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中产阶级的自白_风闻

来源：虎嗅网

近日，美国作家马修·斯图尔特在《大西洋月刊》上发文称：美国的阶级分化已十分严重，阶级与阶级之间将很快变得不可逾越，而他所在的阶级——看起来最温和、最无害、最励志的中产阶级，可能就是导致这一现状的因素之一。

文章编译如下：

贵族已死

小时候，每年约有一个礼拜之久，我都会成为美国某没落贵族的一员。

有时在圣诞前后——但更多是在7月4号那天，我们一家会前往祖父母设在芝加哥、棕榈滩或阿什维尔的乡村俱乐部小住。那儿的自助式早餐堪称饕餮盛宴，而祖父又乐意担任一位好客和蔼的主人。他每每备着一个熟悉的故事，并且鲜少会错过任何一个对我们进行温和指导的机会。

十一二岁时，从他喷吐而出的雪茄烟雾中，我获悉我们之所以能享受如此丰足的度假周，都要归功于曾祖父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一位曾受命于罗斯福的莽骑兵（注：莽骑兵，Rough Riders，美西战争中第一批自愿骑兵队的别号，罗斯福是其组织者）。

此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某一天成为印第安那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从此发了家。另外我还被告知，出于某些年代久远而令人费解的争议，洛克菲勒家族成了我们家的死敌。然而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明白，关于那位上校的故事以及他与石油巨头间的恩怨纠葛，其实远非事实。

度假周快结束时我们便会打道回府。

当时我家的现实情况是这样：我们一段时间要栖息在冲劲十足的中产世界，一段时间要辗转于美国设在各地的军事基地并寄居于其周围的各色社区（译者注：根据作者在本文及其个人网站上的介绍，他是出生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当时父亲已经是海军陆战队设在当地的一名军官。童年时，每三四年他就要随家人迁徙一次，加州、佛州、华盛顿……住所不定）。

然而，随着年龄渐长，国庆节吃豪华午餐的排场以及所谓的桥牌礼仪都变得有点可笑甚至可恶起来——就好比某些人才刚崭露头角，大家就要给他举办个没完没了的生日派对一样。

我所属的新一代们相信，**成功来自成就/价值/功绩的累积。**于我们，不外乎就是：分数、等级、有竞争力的简历、在棋类和球类运动中独霸一方的能力，以及自食其力——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帮邻居打杂、给快餐店打工，以及为完成学业而不断赢取奖学金。没错，我天生优势多多，但钱却不是其中一项。

而现在，我已经成了新贵族的一员（虽然我们自以为没有靠祖上荫庇）。而如果你是《大西洋月刊》的典型读者，你可能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社会学也好，金融学也罢，不管是以这两套学科的哪种标准来衡量，加入我们都是件好事。而投胎做我们的后代就更好了。因为，无论是在健康、家庭生活、人脉还是在教育水平上（金钱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在碾压来自下层的竞争。

不过我们也确实有盲点，那就是：对于本阶层的变化有多快、最终的归宿将如何，我们似乎是最后的知情者。

精英阶层已掌握了以牺牲他人后代为代价的、巩固财富和传递特权的老把戏。在这个财富日益集中的时代，我们并不是无辜的旁观者。相反，在这个经济被慢慢扼杀、政治稳定被慢慢破坏、民主被慢慢侵蚀的过程中，我们是主要的帮凶。

9.9%，故作韬隐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钱。在美国，有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是这么讲的：不平等现象正日益加剧，而罪魁祸首是化石燃料界的富豪、华尔街的肥猫、乳臭未干的科技兄弟，以及其他位于金字塔尖的那 0.1%。至于那剩下的99.9%，亦即所谓的“人民”或“中产阶级”，他们是无辜者。

故事的主要内容很简单，说得也有一定道理，但在角色理解和情节想象上却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没错，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那财富日益集中的过程中，最大的赢家的确是那些位列前 0.1% 的人。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和加百列·祖克曼的数据，2012 年，这一群体中约有16万户家庭掌握着全美财富的 22%，远远超出了 1963 年的 10%。而如果你打算募集政治献金，那也只能在这 0.1% 的人尖儿里找到金主。

相对而言，这群人所握的每块蛋糕都来自下层人之手。准确来说，是底端 90% 的人的那部分人不情愿地松了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曾是他们的巅峰时期，那时这一群体尚拥有全美 35% 的财富。然而30年后，这一数字下降了12个百分点——恰好能对上那0.1% 之人的财富占有率的增幅。

而处于中间层的那 9.9%表现最好。一个又一个十年过去了，财富大饼越积越大，他们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占有率。但是请注意，作为一个整体，它实际占有的财富比其他两层人的加起来还要多。在下图中，这一阶层的财富占有率是由黄金线代表的，高而稳定，而另外两个阶层的则起伏不平。我所谓的新贵族就处于这条黄金线上。我们就是这 9.9%。

三个阶层的曲线故事   9.9% 的人占据了全美最多的财富

那我们这9.9%到底是一群什么角色呢？

我们大多数人不像那些舌灿莲花的政治操纵者。我们是一群彬彬有礼、身着法兰绒的律师、医生、牙医、中层投资银行家、有着晦涩头衔的MBA、以及其他各种专业人士——你可能会请去共进晚餐的那种。事实上，我们是如此的谦逊，我们否认自己的存在。

