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娶”的农村男青年: 彩礼暴涨加剧底层沦陷？_风闻

（文  王敬 / 河北经贸大学  海莉娟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农村婚丧嫁娶等公共仪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市场观念渗透到农村的传统公共仪式中，“市场元素”不断增加，而传统的“户族元素”不断减弱，婚姻逐渐资产化。本文从媒人作用、婚姻市场分层、彩礼、结婚仪式市场化等四方面梳理了农村青年婚嫁的运作机制，认为中国农村婚姻市场根据男方或者其家庭的竞争力而形成以财富为核心的“婚姻梯队序列”，进而出现农村青年婚姻市场的显著分层。处于这一市场底层的男性青年，受自身财富的局限以及高额彩礼的双重挤压，遭遇了“底层沦陷”。这种变化，也引发了代际关系紧张、妇女“夺权”、家庭伦理矛盾突出等一系列连锁社会反应。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我国不同地区的婚姻习俗差异很大。但是不同地区的婚嫁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婚姻市场化，农村婚姻成本越来越高。桂华和余练归纳总结这种现象为“婚姻市场要价理论”。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以及男女比例的失衡，女方在婚姻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近年来彩礼(财礼)不断地水涨船高。农村婚姻市场中女方提出的“体面的婚礼标准”与“过得去的彩礼标准”不断提高。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男方父母在婚姻市场中受到严重挤压，普遍存在“婚前五六年积蓄，婚后几年还债”现象。农村婚姻市场的失衡造成了严重的“伦理性负担”，是建立在严重的代际不平等与代际剥削的基础之上。面对“农村男青年找媳妇难”的现象，传统农村的“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由传统的“男孩偏好”向“生个儿子哭一场”转变。

社会阶层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各个群体所拥有的资源的多寡。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男青年受自身专业技能与文化素质的制约，外出务工、打短工，缺乏稳定的谋生手段和来源，经常暴露在各种生计风险之中，如经常性失业、收入低、流动性强等。因此，中国农村的男青年在整个社会群体分层中处于底层，在整个“婚姻圈”中处于劣势地位。农村婚姻市场根据男方或者男方家庭的竞争力而形成“婚姻梯队序列”。这种竞争力的形成主要是以男方或男方家庭的财富为核心。根据男方竞争力的大小，农村青年婚姻市场出现分层。在“农村婚姻圈”中也存在着明显的社会阶层流动。竞争力强的男青年处于上层，并有机会通过“婚姻”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移动;相反,“竞争力”弱的农村男青年在“农村婚姻圈”中处于末端，是农村光棍群体的主要构成者，往往呈现出“底层沦陷”，很难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

本研究选取陕西关中地区武功县苏仿镇代家村作为个案。笔者分别于2014年7月、2017年8月赴代家村进行田野调查，累计25天。调查方法主要是对当地村民进行深入访谈，访谈对象随机抽取，两次调查共完成31份访谈。我们调研期间，采用序贯访谈法对当地人的传统习俗、婚姻市场、彩礼、男女比例、公共仪式变迁等进行深入访谈。从而对陕西关中地区农村青年婚嫁的运作机制形成基本看法。

“媒人”角色转变

在传统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婚姻制度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父母与媒人合谋包办的婚姻比较普遍。“无媒不婚”是中国传统婚姻的主要特点。传统婚姻中媒人为了谋利“说谎”现象严重。20世纪50年代，农民婚姻加入了“反对父母包办、反对媒人说谎”的新意识形态成分，在婚姻中的自主性增强。2000年前，媒人大多是“业余媒人”，媒人是为了人情的“暂时身份”，主要是由亲朋好友来充任;2000年后，随着打工经济的常态化发展，农村男青年“找媳妇越来越困难”为“专业媒人”提供了生存空间，“专业媒人”成为维持生计的专门营生。在现代婚姻市场中，“专业的媒人”掌握着婚姻资源的重要信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专业媒人逐渐增多，金钱观渗透到农村婚姻的各个环节。媒人在彩礼的“讨价还价”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桥梁”作用。男方父母要向“专业媒人”提供一定的费用。

