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责中国未履行入世协议？不是无知是恶意_风闻

昨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入世17年来履行承诺的实践，这也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发表白皮书。

时值中美贸易战双方实际出手之际，中国发表这一几万字的白皮书，有何寓意？

梅新育

回顾

重新审视近期的中美贸易战，以及针对中国“入世”的种种声音，最让我感慨的，其实是某些国家的“恶意”。

本质上来说，“中国是否遵守了入世承诺”的争论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过渡性审议机制”早就明确规定，中国入世后8年内，世贸组织总理事会等机构，每年审议中国实施《WTO协定》和履行该议定书承诺的情况，中国入世第10年进行最终审议。

既然世贸组织的专业机构和人士在延续10年的审议中，都认可中国履行入世承诺，既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来对世贸组织影响力最大，为什么还有一群人还要煞有介事地指责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呢？

这不是无知，而是恶意。

很多人说中国搭了“入世”的便车，没有“回报”，来看看中国入世之后如何带动贸易伙伴经济贸易的发展吧：

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2436亿美元，占全球进口总额的3.80%；到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已经增长至18419亿美元，占全球进口总额的10.26%。

事实上，正是凭借“入世”以来的进口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才从入世前，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的“东亚经济稳定器”，跃居次贷危机（美欧主权债务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稳定器”，用强大的进口、投资需求，带动多个国家（地区）较快走出了萧条。就连德国这样的欧洲经济火车头，2009年下半年以来奇迹般的经济复苏，也被不少舆论称作是“中国制造”的。

正确性

最令我感慨的，还是入世之后中国贸易、经济的快速成长，证实了当初决断的正确。简而言之，中国抓住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复现的发展窗口期。

这首先体现在，“入世”后中国外贸规模和全球地位快速提升。

2001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2661亿美元，占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4.3%，全球排名第六，落后于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

“入世”则开启了中国出口加速赶超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进程：

2004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赶超日本；2007年，赶超美国；2009年，赶超德国登顶全球；到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已经上升至22735亿美元，比2001年高754%，占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值的13.76%，比排名第二的美国（15026亿美元，9.10%）高出51%之多。

2016、2017年，全球经济贸易走势与行情变动，导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比重略有下降，2017年为12.76%，但仍然大幅度领先于其它各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长期保持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地位。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你可能会惊异，2015年以来，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市场所占份额，相当于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美国达到的高峰，基本接近美国在鼎盛时期的和平年代所能占有的最高份额。

此外，中国制造业和经济规模的增长也是惊人的。2001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84152亿元，2017年上升至1164624亿元；同期，中国GDP从110270亿元上升至827122亿元。

而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入世”打开了广阔的外部市场。

原因

那么，中国制造业、外贸和整个国民经济，为什么能够在入世后这10余年，取得如此大幅度增长？

关键在于，从1990年代至本世纪前10年，是全球经济贸易高增长时期，本世纪前10年更是全球贸易增长尤其普遍的有利时间窗口（参见表1）；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在入世之时已经从工业基础、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经济结构、政府管理等方面做好了准备，是中国抓住并充分利用了这个重要窗口期。

为什么本世纪初近十年能够成为有利时间窗口？

从经济长周期的层次上看，这是经济长周期的繁荣期；从具体因素来看，多项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个经济贸易的繁荣时期：

IT等领域的技术创新集中涌现，并迅速推广到了全世界；

市场经济体制覆盖了全球所有经济体，而且转轨经济体度过了转轨最初近10年的冲击，全面走上经济复苏增长的轨道；

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体系及其规则稳定运行；

西方主要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多条渠道为其它经济体或直接或间接创造了充裕的流动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货币政策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当它与主要进口市场的市场开放相结合，就会使得全球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外汇占款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

这一方面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突破外汇缺口对于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使得它们的外向经济部门（相对于内向经济部门）享有先天的流动性优势，进一步加快了其外贸增长。

简而言之，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大进口市场，实施了高度的市场开放政策，为其它经济体实施出口拉动增长模式创造了条件。

变化

然而，上述条件自2015年以来正在慢慢消失。

以次贷危机为标志，全球经济步入长周期的萧条期，重新步入经济长周期的繁荣期，恐怕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而从具体因素来看，本世纪初的上述有利因素要么消失，要么开始逆转：

暂时还看不到新的能够有力带动经济全局强劲增长的技术革命。

市场经济体系外围扩张的刺激作用消失。

西方主要中央银行、特别是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已经转向重新收紧，这个收紧必将延续相当一段时间。

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潮流上升。特别是随着特朗普上台，全球贸易体系已经进入动荡时期。

不过，即使不考虑近二三十年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争议，仅从经济角度出发，哪怕当初赢的是希拉里而非特朗普，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市场高度开放政策和进口能力也难以长期延续。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仍然不能彻底摆脱“特里芬两难”的约束：美国通过大规模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形式，向外部市场投放美元，满足国际经贸和外部市场对流动性的需求，久而久之，最终必然损害市场参与者对美元的信心，这种贸易拉动的增长模式动力也就要衰减了。

当初，奥巴马力推TPP，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排挤中国，以确保美国对贸易规则的影响力。可他的途径是扶植越南等中国传统出口制造业的竞争对手，这一策略必然会扩大美国贸易赤字，难以在“长期宏观经济稳定性”和“美元稳定性”间求全。所以，TPP本身也无助于美国和现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摆脱“特里芬两难”的阴影。

通过及时入世，中国成功抓住了发展窗口期；反之，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经济政策正在趋于向内。这种形势，对于中国 ，以及企图赶超中国的后发国家，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地位未必会受损，而后发国家复制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以赶超中国的希望大大降低。

独特

印度、越南堪称最希望复制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以赶超中国的后发国家，问题是，1953年新中国完成经济恢复工作之后，印度很快就丧失了在国际市场份额上，相对于中国的原有优势。

从1948年的2.21%（印度）对0.89%（中国）变为1.36%（印度）对1.26%（中国），195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便超越印度，此后差距一路拉大。同时，它也未能及时抓住本世纪初的外部市场有利时间窗口，2001年为0.70%（印度）对4.30%（中国），2017年为1.68%（印度）对12.76%（中国）。

时至今日，外部市场环境正在发生如此重大变化，印度还有希望复制当年的中国路径消除这样的差距吗？

其实，更可行的路径，早不是复制中国路径与中国零和博弈，而是与中国扩大互利合作。

回顾近20年，中国“入世”是抓住了不可再现的时间窗口。但在当时，国内对此争议巨大。

特别是《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关于补贴和倾销、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WTO成员的保留等条款，本质上可说是不平等条款。这些条款，准许其它世贸组织成员方在中国入世后15年内，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12年内可对中国特定产品实施过渡性保障机制，令不少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摩擦中倍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但承担这几项不利条款的代价，与获得经济增长和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打下“江湖地位”，孰重孰轻，不言而喻。

今天，中国再次走到“以开放促改革”的路口。从国内来看，产业发展日益成熟，以远超世人预期的出色成绩，克服一个又一个掣肘。从国际来看，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稳定的“缺口”，我们客观上需要不断与时俱进，更大规模地利用国际市场的投入品，来保持国内制造业和其它产业的竞争力。

在更高层次上，我们还需要通过“以开放促改革”，打破长期和平繁荣所不可避免孳生出的垄断性分利集团，遏制其复发，防止其孳生、膨胀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效率日益降低，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日益僵化。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在“第二次革命”40周年之际再出发，我们需要重拾这样的决心和勇气。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侠客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