我们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中产阶级”。

自 2016 年起，进入我们这一阶层的身份证明已变为：资产净值为120万美元；如果您的身价在此基础上翻番，便能挺进这一群体的中层。而如果您的资产达到了 1000 万美元，那您就能跻身该群体最顶层的那 0.9%了。（如果你还没到这一境界，别着急：我们这一群体对那些走在正确轨道上且有正确态度的人始终开放。）“我们属于那99.9%”，这话听起来很正确，但却只是一个口号，没有经过推敲。因为，即便是位于我们这一群体最底层的家庭也不知道干草叉能用来干啥。

此外，我们还大多数是——虽不完全是——白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在财富占有量排名前 10% 的家庭中，有1.9% 是非裔美国家庭，2.4% 是西班牙裔家庭，下剩的少数族裔家庭，则占据了这份名单的 8.8%——虽然他们在美国总人口中占据的比例高达 35%。

而我们这9.9% 遭遇的危险之一是：**在仰视中，我们的脖子被卡住了。**带着敬畏、嫉妒和渴望服从的复杂感情，我们凝视着上面那 0.1% 的人。结果，我们漏掉了发生在背后的、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大故事，那就是：我们已经把那 90% 的人留在了尘土中了——我们一直悄悄地在身后设置路障，以确保他们永远不会赶上来。

让我们假设你从美国财富分配的中间层起步。那你要跳多少级才能进入我们这 9.9% 呢？从金融角度来看，衡量标准很简单，而标准的变动趋势也非常明确。1963 年时，你需要把你的财富增加六倍。而到了 2016 年，你却需要把财富增加 12 倍才能勉强挤入我们的团队。而假若你大胆到想要进入我们群体的中间层的话，那可就得把你的财富值乘以 25 了——从这个标准来看，2010 年代跟 1920 年代很是相似。（注：1920年代的美国处于咆哮期，一方面科技发明层出不穷、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一方面贫富差距开始加大）

而如果你从有色族裔的中间层起步，那就得练习财务撑杆跳了。根据美国政策研究院的计算，刨去对家具和家庭汽车等“耐用品”的投资，2013 年中层黑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为 1700 美元，中层拉美裔家庭的为 2000 美元，而中层白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则为 11 万 6800 美元。2015 年波士顿亦出具了一份研究报告，称该城中层白人家庭的平均资产为 24 万 7500  美元，而中层非裔家庭的平均资产为 8美元（这可不是印刷错误），也就是两大杯卡布奇诺的钱。

要再加上够买 30 万杯卡布奇诺的钱，这群人才能挤入我们的阶层。

你经常会听到说：这些现状都无关紧要。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飞跃。也就是说，因为在经济上人们拥有可变动性（Mobility），所以不平等是无可厚非的。很遗憾，从普遍真相上讲，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而单就美国本身而言，这话也站不住脚。因为，与流行的神话相反，身处这个“机遇之地”，人们经济上的可变动性非但不高，反而在节节下降。

想象一下，你踩在社会经济的阶梯上，一根橡筋一头拴着你的脚踝，另一头则固定在你父母所处的社会地位上。橡筋的强度决定了你逃离出身的难度。如果你的父母高高在上而你摔倒了，那根橡筋能把你拉上来；而如果他们身处低位而你向上攀登，橡筋就会把你拽下来。经济学家们用了一个数值来表现这一概念——“代际收入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elasticity，简称 IGE）。

这个术语简单解释起来就是这样：子代收入会或高或低地偏离社会平均收入，而偏离程度的大小又跟父代收入的多寡有关。因此，父代收入对偏离程度之影响的大小，就被称为 IGE。

如果某国某段时间的IGE为 0 ，就意味着父母的收入和他们后代的收入之间没有什么关系。而如果IGE 增大到了 1，则意味着在这个国家里，一个人的最终命运几乎会被 TA 的出身定死。

纽约市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尔斯•科拉克称，半个世纪前，美国的 IGE 值还不到 0.3。今天则大约为0.5。这就意味着在美国，一旦你选好了父母，游戏就打完一半了。这个 IGE 值几乎比其他所有发达经济体的都要高。如果以这种方式衡量国民在经济上的可变动性的话，那美国更像智利或阿根廷，而不是日本或德国。

而当你看到对子代命运约束力最大的橡筋根植于哪一社会梯级时，整个故事就变得更令人不安了。

以 IGE 约为美国一半的加拿大为例，它跟美国的相同之处在于：其社会中层的后代都是以同样优雅的步速徘徊在附近的梯级上。而出身极高和出身极低的群体，他们的命运如何，两国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加拿大就不说了，反正在美国，底层人的后代和顶层人的后代最终都只会尘埃落定在某个距起点最近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树越高，苹果就越靠近。

几年前，经济学家、曾任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艾伦•克鲁格在审核全球经济可流动性的相关数据时，捕捉到了美国当时这股暗流涌动的进程。他指出，不断上升的不可变性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并不像两块被碰巧同时冲上同一片海滩的浮木，而是偕同撞击着全球海岸。所以不同的国家都有个共性，就是不平等程度越高，IGE就越高（见下图）。似乎人类社会有一种自然的阶级分化倾向，而待阶级与阶级之间分化得足够远后，就固化了。

盖茨比曲线 横轴：收入不平等性（基尼系数） / 纵轴：代际收入弹性

经济学家是一群谨慎的生物，他们会从这类图表中抬起头来，提醒你它们只显示了不平等的程度与 IGE 的高低之间具有相关性，并不说明两者间有因果关系。而对我们这些高层人士来说，这种提醒就成了一层现成的保护罩。有了它，我们就能理所当然地延续那套堪称美国精英统治之精神基石的谎言了，即：我们的成功与他人的失败间毫无瓜葛。这个想法让人心情愉快。