在代家村，以前有专门的媒人，一般男女结婚需要有两个专职媒人，男方一个女方一个，两个媒人之间负责男女双方的沟通，而且媒人的权力极大，“是能够说了算的”，只要媒人说好就是好，很多男女双方在婚前没有见过面，只有在结婚的时候才能见到第一面。过去媒人的角色，用当地话可以概括为“媒人一杆秤，双方都管定”。

很长一段时间，代家村没有专门的媒人。任何人都可以是媒人，媒人的主要作用是介绍男女双方认识。男女双方家庭的亲戚或者朋友来充当媒人的角色，介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认识。现在媒人不能说了算了，而是年轻的男女双方做最后的决定。但是与传统的婚姻相同，“门当户对”仍然是现代农村婚姻的一个重要标准。门当户对主要指的是经济基础，例如“做官的家庭找做官的家庭，农民找农民”。

近些年来，由于男女比例失调以及“男孩找媳妇难”等现象的出现，苏仿镇出现了专门的婚姻介绍人或者机构，婚姻介绍人又有了“职业化”的趋势。“媒人”成为一些人的营生。在婚姻介绍人的“媒人登记簿”上，已经有217个男青年登记，仅有20个女青年登记。有的婚姻介绍人甚至领着一个女青年见了不同的男青年。所有的费用由男方出，大体包括:报媒登记100元，与女青年见面100元，男女双方结婚1000元。从时间的角度上，我们发现“媒人”角色转变的趋势为：专职媒人—媒人去职业化—媒人返职业化。

婚姻市场的分层及男女不平衡

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传统农村“男孩偏好”以及打工经济的常态化发展，农村“男青年剩余”现象逐渐凸显，男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此外，根据农村男青年(或家庭)财富积聚能力，农村婚姻市场梯队序列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高层、中层、底层。这三个层次的分化主要是根据经济指标形成的。经济实力雄厚的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相反，经济实力弱的男青年在婚姻市场中“竞争力”弱。

在农村婚姻市场中，男方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女方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源于传统农业生产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以及“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男孩偏好”是我国农村地区生育文化的主要特点。“生男孩”实现了农民心理的满足感、自豪感、荣誉感，“男孩偏好”的生育观体现了一种从众的心理。在传统农村社会，很多农民不生儿子不罢休。纯女户是村落生活中的边缘户。在生育政策限制下，满足农村“男孩偏好”的主要方式不是多生，而是通过胎儿性别鉴别等手段。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陕西关中农村社会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观念，大多数农民有“生男孩偏好”，甚至有一些流产、溺婴情况的出现。80后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如表1)。在陕西省，80后的男女比例是130.7:100，而正常范围是102~107。

第二，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城镇化的发展，在农村地区出现了打工潮，村子里的年轻人通过“熟人带熟人”的方式，陆续选择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的人主要选择的是自由恋爱，村子里的女青年大部分“流出去了”。

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封闭的“婚姻圈”被打破，跨区域的婚姻变得普遍。并且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农村婚姻圈中“女性资源稀缺”问题更加凸显。其次，女性在婚姻市场的流动中越来越倾向婚姻层次的上层。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女青年开阔了视野，渴望通过婚姻迁移流向经济更发达的地区，从而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近年来，农村女青年外嫁他县、他省的现象十分普遍。农村女青年外流，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婚姻市场中“女性资源不足”以及“男性婚姻受挤压”的现象。

第三，2000年左右，农村婚姻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分层现象。农村婚姻市场的分层主要是以男性为主体，以男性(男性家庭)财富为核心。农村社会现实中，农村男青年分层的两个决定性条件:一是男方的家庭条件(父母的收入，以及家里的房子);二是男方自身的条件(例如，男方的文凭、男方挣钱的能力、男方的长相等)。在农村婚姻市场中，男青年根据自身家庭的“竞争力”分布在婚姻梯队序列的不同层次，根据我们在代家村的实地调研，总结不同梯队层次的男性特点如下:

