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先辈在上海的足迹_风闻

    1951年离开上海时，匆忙中却把童年与少年的足印留在了那里。半个世纪后，每次回到黄浦江畔，不管是蒙蒙细雨，还是梧桐新绿，总要像寻找失落的珍珠那样找回那些久远的日子，想把它们一颗颗地拣起来，串成一串纪念的项链。不是纪念自己，而是纪念那个时代，纪念那个时代里的仁人志士。当年的腥风血雨中，他们是弱者，只能以自己的胸膛面对敌人的枪口；他们又是那么的清贫，往往只有一套衣服，晚上洗了，第2天还没有干透，就穿着匆匆出门。但他们又是强者，在长夜中点燃星星之火，扶着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母亲行走在崎岖的道路上，不弃不舍，无怨无悔。 

    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那么年纪轻轻就上了路，倒在龙华的土地上。1950年4月，在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刑场上挖掘出一件墨绿色的绒线背心，长度过腰，手工编结，下方两个口袋，中间对开，想必这就是那个年代里流行的款式，胸口和背后布满了清晰可见的枪洞，周围的血迹已经发黑。这就是1931年2月7日深夜被国民党秘密处决的冯铿女士骨骸上的遗物，居然还没有腐烂，那时她才25岁，就在乱枪的扫射中匆匆地将少女的爱恋献给了中华大地。

    在市尘喧嚣的社会中，金钱似乎是衡量财富的唯一砝码，但在历史的漩涡与长河中，将个人的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人，才是不朽不败的富有者。

                                       修道院和中共一大会址 

    这两栋建筑隔着马路遥遥相对，都坐落在法租界的望志路（兴业路）上，离开我在陶尔斐斯路（南昌路的东端）的家只有300多米。1949年上海解放之前，我只知道修道院，因为它的钟声透过围墙和深锁的大门，每小时4次传进周围的千家万户，而全然不知道它斜对面的那栋石库门楼房留下了一个永远不会泯灭的痕迹。

    修道院的大门在吕班路（重庆南路）上，偶尔大门打开，一群低头垂眉的修女疾步而行，去几百米外的圣伯禄大教堂做弥撒。在上学的路上，我无数次默默地跟随在她们的后面，如果历史就是脚步的回响，那么我跟随的就是一段听不到少女们喧闹和欢笑的历史。

    修女们原是被贫穷的父母遗弃在修道院后门的女婴。在路灯昏黄的三更半夜，这些幼小的生命离开了母亲温暖的怀抱，被放在用土布密密包裹的襁褓里，也许会有张纸片，写着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

    在这条望志路上，同属犹太老乡的耶稣和马克思所点燃的灯光，居然会在租界的长夜中狭路相逢，而信仰耶稣基督的法、英两国租界巡捕房的探长们，正带领着信仰关公菩萨的中国密探搜捕马克思的门徒，正像当年罗马总督手下的士兵们挨家挨户地搜查耶稣一样。

    80年过去了，当我在2001年6月踏上兴业路时，修道院的原址早已经被新的建筑所替代，这是一栋即将竣工、高达十七八层的现代建筑――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很难再寻找到当年修道院那些低矮平房的痕迹。穿过马路再往前约几十米，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在狭窄的马路上，停着好几辆大巴士，成群结队的人都是从外地专程来瞻仰兴业路22号的。不光是22号，周围和对面马路上的那些石库门房子都在进行修葺。木制的大门，涂上了新的哑黑色的油漆。

    时光似乎又回到了80年前，尽管兴业路周围已经被很多现代的高楼大厦所包围，但我要寻找当年的足迹、当年的建筑，当年那一轮淡淡的依恋。我终于发现与兴业路交叉的那条淡水路和黄陂南路上依然有着当年的那些里弄房子，虽然它们是那样的陈旧和破落，但毕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初的几页，多少先烈们曾经进出和居住在这些简陋的角落里，用他们淌血的青春谱写新中国的蓝图。

                                        渔阳里中的陈独秀

    向西走，离开我家100多米，先经过黄炎培创建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锦江茶室，就到了渔阳里（解放后的南昌路100弄，现在又改为102弄）。这是我当年三头两天要经过的地方。

    提起渔阳里，这是与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密不可分的。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国民党的陈英士就在渔阳里设立反对清政府和袁世凯的指挥部，当时他的部下蒋介石也在里面住过。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开设的群益书社开始发行名闻全国的《新青年》杂志，发行量在1000册左右。1917年编辑部才迁往北京，1926年停刊。

    第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于1920年5月在渔阳里6号召开，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杨明斋、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刘大白、丁宝林、戴季陶和张东荪。

    1921年4月10日下午，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70天，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的寓所被租界当局拘捕。此事惊动了远在广州的孙中山，他让广东银行通知自己任总董事长的上海中华银行准备好银元，并让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臣和《民国日报》的张继出面，以白银500两将陈保释出来，又经法院二审判决罚款400银元了事。

    尽管陈独秀一生功过自有历史评说，但翻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的一段记录，他作为第一个采火者的身份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1920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5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有53个成员。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包括上海），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5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中华职教社和锦江茶室 

    再回过去看看中华职业教育社大楼，它坐落在华龙路（雁荡路）和环龙路（南昌路）转角处，6层高，在附近一带，当年已经算是一栋相当高的建筑了。少年时不知爬上爬下过多少次，追逐嬉戏，不少成年人在里面学习会计、打字、无线电收发等职业技能。它是由曾经两次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教育总长，但都被固辞的黄炎培先生（解放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和蔡元培（曾任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马相伯（震旦大学和复旦大学创始人）、伍廷芳（外交部长）、张元济（前清状元）、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长）等48人于1917年5月共同发起成立的。