但实际上，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富人把本应从事生产活动或创造性活动的钱拿出来，砌成了一堵堵墙。此外，在整个历史中，有一个社会团体还身先士卒地承担起了维保这些墙的责任。在过去，这一团体是“贵族”，现在，则是我们这 9.9% 的人。而我们与贵族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坚称自己只是“中产”来继续保持上位。

再三年后，美国的不平等被我曾祖父那代人推上了顶峰（而眼下，我们这代正日趋逼近这一顶峰），并且我确信，那些推波助澜的人们曾经认为：顶峰只会越长越高，永不休止。

我们这一物种的起源

社会学家会用他们干巴巴的语言说，我祖母是这个家庭的社会资本的热心管理者——她才不会让某位来自西班牙街头的顽童打乱她的计划呢。祖母的做法确实“可圈可点”，但依据却不靠谱。金钱也许是衡量财富的标准，但它远非财富的唯一形式。家庭、朋友、社交网络、个人健康、文化、教育，甚至地理位置都是致富的途径。事实证明，这些非金钱形式的财富并不仅仅是我们贵族的特权，而是（从各自的角度）定义着我们。

我们是拥有好家庭、好健康、好学校、好邻居和好工作的人。我们可能会称自己为“五好一代”，而不是所谓的 9.9%。在这五个维度上，我们离那些不那么好的人很远，我们开始变得像一个新物种。而且，就像在祖母的时代一样，我们这一物种的形成始于一个爱情故事——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就是性选择。

这个过程的礼貌用语是“选型交配”。有时，人们用它用来暗示互联网时代的另一大奇迹——借助网络，爆米花们果然遇到了黄油，而洋基队的球迷果然也邂逅了同道中人。事实上,今天选型交配的狂潮始于一个真理，一个早已被简·奥斯汀小说中那些女主角们普遍认同的真理：不平等的日益加剧，使得富裕得恰到好处的配偶有所减少，与此同时，能找到这一配偶的犒赏也从此加码，而与此人失之交臂的惩罚也因此加重。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过程是一种无法预见的幸运。你可能会在校园的树荫下，或在某大公司的介绍会上遇到某人，在你尚未意识到 TA 将成为你的配偶时，你的财富值就已经翻番了。但有时，你还需要额外的手段（祖母明白这一点）。譬如，长春藤联盟的人如果想找跟自己素质相当的配偶，可以申请加入一个叫“联盟”的约会服务。当然，这项服务很挑人，只有 20% 到 30% 的纽约申请者能进入。对了，它有时被称为“精英间的引火棒”。

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拉杰·切迪的研究结果，单亲家庭比例的高低，是衡量各国社会固化程度的、最重要的一项指标。

这不是说寻觅佳偶、造就美好家庭是错误的。人们应该——也大概总是希望——以这种方式追求幸福。然而，我们精英阶层却有一种错觉，**认为如果我们的个人行为是无可指摘的，那么我们这一群体的集体行为就是有益社会的。**我们可能在去法学院的路上学过莎士比亚，但我们对生命悲剧的可能性却鲜有知觉。事实是，我们默默地、集体地选择了不平等，而不平等又反过来如此加害我们的社会。它把婚姻变成了奢侈品，把稳定的家庭生活变成了有钱精英们可以代代相传的特权。

我们怎能认为这样就能行呢？

家庭的“按阶级分化”还只是冰山一角。整个进程已经开启，我们的社会正在缔造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先停一停你的健身课吧，你会注意到：就连我们的身体也已经开始记录这一进程了。就拿 19 世纪的英格兰来说吧，彼时彼地的富人真是不一样——他们不止钱更多，身高也更高。根据一项名为“关于英国侏儒和巨人”的研究，上层阶级 16 岁男孩的平均身高比他们那营养不良的低阶层同胞们高出了8.6英寸（约 21.8 厘米）。而我们现在正在一套不同的身体素质指数上重复着这种分化。

家庭年收入低于 3.5 万美元的人，其患肥胖、糖尿病、心脏病、肾病和肝病的几率是家庭年收入超过10 万美元之人的两到三倍。

世界进入 21 世纪后，在头十五年内，美国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居然不降反升，这在发达国家里可是独一份儿。而在这一趋势背后起到推手作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所称的、“绝望之死”的速增——譬如自杀，譬如酗酒致死，再譬如吸毒致死等等。

如今，各种社会学数据都毫不含糊地表明：日益扩大的分化已见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这 9.9% 的人住更安全的社区，上更好的学校，有更短的通勤时间和更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而且，如有必要，我们还会在更好的监狱里服刑。此外，我们还拥有更多的朋友——那种会把我们介绍给新客户，或为我们的子女安排良好实习机会的朋友。

这些特殊形式的财富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优势，因此它们比单纯的高收入更难以模仿，炫耀起来也更安全。我们这一阶层穿着从我们本应卑微的出身中继承下来的牛仔裤和T恤，我们更喜欢通过谈论我们的有机生活、我们子女那令人惊叹的成绩，以及我们社区的生态正确性，来表明我们的地位。总之，我们已经明白了如何通过更高的素质来洗钱。

教育上的特权

我 16 岁的女儿正坐在沙发上和一个陌生人谈论她对未来的梦想——真不幸，就因为她一句“我朋友都这样”，我们就来了这个咨询室。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怀疑我们是来参加某种治疗的。只见那个穿着时髦休闲西装的职业女士目光锐利地盯了我一眼，然后说：“这时候焦虑是正常的。”看来她确实把自己看作是治疗师了。