一是在农村婚姻市场梯队序列中处于高层的男性，他们特别容易找媳妇。处于高层次的这部分男性需满足下述条件或条件之一:有固定工作，有钱(家庭财富积累雄厚)。

二是在农村婚姻市场梯队序列中处于中层的男性，这部分主要是指常年在外打工、条件一般的农村男性，是婚姻介绍机构的重点对象。他们拥有相应的劳动能力以及维持基本家庭开支的能力，通过自身以及父母相当的努力(盖房，积攒彩礼等)，可以解决“找媳妇难”问题。

三是在婚姻市场梯队序列中处于底层的男性，根据我们的实地调研，这部分主要是那些“脑子不灵光”、身体条件差，或者贫穷的男性。而这部分男性是当今农村“光棍”的最主要构成者。

彩礼(财礼)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对高额彩礼现象进行批判。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迁(打工经济的常态化发展、家庭结构变迁、代际关系变迁等)，彩礼暴涨以及彩礼性质变异现象严重。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农村地区都出现了“天价彩礼”现象，彩礼是女方家庭要价的核心手段，男方家庭通过家庭储蓄、亲属借款、银行贷款等方式筹备彩礼。

彩礼是农村婚姻市场中男女不平等的最突出表现。彩礼主要是男女双方结婚的时候，男方付给女方父母的钱。通常情况下，女方父母将彩礼返还给女儿，作为新家庭的物质基础。一定程度上，女方父母通过彩礼这一途径帮助女儿实现男方家庭财产的“代际提前转移”。

1.彩礼水涨船高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以及男女比例的失调，女方在婚姻市场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因此，彩礼在近些年大幅度增长。

代家村二组的宋某提供了她老公大家庭三兄弟彩礼的典型案例。宋某，42岁，1999年4月10日从铁陈村嫁到了代家村。当时的礼金是3900元，在当时，3900元算是多的了。宋某的父母把彩礼钱转交给了宋某，并给女儿买了被子、衣服、电扇、洗衣机、电视机等。多要彩礼的原因是，宋某的老公家有三个儿子，所以女方家长想多帮闺女要一些钱，算是财产提前性转移(家庭财产从男方父母流向年轻家庭)。2002年的时候，宋某老公的大哥第一次结婚(后来离婚)，当时给大嫂的礼金是6000多元。到了2007年，老公的大哥离婚后第二次结婚，彩礼涨到10000元。2014年的时候，老公的三弟准备结婚，女方要的彩礼是67000元。老三媳妇要67000元主要是想留给自己在城市买房子用，当然这笔钱同样属于财产的提前转移。由宋某老公一大家子的三个男人结婚彩礼钱来看，近10年来，结婚的彩礼钱是大幅度上涨的(如表2)。婚姻市场是随着经济市场同步发展的。根据宋某的访谈，现在的结婚开支很高，不算房子外，至少需要10万元(彩礼、买四金、家具、置办酒席等)。

2.彩礼与婚姻市场分层的反向关系

农村婚姻市场中出现了一种“男方越有钱(或者有稳定工作)，彩礼钱越少;男方越没钱，彩礼钱越多”的现象。农村彩礼与婚姻市场分层呈反向关系。以下是两个鲜明对比的案例:

魏某，女，55岁，她的儿子是狱警，去年结的婚，儿媳妇和儿子是高中的同学，没有要彩礼钱，只是象征性地要了一万一千元，图一个好的寓意。女方在陪嫁时，陪嫁了一辆车过来。原因就是他的儿子有固定的、体面的工作，而且长相可以，所以处于婚姻市场的上层，彩礼钱很少。

马某，69岁，是上门女婿，家里有两个儿子，一个是1972年出生，一个是1980年出生。马某和妻子两个人常年得病，没有劳动能力，靠政府的低保和养老保险生活，房子在村子里算是旧的，而且是平房(村子里大多数都是二层楼房)。两个儿子在外打工，至今都没有媳妇，大儿子已经40多岁了，两个儿子都成了光棍。给儿子介绍过几个对象，但是女方来家里一看，是平房，不是楼房，而且贫困，所以不同意。他说现在盖不了房子，儿子就结不成婚，而家里又没有钱盖房子，老两口特别着急。现在“条件好的花钱少，越穷的花钱越多”，他预计，根据他的家庭条件和儿子的自身条件，帮儿子张罗个媳妇，至少需要10万元。现在大儿子已经40多岁了，他说娶上媳妇的希望不大了，二儿子30多岁，娶媳妇还有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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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对比案例在农村地区特别典型。处于农村婚姻市场梯队序列高层的男性青年，面临的彩礼压力小，择偶方面选择多，在社会阶层中拥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反，处于农村婚姻市场底层的男性青年，受自身拥有财富的局限性以及高额彩礼的双重挤压，造成了他们的“底层沦陷”。

