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批评一下“人口红利”这个观点，太片面了_风闻

【在本月上旬举办的思想者论坛上，继文一、米歇尔·阿格里塔教授分别就“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模式”发表主题演讲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孟捷也跟大家分享了其独到的见解。本文为观察者网首发，未经作者审定。】

孟捷：

两位讲得很好，很丰富，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前两天很荣幸请到Michel Aglietta教授到复旦经济学院做报告，今天他讲中国经济问题又讲得很深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就中国经济改革道路、中国模式，刚才Michel Aglietta教授说他不会说中国模式有多特殊，他说我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亚洲模式，并总结了亚洲模式的几个特点。

我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中国模式的特殊性，至于我们跟亚洲模式的共性和差异以及比重，学术界可以争论，我就不下定论了。下面我主要想评价一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当中比较典型的三种制度形式，然后通过三种制度形式的分析，看看我们的改革开放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以及这些理论有什么缺陷。

第一个制度形式，农民工。这是中国向现代化过渡的一个制度性现象，农民工是一种经济制度。什么是农民工？2013年我和学生写过一篇文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读农民工为“半无产阶级化”。中国农民工走向劳动市场，其劳动力商品化是在彻底的无产阶级化发生之前出现的。

半无产阶级化两个特点，一个是农民有土地，有生产资料，在此前提下他们出卖劳动力。第二，农民工就业和劳动发生在城市，但劳动力再生产，如孩子教育、养老、医疗主要发生在农村。留守儿童是农民工及其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种特殊模式。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表述概括第二个特点——农民工劳动和劳动力再生产，二者在空间上是分隔的。这种分隔带来的直接经济后果是农民工工资非常便宜，因为工资不需要覆盖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在我们2013年写的文章里所用数据显示，农民工工资正好是城镇居民工资的一半，而且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和农村经营收入各占一半，这也是为什么用“半无产阶级化”来概括农民工的特点的原因之一。

由于中国工资成本低，经济学中有一个流行的理论叫“人口红利”说，用于解释这一现象。这里我要批评一下“人口红利”，因为这个观点是片面的。这个理论只是“比较优势论”的一个翻版。全世界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很多，人口结构比中国好的国家也多了去了，我们已经在讨论中国人口老龄化。低廉的工资成本不单纯是人口红利造成，而是半无产阶级化的制度红利。农民工作为制度形式会造成各种经济后果，每年春运农民工返乡潮也是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的经济学主流理论、即人口红利理论没有把握中国经济核心制度的特点。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结论，即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从制度层面分析，可以称之为“半无产阶级化陷阱”。其实半无产阶级化理论从恩格斯、列宁到沃勒斯坦有一系列描述。所有国家都经历过半无产阶级化，但是我们体量太大，且拥有两亿多农民工，这个数量是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从改革开放至今，这个现象还没有结束，持续的时间会很长。

2013年我们在论文里引证了人口经济学家的研究，农民工平均在城里待8年。第二代农民工时间会长一点。摆脱半无产阶级化陷阱，唯一的出路是中国在所有产业上全面升级。中国制造2025计划为什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小国，我们不可能靠一两个产业就把半无产阶级化这个局面结束掉。美国人恨我们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要跳出半无产阶级化陷阱，就必须推进几乎所有主要产业向世界一流水平攀升，否则就没有足够的增加值，来保障大多数人过上真正意义上的小康或更好的生活。

中国经济的第二个典型制度形式，是竞争性地方政府。史正富教授的“三维市场经济”观点，强调地方政府和中央国家是内生经济主体。真正内行的中国产业经济学家，从来不争论有没有产业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有没有用，而是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实现的机制。在地方政府成了市场经济的内生主体以后，真正的问题体是，中央有产业政策，地方也有，这两个政策经常矛盾。所以由此得出的问题是，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如何有效，哪个有效？同一个中央政策，有的地方忠实地执行了，有的地方可能阳奉阴违并没有去做，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只是被我们主流经济学话语遮蔽了。在这种博弈中，事实上是市场在选择哪一种产业政策最终取得成功。因此，林张之间围绕产业政策的争论，事实上并没有触及产业政策的实质，他们忽略了地方政府这个制度形式在产业政策问题中的作用。

中国经济中第三个重要的制度形式，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国家。在理论上阐释清楚这个问题是很难的，今天上午杨平做了很好的初步梳理，但还有更多工作需要做。中国共产党是一项经济制度，它不是传统政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如此。举一个例子，中央任命郭树清同志做央行书记。对此可以在理论上加以解读。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的中央银行理论是央行独立性理论，这个理论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它鼓吹央行的唯一目标是盯住通货膨胀，这套理论是大学里都教的，但问题是，美国经济学的这个理论和美联储的实践也是冲突的，2018年以后量化宽松就跟这个理论相矛盾。党领导央行，这里面有很多可以在理论上解读，这可以看做是对央行独立性理论的直接挑战。这样的党作为经济制度的活生生的例子中国还有很多，比如外企建立党支部，有人讲，这个跟一般公司治理教材不一样，但事实上，世界上本来也没有统一的公司治理模式。前一段时间看到中国企业到德国投资，在德国有企业共决制，阿格列塔认为这些制度因素是造成德国金融波动在欧洲国家最小的原因，所以公司治理，各国都有各国特点，中国有中国特点。但是，如何把党作为经济制度来看待，我们却没有任何现成理论能够将其概念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总结上述三种典型的改革当中出现的制度形式，也正显示出我们经济学理论是远远落后的，还远远没有把真正的中国故事、中国模式讲出来、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