但她似乎并不知道，如果说我确实焦虑的话，那我焦虑的根源就在于：她建议我花 1 万 2000 美元买一套据称能显著减轻父母焦虑的大学申请咨询服务。

不管怎样，既然带女儿来试体验她的服务了，我就不打算空手而归。于是我请她给推荐几个暑假活动。最后，我得到的推荐是“10 天法国文化之旅”——在大学申请咨询服务业，这类活动被称为“经验加分项”。后来我回家查了查，发现，嗯，这10 天经验的“售价”是 1 万 1。

也就是在那时，我听到了关于 SAT Whisperer 的神奇故事。想邂逅他吗？穿过加州海岸的黄棕色山谷，经过那些被科技公司的黄金股浇灌起来的宅邸，你可能会遇到他。差不多四十年后的今天，他曾经的高中同学仍然记得他，因他是他们孩提时代的神童之一。当时，他和他同样早熟的兄弟姐妹在当地的电视节目中展示了超常的语言和音乐天赋。而现在，他的客户则带着他满加州飞，与他们16岁的孩子一起备考。你可以在每周末以 750 美元/两小时的价格雇佣他（工作日的话有折扣，同时交通费另算）。有些客户还在他那儿预订了每周一次的包年服务呢。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过去的日子是不是更好过？毕竟那时你只消拿出冰冷的现金，便能在某个心仪的精英大学里买到一个名额了。

无论如何，我现在开始为女儿排练演讲了（注：作者可能受邀在某仪式上发表演讲）。其实我本想当众说：“即使不上名牌大学，你也绝对可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爱你，因为你就是你。我们不像那些俗气的奋斗者——他们对车贴（注：这里可能是指自我标榜或给自己贴标签）的需要恰恰证明了我们教育方式的优秀。而且，为什么你非想成为一名投资银行家或企业律师呢？”但我硬是压着没加这段话，因为我很清楚：她会像火烧屁股一样为我的“胡言乱语”拉响警报。

如今，美国精英学生的肤色和性别的确比以往更多样化了，但各族群的财务基础也固化了。1985 年，在全美 250 所顶尖大学中，有 54% 的学生来自在收入分配排名上位处后 75% 的家庭，而一项针对2010 届毕业生的类似评估则显示，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了 33%。2017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全美38 所精英大学中（有 5 所常春藤大学），来自前 1% 的学生已经超过了来自后 60% 的学生。2014年，耶鲁大学前英语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出版了《优秀的绵羊》一书，在书中他对目前美国的形式做了如下精到总结：“我们这套新的、注重多种族与性别中立的精英教育制度已经找到了世袭罔替之路。”

且富人们另有诸多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平权计划可以大加利用。正如丹尼尔·金在著作《录取的代价》中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精英大学有一套“继承优先政策（ legacy-admissions policies）”，即：优先录取本校校友的后代（会投胎也是一种远见？）。至于体育招生，总的来说富人也占上风，因为他们的子女能从事长曲棍球、壁球、击剑，以及其他高成本的、为私立及公立精英学校所擅长的运动。

此外，对整个富人阶层而言，至少在那最顶尖的 0.1% 中，“爹交现金，儿拿学位”的老做派已经重现江湖了。（注：美国非营利性民间新闻网站ProPublica 曾发文，质疑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哈佛学位就是他父亲“捐”来的）

你看，当我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团结起来组建各色协会（以保护我们的集体利益）时，我们会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服务质量、为从业者提供公平的职场条件、以及让优秀人才得偿所值。可是当工人阶级企图通过工会来达成类似目的时，我们却会认为：这违反了自由市场的神圣原则，其手段是凶残的、反现代的。所以，想想看吧，当一家企业的工人居然聘请了顾问、组成了“薪酬委员会”，他们的下场会怎样？不用说都知道。CEO 们一向不会出人意料。

而工会人数大幅下降的那些年，就是教育溢价开始激增的那些年，这并非巧合。1954 年时，尚有 28% 的工人是工会成员，但到了 2017 年，这一数字却下降到了 11%。

教育本身（而非学位）总是好的。真正的教育能打开心灵，培养良好的公民。追求良好教育应该是为了有益社会。然而，在我们这套失衡的体系中，教育已退化成一种追求私人利益的手段。它非但没有团结和丰富我们，反而使我们分裂和贫穷。有研究已经表明：高等教育溢价越高的国家，其 IGE 指数也越高，从而其社会固化的程度也就越高。

再说说我自己吧。当我千方百计地为女儿的大学申请寻找最佳射门角度时，我终于意识到为何那套对成就/价值/功绩的错觉如此难以动摇了。因为连我自己都（在潜意识里）认为，如果我——我的意思是，她——能申请成功，那就证明我们当之无愧！而如果这个系统可以人为操控的话（你懂的），那具备操控能力也能从新的角度说明我们够格！

所以，去吧，只管去把 SAT 考试替换成海上沙狐球比赛或其他任何你觉得（对你）公允的项目吧。我们反正也能最终精通那套项目的玩儿法，谁会怀疑呢？知道我们能多么迅速地说服自己，说自己之所以完全有资格成为富人，就是因为自己具备洗牌的本事吗？还有，知道我们能多么迅速地为后代建立起完善的沙狐球奇才培养术吗？不过，嘿，我们有谁会注意或者关心脚下这艘船的航向吗？

……

假设我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抬起头来了。假设我们确实看到了一角冰山。那么，这会促使我们在抚养孩子方面少费些劲吗？残酷的事实是，只要良好的教育和良好的公民身份间有冲突，我们就会再多带几把小提琴来继续这趟航行。