彩礼与婚姻市场分层的反向关系的原因主要如下:在婚姻市场梯队序列中的“高层次”男青年(或男方家庭)，通常有较强的实力保证“新家庭”经济的稳定性。女方家庭不需要通过高额彩礼帮助女儿达到小家庭积累经济财富的目的。此外，由于门当户对的因素(受教育水平、工作情况、经济实力相当等)，与“高层次”男青年结姻的女青年多数自身受教育水平高、工作稳定抑或自身家庭经济条件好，也不需要通过彩礼途径实现积累财富的目的。相反，女青年嫁给“竞争力”较低的男青年，需要通过“高额彩礼”实现财富的代际转移，为小家庭积累财富。女青年嫁给“竞争力”较低的男青年的情况下，女方父母还需要通过“高额彩礼”满足自己“村庄面子竞争”的心理，“高额彩礼”代表着“女儿的身价”，在村庄中被“瞧得起”。

公共仪式(结婚仪式)市场化

在整个农村婚嫁运作机制中，传统的六礼被压缩为三个重要方面:说媒、彩礼，以及迎亲仪式(婚礼仪式)。农村婚嫁运作机制折射出了当下农村社会观念的基本情况。例如说媒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分层观念;高额彩礼所体现出来的代际剥削观念;结婚仪式过程中的宗族观念。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结婚仪式具有现代化、都市化，以及商业化趋势。具有“市场特征”的专业“服务队”和专门的司仪机构代替了传统的户族功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国古代黄河文化的中心。经过历史的洗礼和长久的文化积淀，关中民俗文化已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性中国传统文化。关中地区农村属于“小亲族”村庄类型。小亲族村庄介于“原子型村庄”与“团结型村庄”之间，农村社会文化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变迁这一过程。关中地区的农村婚礼仪式处在“市场化”以及公共仪式的弱化过程中。

1.结婚仪式市场化

近十几年来，从事婚礼筹划的专门机构和服务队在农村产生并且不断地发展壮大。在代家村，几乎每家的婚礼都请服务队和专门机构。以前以户族发挥主要功能的传统的公共仪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婚礼仪式的市场化是转型期农村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明显体现。

首先，婚礼仪式的专门机构设定和把控婚礼的整个流程。司仪机构会安排婚礼中的各种活动，例如拜天地、改口(改口主要是指新娘、新郎改称对方父母爸妈，改口费一般高于1000元)。其次，司仪队还会自带唱歌(流行音乐、秦腔等)、跳舞(恰恰、拉丁)等节目，而且全程安排录像。现在代家村，结婚的场面越来越大，而且花钱也越来越多。例如，仅仅一个司仪主持人就要2000元。

其次，服务队日益流行。户族的人来参加婚礼，但是干活的越来越少了。传统的婚礼仪式中，干活的都是户族的人，有本户族的人帮忙，省了很多钱。据户族长代某介绍，现在户族干活的越来越少了，现在的人不想干了，不想去伺候人，现在户族内部的人也越来越指挥不动了。服务队提供桌椅、碗筷，一切都不用户族的人操心。服务队的厨师会把菜单列好，办婚礼的家庭只需要按照菜单买菜就好，做菜等都全权交给服务队的人。

