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川君赠汉典，带你走进中日三百年的那些“佚存书”_风闻

昨天观察者网的一则综合报道上了头条：日本前首相向中国捐赠4175册汉籍，含失传千年唐代典籍。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此次捐献是1949年以来日本友人向中国捐赠汉籍规模最大的一次。

经籍也，乃政化之黼黻，圣哲之能事。东瀛友人此举可谓功德无量，彰中日友好亦壮文坛盛事。

这批典籍中，包括了日本天明七年（1787）刻本的《群书治要》，共25册。这25册本的《群书治要》，涉及到文献学中一个很有讨论意义的话题：佚存书现象。

佚存书这个词看起来有些奇怪，因为佚和存矛盾了，但这个称谓很妙，也是日本人发明的。日本宽政十一年（1799年）至文化七年（1810年），绰号天瀑山主人的日本人林衡（他可是林家第九代当主）陆续刊行了《佚存丛书》，这本丛书搜集了很多在中国已经失传的不少文献，为中日文化交流立下大功，佚存书的概念也逐渐在日本流传开来。

在这里笔者插一句话。几天前一篇文章谈石峁古城的时候，笔者点出，很多跨地域的文化和技术的交流很可能是双向的。A和B在交流中，A有B无的东西，由A传向B之后，A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兵燓或者自然灾害等失传了，一段时间后反而由B再反哺给A。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太多了，而且笔者还举例中土向古印度反向传佛教经典的例子。

但下面有读者喷我给华夏文化的源头“胡乱找爹”，这个实在是冤枉了。

 日本前首相捐书这个事，也有读者在下面抨击说之前侵略中国抢的，现在又还了回来，更是无稽之谈。这里笔者斗胆稍微谈一下这个《群书治要》在中日之间的流传经过。

佚存书其实并非日本人原发性的创造，林衡在编《佚存丛书》的前言中，提到宋代大思想家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徐福行时经未焚，佚书百篇今尙存。

而且林衡在前言的结尾这样发自肺腑地说：余尝读唐宋以还之书，乃识载籍之佚于彼者，不为鲜也……因念其独存于我者，而我或致遂佚，则天地间无复其书矣，不已可惜乎！

从这一段来看，日本当时的藏书界对中国当时的文献学有相当高的辨识度和把握度。给某个典籍下已经“亡佚”的判断，并不像医生判断某个病人是否已经死亡一样那样简单。

从18世纪中期开始，日本学界纂辑出的佚存书陆续有一些返回华夏，比如《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古文孝经》等等，具体到这本《群书治要》，可谈的点依然很多。

首先说，细川归赠的这部版本的来源，底本其实是金泽本。

《群书治要》是唐贞观五年（631）由魏徵等奉敕编撰的一种群书节钞汇编，该书摘录六十八种唐前古典而编为五十卷，其采摭的内容主要涉及治国要领。该书编纂后深得唐太宗的欣赏，然而唐皇室逐渐失去了对此书的关注，于是自南宋以来中国久佚道东渡到日本，以后此书主要在日本皇室与博士家的圈子里流传。

大概到了八世纪中叶，此书通过日本遣唐使行的渠流传到了镰仓时代，掌握日本大权的武家势力逐渐体会到文治的效用，积极吸收律令时代的文化遗产，《群书治要》金泽文库本也是京都贵族文化移植到镰仓幕府的最著名标志之一。

江户时代的日本

《群书治要》金泽本大概是在13世纪中叶抄写的，当时《群书治要》还有多部抄本保存在日本皇室文库和博士家。但是由于日本南北朝战国时代的兵燹，江户幕府刚刚建立的17世纪初，仅有金泽本保存下来，成为比较完整的《群书治要》之孤本。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日本战国时代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德川家康。作为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他拿到金泽本的时候已经不是全本50卷了，散佚了第四、第十三和第20卷，剩下了47卷。

德川家康也是个爱书的人，思前想后，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几百年后的学人可能都见不到这本珍贵的《群书治要》了，于是投资重金在1616年重印这本书。这就是《群书治要》骏河版，是日本最早的铜活字印刷出来的，很是宝贵。

当时日本铜活字的技术不是很完善，印刷的时候缺字错字不少，给后人的校勘造成了不小的困难，而且比较遗憾的时候，德川家康之后，《群书治要》被日本高级政界束之高阁了。

笔者在另一篇谈墨子的文章中提到，某一种或者一类文献重见天日需要一些机缘巧合。

18世纪，江户时代的日本是个绝对可以大书特书的时代，彼时中日文化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朱子学、阳明学这些宋明新儒家传到日本后登堂入室，蔚为大观，一时间成为绝对的显学，当时一流的日本知识分子都以注疏朱子阳明为荣耀。注疏学的发达催生了古学等文献学的复兴，这时候，有藏书癖的人越来越多，《群书治要》也才有了二次生命。

细川献出的这本，就是德川家康之后的第一次重刻本。天明七年 （1787），日本尾张藩版印了 《群书治要》校勘整理本，该本是现在最为通行的《群书治要》尾张本。

这个尾张本质量极高，用了金泽本为底本，又用了古写本参照，再相校合，校勘相当扎实。

不过，在这里要特别提醒一点，在细川献书之前，国内是已经有的，而不是孤本，也说不上新闻标题中所言的“失传”。

乾嘉时代，东南沿海一带的文人手中是有《群书治要》的。

这本书在晚清重新传入中国，和一个叫鲍廷博的人关系很大。

鲍廷博年谱

鲍廷博为乾隆年间的歙县秀才，亦勤学好古，不求仕进，喜购藏秘籍，久之，藏书甚富，他立志刊刻《知不足斋丛书》，把一些搜集濒危书籍，做了一个集刊。乾隆四十一年，这本书传入了日本。

有趣的是，《知不足斋丛书》中的《古文孝经》是从日本学者那里找到并且收录的，这本集刊传到日本之后，相当于《古文孝经》重新回到了日本。

当时《知不足斋丛书》收入日版的《古文孝经》的时候，给他做序的卢文昭看到后欣喜若狂地说：

此书亡逸殆及千年，而一旦复得之，此岂非天下学士所同声称快者哉！

然而最诡异的情况出现了，当《知不足斋丛书》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学者发现日本原有的古本（1732年太宰纯注释的《孝经》）反而找不着了。

所以，明清时期中日学术交流出现的种种有意思的逸事都颇堪玩味。

《知不足斋丛书》和《群书治要》的关系在于，前者收入了尾张藩学明伦堂教授冈田挺之的《郑注孝经》（由此可以看到，鲍廷博为了搜罗各种濒危物种，是花了多大的心思，他的目光是放在整个东亚而不仅仅是诸夏之地的）

《郑注孝经》的来源就是古本的《群书治要》。

嘉定有一位喜欢藏书的秀才钱侗也由贾舶获得一本《郑注孝经》，另行刊印。而且钱侗一眼就看出，《郑注孝经》是从尾张本的《群书治要》里摘出来的，他在写给鲍廷博的信中，这样说：

此本廷之后跋称，考《群书治要》，凡五十卷，唐魏郑公撰，《郑注孝经》一卷，其书久佚，仅见日本天明七年刻本。 前列表文亦有冈田挺之题衔，则此书即其校勘时，所录而单行者。

可见，《群书治要》在乾隆嘉庆时候，在江浙一代是有流传的。

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参观“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

清末华夏道衰，纲纪散乱，隳紊旧章，百年乱世，中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中日友好四十周年之际，细川君赠汉籍留下一段珍贵汉籍流通互传的佳话，足慰百年前皕宋楼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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