政府的隐形之手

就祖父而言，对生产阶级的攻击早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就开始了。一切都始于1913年。那一年，也就是祖父出生后没几个月，政府通过了第十六条修正案，赋予了联邦政府征收直接性个人所得税的权力。可以说，祖父这大半生最大的赚头就在于他生逢其时。同时，这种巧合又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惠及了几十年后才诞生的我。不信的话，请耐着性子往下看。

祖父曾是一名股票经纪人，同时他也爱好政治。（他曾对内宣称说想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选，以便参选康涅狄格州副州长一职。）一直以来，他们夫妻二人都深信自己完全可能一直延续不需政府插手的生活。但到了垂暮之年后，由于从上校那里继承来的遗产日渐微薄，他们终于开始费心巴力地为社保和医保而奔忙了。

在美国政治思想之类的书中总有那么一页——祖父深知这一点——说我们必须在政府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但如果再咂摸一通，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只能在看得见的政府和看不见的政府之间做出选择。而贵族们总是选择看不见的政府，这样才能自由地行使专属特权。我们这 9.9% 的人已经掌握了这门艺术——一边让政府为我们工作，一边大声抱怨说政府只会服务其他族群。

首先，我们的税负被严重夸大了。联邦个人所得税这一项去年收了1.6 万亿美元，当然是增长了。但与此同时，工资税也征到了 1.2 万亿美元。这打击的可是所有工人，而不是像米特·罗姆尼那样的投资者。此外，根据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统计，在收入分配上排名最靠后的那 20%，他们缴的总税款已经达到了最靠前的那 10% 的一半儿，同时又比最最靠前的那 1% 多了一倍还多。

从理论上讲，税收支出可以用来支持任何有价值的社会事业。比如所得税减免，它本该首先惠及低收入人群，但事实上，多半都是上层人士近水楼台先得月。

不信的话，咱们来数数唾手可得的福气吧：我们可以享用价值2500亿美元的、由雇主赞助的健康计划；我们还可以分割总额高达 700 亿美元的房贷利息补贴……此外你大概还有房子、投资组合以及私募股权吧，能亲眼目睹它们噌噌增值，那才是最令人陶醉的呢。2013年，联邦税收支出的总额超过了9000 亿美元。美妙的是，其中的 51% 都流向了在收入排名上位列前 20% 的人，而 39% 都归给了排名前 10% 的人。

但是等等，何止这些呢！别忘了还有孩子。如果一个国家灵魂的秘密藏在其税法中，那扒开美国的税法，你就一定能看见这个国家对富人子女的钟爱。2017 年的税改提出：遗产的免税继承额从 1100 万美元一下提升到了 2200 万美元。

而除了“免税”这个关键词外，这条新税法下还隐藏着一项福利，即：当你把几十年前就捂在手里的资产（譬如住宅或投资组合）传给下一代时，那些本应因资产增值而产生、但你却从未支付过的税负，将一并一笔勾销，你的子女将更堂而皇之地避开“父债子偿”的命运。而这笔税负绝非小数。仅 2013 年一年，富人们在这上头就欠下了 430 亿美元，相当于对儿童健康保险计划之总投资的三倍之多。

听说我的曾祖父，也就是那位上校，是在1947年去世的。当时遗产税税率曾一度达到如今闻所未闻的77%。缴完税后再把剩下的遗产跟三位兄弟姐妹一分，祖父差点连买宾利和缴纳俱乐部会费的钱都剩不下了。这样一来，政府终于稳稳当当地把我下放到了中产阶级。为此我将永远心怀感激。

镀了金的邮政编码

从我那位于布鲁克林的家出发，步行去理发是一趟很愉快的旅程。一路上，你会经过高大的榆树和考究的住宅——它们包裹在翻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荣耀里，喜气洋洋。在这片点缀着特大号壁橱、实木客厅和超级冰箱的荒野里，除了偶然能碰上一两个园艺师，基本上你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如果有幸碰上位邻居，你们之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对话——“我们的厨房改造工程超出了预算。后来我们不得不勒紧钱袋才匀出钱雇到了瓦工。”“深有体会！因为那个燃气维修工老说自己的车坏了，我们吃了整整一个月的泰式外卖！”

待这趟旅程结束后，你的发型便会焕然一新。但同时你也会发现，那个为你服务的漂亮女士看起来压力重重。因为她每天上班都要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耗一个小时。那位燃气维修工也一样，因为他住在另一个州。他们俩都住不起这儿的房子，因为租金太 TM 高了。

从 1980 年到 2016 年，波士顿的房价增加了 7.6 倍。而旧金山、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也早就变得寸土寸金了。至于其他地方，则明显被比了下去。1980 年，圣路易斯的房子还能在曼哈顿换一套体面的公寓。今天，同样大小的房子只能在那儿换一间80平方英尺的浴室。

飙升的房价逼得许多大城市人口减少，这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个过程又如何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固化，就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了。

那些“黄金地段”与周遭地区之间的经济隔离（economic segregation）和教育隔离是越来越明显了。譬如我居住的波士顿西南郊区，那儿有 53% 的成年人都拥有研究生学位，可是到了南部郊区，这个数字就下降到 9% 了。