第三，“份子钱”的传统规定在婚姻市场化过程中也发生了改变。20世纪90年代以前，门子里的(户族)婚礼份子钱是有规定的，分为几等:近亲、亲族内的、亲族外的。从20世纪90年代后，份子钱的规定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谁来了谁出钱。之所以变化，户族长代某介绍，主要是以前的人守旧守法，“法”主要是指习惯，原来的人相比较现在的人听话。现在的人变得活泛了。以前的人情是血缘关系，是天赋的，人们没有选择性;现在的人情是功利的，是实用的人情，人们对自己的人情关系是有选择的，圈子里有用的才是关系，有用的才是人情。现在的份子钱没有以前的严格规定，份子钱的数量，有的人商量，有的人不商量。

2.公共仪式弱化

在市场化的背景下，传统村庄的公共性不断消解。在婚姻方面，表现为公共仪式的弱化。传统婚姻的意义是在确立双系抚育，把婚姻这件事拖累很多人，成为一件社会上很多人关心的公事。然而，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婚姻被认为是男女双方的私事，而与双方家族及村落熟人社会无关。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和家族社会结构趋于解体，婚姻开始“去公共化”。随着打工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外出务工人口的增加，每个农户(甚至每个农民)是相对独立的，与村庄以及户族的联系日益松散。不同农村地区存在着差异，如华南地区宗族势力仍然强大。但大体上，农村宗族或者户族内部的关系正在经历着逐渐削弱的过程。由于户族关系的逐渐弱化以及农村婚姻仪式市场化，传统仪式的公共性特征被削弱。

在传统农村，婚丧嫁娶本是凝聚人情的最好的方式与途径。传统的农村社会将婚丧嫁娶私人的事物凝聚为公共事务(凝聚为户族的共同事物)。将私人事务公共化，在户族共同完成的公共性事物中凝聚人情，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制造“麻烦”—解决“麻烦”—凝聚人情。以前的公共仪式强调的是“人情”，现在的公共仪式(结婚仪式)，市场的元素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市场化的专业服务队和机构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仪式的公共性特征。以前的婚丧嫁娶公共仪式，户族内的人都要深入地参与其中，以“户族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为原则，出钱出力。但是，现在变成只要人来了就好了，不用参与其中。市场元素越来越深入到传统的公共仪式。这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公共性被削弱了。而且深入的人际关系慢慢地变淡了，甚至出现了户族关系消失的现象。

结论与讨论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性因素渗透到农村社会，市场意识也渗入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中。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青年的婚姻价值观发生转变，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婚姻逐渐资产化。家庭财产成为青年男女是否能够“喜结秦晋”的决定性因素。婚姻市场的分层及彩礼在婚姻市场梯队序列的差异都是婚姻资产化、商品化的深层体现，同时，融入了现代性因素的婚姻价值观也正在消解村庄的公共性，表现为结婚仪式的市场化。

本文基于陕西关中地区代家村的经验材料，展示了当今农村婚姻市场分层化与公共仪式市场化趋势。本文揭示了农村青年婚嫁的运作机制，包括“媒人”的返职业化、婚姻市场男青年的分层化、彩礼的“财产代际提前转移”功能化、结婚仪式市场化等。在整个农村婚嫁运作机制中，“市场元素”逐渐出场并转化为主角，而传统的“户族元素”逐渐退场直至消失。婚姻失去了应有的“内在价值”，“功能主义”以及“实用主义”渗透到农村青年的婚姻观念与行为选择之中。

婚姻市场分层化和公共仪式市场化除了造成农村青年婚姻自身的问题，也造成了其他一系列连锁社会问题。首先，婚姻市场分层化以及公共仪式市场化导致代际关系紧张。由于男方父母支付高额的婚姻成本，很多农村家庭的父母都参与到年轻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去，青年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失去自主选择权。男方父母充当家庭政治的领导者，代际之间的争权斗争十分激烈。其次，在农村家庭生活中，妇女“夺权”现象严重。青年女性不满足于传统的家长制度，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家庭政治地位。实际上，当今农村中“妇女当家”现象普遍。很多农村家庭都是“女人说了算”。最后，家庭伦理问题凸显。传统的代际观念与家庭养老逻辑是“权利与义务平衡;父母养我小，我养父母老”。然而，当下的代际观念与家庭养老逻辑是“付出与回报平等”，市场逻辑逐渐深入代际关系。支付高额的婚姻成本成为青年男性父母的“天然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