”或“今天人不算多”的问题而已。他们看上去全都知道自己该奔向哪里，至多不过是瞥一眼大厅里的时钟。

维多利亚火车站

置身于忙乱奔走的人群中，我似乎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一种潜在的秩序。混乱的表象下，它在默默地规范着人们的方向。

像很多亚洲殖民地国家一样，“现代”的概念与规范总是与殖民者的到来相联系的，但殖民地旧有的传统也一直在顽强地“校正”着这些规范，直到宣告独立70年后的今天。

维多利亚火车站建成4年后的1857年，印度爆发大规模的反英起义。英国人称之为“叛乱”和“兵变”，印度人则称之为“独立战争”。其时，统治这片土地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以极其残忍的手段镇压了兵变，但同时也宣告了英国试图用自己的文明来改造南亚文明的失败。

1858年，英国女王从东印度公司手中接收了对印度的统治权。英国殖民者吸取了教训，开始采用更适应南亚民族、宗教和社会传统的管理方式。他们限制基督教的传播，吸引当地精英出任公务员，并推进新式教育，开始用英国的规范来管理与基督教信仰极不相容的印度教传统，以及土邦制、种姓制。这套治理模式可简称为“英国制度+印度传统”。

孟买城中那些留有历史印记的大英帝国建筑与这个城市居民的复杂与繁忙，是这种默契组合结构的缩影。孟买湾海边的地标式建筑——印度门（Gateway of India，不同于德里的India Gate）则是体现这一结构的象征。

印度门为纪念英王乔治五世1911年访印而建，其外形有点像巴黎凯旋门，拱门是伊斯兰风格，两旁的雕刻花纹有明显的印度传统风格。

很多人把孟买称为“印度的上海”，但孟买有浦西那些殖民者的遗产——欧式风格的建筑，却没有浦东那样的现代风情，即便是有后建的金融区、富人区，也要远逊于浦东。这个不同是4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的。在此之前，这座海滨都市在整个五六十年代都一直是亚洲最重要的贸易中心。

孟买湾的印度门

孟买与上海的根本区别更是政治的。

孟买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从英属印度正式“挂牌”的1857年开始到1947年的90年中，它一直是这一运动的重要基地。

1885年12月，72位印度精英在这里建立了国民大会党，这些人当中包括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他们要么来自高种姓，要么是腰缠万贯的有钱人，都受过良好的英式教育，发起人休谟甚至还是一位有英国身份的“裸官”。

他们是培育了孟买这座都市的体制培育而出的一代精英，他们的民族独立思想来自于所受的教育，但他们又同时是这一制度的获益者与维护者，并一直仰慕英国的现代文明。即使他们后来成为独立运动的倡导者并且担任了领导人，也始终没有走出新印度与旧体制的迷宫。

会议主席巴纳吉在开幕词中所说的一段话，代表了这些人的真实想法：“英国对印度造福无穷，全国都为此对英国表示感激。英国给了我们秩序，给予我们铁路，而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欧洲教育的无价之宝。”

尽管该党在发展过程中将区域自治的目标修订为民族独立，但它一直主张采用改良，或者说通过议会道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目标。1906年，国大党年会通过的四点纲领是“自治、提倡国货、抵制英货和民族教育”。这注定了国大党在1947年执政后的选择与走进上海石库门里弄的那些中国精英截然不同。

1923年7月16-2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共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最高纲领是：在最低纲领实现之后，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

中印都是深受殖民掠夺戕害的发展中国家，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选择是从孟买与上海开始的。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