地理上的鸿沟最终变成了财富上的鸿沟（前文说了，财富的形式多种多样，高等教育即为其中一种）。这个结果，实际上就是不同地区的富人不断巩固其财富造成的。那些镀了金的邮政编码都下伏着巨大的造金机器，既有“大到倒不了”的银行，也有所谓友好的科技垄断企业。傍着这些“钱老大”住不仅是囤积财富的有效手段，而且还能助你在丛林法则中胜出。有研究表明，镀金地带的犯罪率更低，住在那儿的人预期寿命更长，且拥有更实用的社会网络。相形之下，长时间的通勤则会导致肥胖、颈椎病、压力、失眠、孤独甚至离婚。有研究表明，如果配偶的通勤时间达到了 45 分钟或者更长，夫妻离婚的几率就会增加 40%。

总之，邮政编码成了我们的身份。它定义了我们的风格，宣布了我们的价值观，造就了我们的地位，同时还保住了我们的财富并帮助我们将其传给下一代。但另一方面，它也在慢慢扼杀我们的经济，消陨我们的民主。它是盖茨比曲线的实体版。在经济增长这件事儿上，美国曾上演过一个老故事，讲述它是如何通过经济惠及人、吸引人并造就人的。如今我们也在写一部故事，可讲述的却似乎是：我们砰地关上了身后一扇门，然后钻入一堆商用级别的厨房设备下，慢慢地走向窒息。

我们的盲点

在我们家，萨拉姑姑是家族荣耀的真正信徒。根据她的描述，我们的姓氏传自苏格兰的古代国王。曾曾曾祖父威廉·斯图尔特是位陆军，日常就坐在乔治·华盛顿的右手边。而萨拉姑姑自己则是波卡·洪塔斯（注：被视为英雄的一位印第安公主）妹妹的后裔。这些故事没啥意义，但并不能阻止萨拉对其深信不疑。因为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的家族必须是特别的。

可我们这 9.9% 是不同的。我们不会骗自己说自己天生具备源远流长的特权。因为我们已经说服自己：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特权。

此外，我们还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某种“平庸的自我中心”。这是由惯常的认知失误导致的。人类总有火眼金睛去关注自己的挣扎，却不太可能知道，在城镇的另一边，有人为维持生计正同时做着两份最廉价的工作。对自己的胜利人类总往往就一句话：本人成功了。他们很容易忘记那些递给他们笔杆、扶他们上马的人。至于我们这 9.9% 的人，我们也经常把因地位竞争导致的压力和生存压力混为一谈。可是，不，没能把孩子送进斯坦福并不是足以扭转一生的灾难。

我们当然知道眼下的住处有多昂贵，但离岛而居却是不可想象的。凭着直觉，我们已经领会到：悬在盖茨比曲线上的人生有一个基本矛盾，那就是不平等越严重，你的钱就越不值钱。

从骨子里我们就觉得，阶级只会为阶级本身服务，而其中的个人却是可有可无的。我们中总有些人会被抛弃，会被新鲜血液取代。这种对特权的不安全感只会随着特权阶层与下层间鸿沟的扩大而日益加重。同时，这不安的引擎又会驱策我们投入更多时间、更多经历去砌墙，好继续把他人隔离在外，从而继续自保。

所以，西卵的生活还藏着另一个事实：总有人在你之上。对盖茨比而言，压着他的是那些出生在遗产清单里的人，而对我们家那位上校而言，踩着他头的是小约翰·D·洛克菲勒。你总是试图取悦他们，可他们却总是时刻准备着跟你划清界限。

仔细想想，其实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把正常权利都拿去换特权了。我们巴不得剥夺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普世权利，譬如接受优良教育、享有适当的医疗保健、在职场上有充分的发言权，以及真正平等的机会等等。但是最终，到底谁才会在这场危险的特权晋级游戏中胜出呢？

这种情况下，自欺欺人地杜撰家族史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于事无补。可惜萨拉阿姨明白得太晚了。尽管上校那所剩无几的财产流到她那一代身上时就剩几个铜板了，她还是怀抱着家族大神话和与之相配的个人大愿景。她笃信自己继承了祖辈的商业头脑，把一锱一铢都押在了后来兴起的互联网泡沫上。结果，到了临近退休的岁数，她还穿着红黑相间的制服，在佛州杰克逊维尔附近的温迪快餐厅卖着汉堡。

民怨政治

2016年的总统大选标志了美国史上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怨恨化身为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驮着 TA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联盟，其中的一小部分成员来自前文提到的超级富豪，即位于金字塔尖的那 0.1%，剩下的那一大帮子则来自位于底层的 90%——一个几乎凡事都跟我们这 9.9% 唱反调的阶层。

根据 CNN 和皮尤的民调显示，约有 20% 的白人投票者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并非新经济的赢家。当然大体上说他们也不穷，可他们的确有理由觉得自己被市场审判、并最终被定罪为“缺乏”了。

从数据上看，希拉里的胜选县拿出的生产总值占了整个 GDP 的64%，而特朗普的胜选县只能瓜分那剩下的 36%。再有，房地产网站 Zillow 的资深经济学家阿伦·特拉扎斯发现，希拉里胜选县的房价中位数是 25 万美元，而特朗普胜选县的房价中位数只有 15.4 万美元。而如果把通胀率考虑进去，你就会发现：从 2000 年1月到 2016 年10 月，希拉里胜选县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了 27%，而特朗普胜选县的只上涨了六个百分点。

虽然如此，特朗普（白人）选民的显著特征却不在于他们的收入，而在于他们的教育，或者干脆说教育的缺乏。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分析，2016 大选期间，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身上特朗普输了希拉里 17 个百分点，这个结果不能说不丢人。但与此同时，特氏也在那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身上狠狠扳回了一局——在他们身上，他赢了希拉里足足 36 个百分点。