    黄炎培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他毕竟是一个向往社会主义社会的仁人志士。这里要介绍的主要是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旁边开设的锦江茶室。它是长乐路锦江饭店的一部分，同一个老板，即顾竹君的产业。因为离开法国公园（复兴公园）不过200米左右，茶客是很多的，小时侯，父母偶尔也带我们去那里饮茶。直至解放后，人们才逐渐知道这家茶室原来是当年中共地下活动的联络地点，老板娘顾竹君的传奇一生，更不是阿庆嫂所能比拟的。 

    今天当我重临锦江茶室时，门口已找不到昔日招牌，而是换成一个叫“子雁流行咖啡”的咖啡厅。一进门，就感受到当年锦江茶室那低矮的阁楼布局，临门处是几张黑白的顾竹君照片，从清末民初流行的高领装束开始。当年的顾竹君有着足够供自己吃喝玩乐几辈子的钱，有着上流社会的名誉和地位，完全可以醉生梦死地从少奶奶一直当到老奶奶。何苦天天提着脑袋，又将自己的钱给共产党使用？这大概就是现在不少人已经淡薄或陌生了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周公馆 

    沿着渔阳里再往前走，经过1927年4?12大屠杀刽子手杨虎的公馆后，就到了马斯南路（思南路）。那时侯，我们只知道马斯南路上有一家不大的邮局，买邮票，寄挂号信是必须去的地方。1945年抗日胜利后，每当路过时，见到有一栋两层的小洋房，门口被国民党宪兵守卫着，一般百姓当然不会知道这就是周恩来居住与活动的周公馆。

    现在周公馆已经辟为纪念馆，长形的、白底黑字的名称牌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周公馆）”。也许是纪念建党80周年，能并排进出两辆汽车的大门新近被枣红色的油漆涂刷一新，篱笆也是新涂的黑色。红与黑相映，看起来和谐，也有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 

    据史料记载，周恩来公馆是抗战胜利后两党行将破裂时，共产党设在国民党心脏地区的一个公开窗口，国民党视其为心腹之患也是必然的事。凡是外人进出周公馆，一般都要被便衣查问和跟踪，有的还上了密捕密杀的黑名单。

                                           龙华烈士陵园 

    说起龙华，我又陌生又不陌生。所谓陌生，在我懂事并居住在淮海中路一带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去过龙华，似乎这是一个很远的乡下，更不知道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在龙华大量枪杀共产党人。所谓不陌生，则是周璇在40年代有一首街头巷尾尽人皆知的流行曲，其中有一段歌词：“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都搬了家……”

    历史上，有“三月半，游龙华；到龙华，看桃花”的民谣。龙华在当代之所以出名，一是有建于三国的龙华寺和建于宋代的龙华塔；二是桃花成林；三是杀人之地，早在1915年当年的军阀淞沪护军使署就在这里设立拘留所和陆军监狱，开始关押和杀害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和反袁志士。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政变后，开始在这里设立淞沪警备司令部。直至1937年，在龙华和附近的枫林桥一带被枪杀的革命志士的确切人数已经无法统计，因为很多是被秘密处决的，没有留下任何档案和名字。但人数以千计是不会错的。

    鲁迅当年曾经说过：“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是屠场，我有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所以我是不去的。” 

    他所指的青年朋友，就是当年左联的5位青年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李求实和冯铿，于1931年2月7日深夜被乱枪杀害。

    因为交通发达，现在到龙华其实是很容易的，从外滩坐巴士到上海体育馆，再转两个站,往前步行10分钟，就是在当年的桃林上建筑起来的"龙华烈士陵园"。

    早在1950年，上海刚解放后不久，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任内已经着手建设上海的烈士公墓，1958年又将分散在虹桥、江湾、大场等处的烈士坟墓集中到龙华，改建为上海市烈士陵园。

    1983年，赵世炎烈士的夫人夏之栩来此瞻仰，回北京后向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在那里，看到了一些照片，我仿佛又回到了当时血雨腥风的岁月。照片中我熟悉的面孔，比起南京雨花台还要多几倍。他们很多是我党第一批参与建党的人物，他们是我党在白区工作时期，遭到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叛徒蒋介石屠杀的最早牺牲者。牺牲的时间主要是1925年到1931年，他们前仆后继，艰苦奋斗，播下了千万颗革命的种子。” 

    中央在1990年决定建设龙华烈士陵园，并于次年收到邓小平、江泽民和陈云分别题写的园名、碑名和馆名。1995年4月5日清明节正式建成并开放。

    在这里，当年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囚室、行刑场所、看守员住处、钉脚镣的石板等都按原貌保持着。烈士纪念馆造型为一个32米高的玻璃金字塔，其中安放着540名烈士的骨灰。烈士陵墓区则安寝着1120位烈士，每人有一块褚红色金字的墓碑，我一排一排地瞻仰，其中就有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以及罗亦农、赵世炎等等。

    我又来到无名烈士的雕塑前，一尊长15米，高8米的巨大身躯侧卧在地上，象征着牺牲。我突然想到了更多的无名者，有些尽管不是烈士但也是被大浪无情淹没了的生命，世界上没有一个陵园或公墓能容纳下这些无名的献身，没有一块墓碑能铭记下他们的辛酸。

    我的思绪随着长明火的火焰袅袅而上，如果没有烈士，无论是无名的还是有名字的，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呢？ 

    如果你读过历史的长卷，你会发现，在平庸的年代里，没有烈士，帧面上没有什么血迹；而变动的年代里，烈士一个一个地前仆后继，帧面上一片碧血。□ 

    （ 此文，发表在《南风窗》 2001年7月，不知不觉，已是17年，当时是纪念‘七一’80周年，为此，我专门回到故乡上海，寻找少年时的一些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