类似的对比结果也曾出现在希拉里与奥巴马身上。根据数据预测大神内特·希尔的分析，全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 50 个县都一度把希拉里视为香饽饽。2012 年大选时，奥巴马在这些县只赢了对手 17 个百分点，而希拉里则赢了近 26 个百分点。至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 50 个县，它们则给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奥巴马在它们身上只输了 19 个百分点，而希拉里却输了 31 个百分点。

1963 年，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写就《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08年，苏珊·雅科比在《美国的无理性时代》中发出了警告；2017 年，汤姆·尼克尔斯又推出了《专业知识之死》。到了特朗普身上，无理性时代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英雄。这位“白手起家者”一直是那些不太得志之人的偶像。他是美国梦的神圣化身，他不听从任何人，他是穷人眼里理想的富人。这个群体受不了的是那些读过书的伪君子。特朗普对政策一窍不通，而且真刀实枪地恪守着无知，因此对那些认为“整读书人即为善政”的群体而言，他的确是完美代表。

当理性成了平民的敌人，平民也就成了理性的敌人。

美国政治生活的剧烈两极化并不是由于彼此间缺乏礼数和理解。只是因为不平等日益升级，整个社会才最终受到了这种报应。其实，没有那 0.1%（或者干脆说，没有这群人中极具野心的少数分子），这一结果是不会产生的。财富总是通过分裂其对手来自保。盖茨比曲线不仅造就了地理上的藩篱，它还指使人们筑起了心墙。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这 9.9% 就能脱罪了。或许我们没有资助种族迫害，但我们毕竟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机会都藏匿起来了。我们是一群掠夺那 90%、喂养那 0.1% 的机器操作工。我们乐意从战利品中分一杯羹。我们的劳动成果不但致使另一群体变得容易心生怨恨，而且最终把他们驯化成了刀俎间的鱼肉。我们沾沾自喜地蔑视着这一切。现在，我们该准备好自作自受了。

在承担后果前，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最显而易见的真理是：怨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它既不是改革计划，也不是“民粹主义”。它是民主制度的苦难而不是民主制度的体现。利用民怨来操纵民心的政治成了加剧不平等的工具。特氏施政的无能造就了一洼叫人寸步难行的泥沼，从中挣扎而出的每项新政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未来的许多年内，这些新政都将持续发挥作用，继续把那 90% 的人按在精英制度的的山脚下，并继续让他们艰难爬行。

而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二点是，下一批该上砧板的就是我们了。随着怨民的不断增加，靠近顶端的那个“福乐圈”（即我们这 9.9% 之人所在的圈子）会被越挤越小。那些乘着民怨的暴风跻身荣华的人最终会意识到：与其让我们继续充当机器操作工，不如转而把我们树立成平民的“范式敌人”。最近已经有新税法开出，给 9.9% 这一圈层中的某些人穿了小鞋，但这还只是开头。随着民怨政治的图穷匕见，我们品尝的苦果会越来越多。

而最不容忽视的苦果就是社会动荡。在这方面，过去的一年已经做了充分的证明。无理性的人通常也是“难管”的人。在这点上我不打算多啰嗦什么，你只要自己去查查“宪政危机”这个词在过去五年内出现的频次就知道了。这就是盖茨比曲线的可怕之处——你觉得你所有的收益都被锁进保险柜了，但实际上，固化的过程也会脆化整个系统。回顾历史，你自然会明白这一过程的最终结局如何。

贵族的跌落

当年，我们家的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为躲避传票隐藏了好几个月。按照其律师的说法，他当时正在墨西哥或南美进行极为敏感的业务谈判，一旦透露确切位置就会危及国家利益。最终，来自蒙大拿的参议员托马斯·J·沃尔什把律师拖上证人席，向他展示了哈瓦那报纸八卦专栏的剪报，并附上了对上校非常不利的照片——在那段时间内，一向以“马之伯乐”著称的上校显然是赛马俱乐部的常客。此外，在那一连串令人难忘的午宴及晚宴上，以及在那场哈瓦那游艇俱乐部的舞会上，上校的微笑都曾一次次在镜头前绽放。

后来参议员们终于把上校拽回了本土。当他们就那些像臭虫样爬满整个政治生态系统的、空壳公司的债券向他提出质询时，他倒摆出了“叫你们知道知道谁才是老大”的架势。“根据美国法律，”他宣称道，“我不认为你们这个委员会有权采用这种讯问方式。”虽然如此，他后来还是施恩似地补充说，他“本人没拿到过任何这些债券”。而这句话在英语里不管怎么解读都是谎言。

传说中的斯图尔特王朝的黄昏并不光彩。一位辩术高超的律师最终帮上校“辩白了”藐视法庭的指控，但小洛克菲勒却不打算原谅上校在公关上的惨败。为了赢回股东的心，上校打了一场史诗般的无用之战，最终他只得挂冠退位，回到楠塔基特的家族庄园以度余生。

而这些都没有改变茶壶山丑闻案所暴露的现实。当时，在盖茨比曲线的巨大压力下，美国民主已命悬一线。掌权者就是掌钱者。说到底二十年代的金融家们想要的无非就是古往今来的金融家们一贯想要的，所以当时的“公仆”们便把那一切拱手送上。譬如，卡尔文·柯立芝政府就于 1926 年通过了巨额减税法案，以确保人人都能赚多少得多少。富人们似乎认为他们从此可以万事无忧了——直到 1929 年 10 月的到来。

那么，这些掠夺上演时那 90% 的人在哪儿？相当一部分都在 3K 党的集会上。在那些嗓门最大的人看来，美国最大的问题都该归咎于那些蹭吃混喝的移民。而现在，你知道，当年那些移民的后代也开始照样怪罪如今的移民了。

财富集中的恶浪掀起于镀金时代，于 1920 年代达到顶峰，最终破碎在大萧条和战争的浅滩上。今天我们倾向于认为：创立于罗斯福新政时代并在战后开花结果的社会福利体系是新时代平等的首要驱动力。但事实是，当时的努力与其说是今日之成果的原因，不如说是之前之变革的结果。而死亡和破坏又是变革的真正动因。首先，当年的金融崩溃曾把富人打得倒退数步，其次，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则因战争获得了权力。

而那场镀金的、汹涌的破坏性大浪绝不是美国史上首场由于不平等造成的大动荡。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无论是从市场资本还是从雇佣规模来看，美国当时最大的行业都是奴隶业。那段时间，整个行业集中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不到 4 千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0.1%）占据了该行业“人力资本”的1/4，还有另外 39 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9.9%）则瓜分了剩下的 3/4。

那些蓄奴精英们比绝大多数的白人同辈有文化得多、健康得多，餐桌礼仪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说跟那些受其奴役的人相比了。他们不仅主宰了这个国家的政府，还主宰了其媒体、文化与宗教。他们的信徒在布道坛和新闻网络里极为成功地展示了奴隶制的神圣和慈善，以致数百万并不蓄奴的贫苦白人最终都以为：为保卫奴隶制而捐躯是种光荣。

这场浪潮最终把62万军人和大量财产都拍成了炮灰。一段时间内它的确在美国南部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只不过这个过程很快就反转了。

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并不是人类不平等史上的罪魁。作为北美殖民者的输出地，欧洲各国早就见识过不平等与社会动荡，后来美国人花了一个多世纪才模仿到手。无论是古罗马、近东、亚洲还是南美，这类历史故事的情节都一样。在其著作《伟大的平等主义者》中，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上好案例，说明不平等一定会终结于战争、革命、亡国以及瘟疫等大灾大难。现在，美国不平等的第三波大浪似乎正迈向顶峰，而我们敢下多少注来赌沙伊德尔所说的那种结果不会发生呢？

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上校出身上校世家，祖祖辈辈都会将其权力意识传给后代。但实际上远非如此。

1866年，罗伯特·W·斯图尔特出生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小农场。用标准石油公司历史学家保罗·亨利·吉登斯的客气话来说就是：一家人起早贪黑，也不过给他挣了一个“相当一般的家境”。后来，邻居们看出这位粗朴少年有些不一般，便凑钱把他送到了名不见经传的科伊学院。当这位靠奖学金过活的少年几年后终于踏入耶鲁法学院时，不难想象，他已经是箭在弦上，迫不及待要事事争赢了。

哈瓦那游艇俱乐部闪光灯捕捉到的某个 pose，说不定早就在中西部寂静平原上一个满是划痕的镜子里“首秀”过了。

选择

我倾向于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结局过于悲观。即使注定了要面朝过去摇橹不停，那又怎么能知道我们最终会回到哪一段过去呢？

历史证明，许多贵族阶级也曾做过明智的选择。譬如，古代雅典那 9.9% 的人曾推迟过盖茨比曲线下那股致命大潮的来临。而美国的首代革命者也大都出自 9.9% 这一阶层。正是他们背叛了英国国王，创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所以，最好的革命都不是起步于底层。它们是中上阶层的奋斗成果。

日益加速的不平等已导致社会阶层不断固化，而我们当下面临的决定性挑战是：要通过扭转这一固化进程来重续美国民主的承诺。只要不平等主宰社会，我们的政治中就不会有理性；而如果没有理性，我们的问题就都无法解决。这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的难题。而目前提出来的各种解决方案，从很大程度上说，都只能给极少数人解解痛痒。

譬如，为了把更多人招进他们那镶金嵌宝的教室，善意的精英们推出了更新更好的考试方式。很好。但仅仅如此我们还不能打击盖茨比曲线。政策研究者们定意要修改那些叫人恶心的税法，也很好。

可是接下来呢？保守派们决定重拾教化之道，譬如让人举办传统婚姻、回归旧时信仰，这当然也好。但只在口头上宣讲这些并不能拯救任何家庭脱离受操控之经济带来的致命压力。还有，咖啡馆里的那些激进分子，他们说要搞场革命。看来他们还没明白：只有极端暴力和极具破坏性的手段才是简单易行的。

理念一直是美国的指路灯，而不是政策计划，更不是现实。人类的权利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仅靠几个短语或古老的宣言就永久建立起来。对权利的要求总是与时俱进的。在当今世界，我们应该明白，能享受医保、有机会学习美国文化中积淀下来的智慧、并拥有体面的家庭和邻居，这些权利不应为那少数几个系统操控者所独有。因为，这些权利和先辈们所说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等权利是同根同源的。

是的，要想掀起真正有用的变革，就需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解铃还须系铃人，能创造垄断就能摧毁垄断；能将金钱引入政治就能将其请出去；能把权力从劳方挪到资方就能再将其挪回来。此外，变革也要推及到各州和各地方，不然我们如何打开社区、恢复教育的公共属性？

最后，我们每个人也要有所付出，尤其是那些恰好在这轮游戏中暂为赢家的人们。我们要把目光从映照自己的成功的镜子上挪开，想想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帮助那些不是我们邻居的人。我们要为别人子女的机会奋斗，就好像自己子女的命运取决于此一样。

而事实可能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