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近代中国民生问题的名与实_风闻

这篇笔记，写于2017年岁末，其时“Di Duan Ren Kou”一词正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耳目所及者，1930年代一些时流名彦的言说，仍被拿来借古讽今。更有甚者，视哈耶克为人民救星、在“历史终结论”的游泳池里翻江倒海。殊不知，彼辈何曾真正对天下寒士念兹在兹？讼《孝经》以退黄巾者，此之谓乎？

近代中国，遭逢世变，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冲击下，中国原有经济与社会结构面临极大的危机。在以西方列强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伴随着通过大工厂机器生产的大量廉价商品倾销至中国，许多过去行之已久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开始面临失效，甚至解体的危险。此外，太平天国运动绵延数省，清廷与农民起义军长期对峙，在战乱之下，许多城镇变成废墟，数以万计的民众流离失所。另一方面，曾国藩、左宗棠等士人组织本省乡民建立军事武装，而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这些大量军人如何安置，也成为一项颇为棘手的事项。凡此种种，致使游民人数大增，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一个非常引人瞩目，并且不易解决的问题。

曾国藩的湘军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里，“民本”理想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实现基本温饱，并在此基础上广施教化，此乃历代儒者所汲汲追寻的治世场景。即便生逢乱世，许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依然不会放弃这一理念。安史之乱中，杜甫虽然避难四川，但依然不忘呼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正所谓“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对平等、淳厚、安定的社会的向往，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突出特色。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在民族国家内部为聚敛原始积累而进行的剥削与压迫，为获取原料生产力、廉价劳动力与市场而进行的海外殖民扩张，根据儒学的义理来看，这些无疑是为“利”而舍“义”的行为。而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深邃犀利的历史分析，借助资本、阶级、帝国主义等概念，刻画出整个资本运作过程中的罪恶的一面，并且揭示为这种资本扩张进行合理化辩护与论证的各种意识形态之“虚妄”与“颠倒”的面向。也正因为这一点，近代许多本来深受儒学熏陶的知识分子，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梗概之后，便立即成为其服膺者与践行者。

在古代，如果一旦发生天灾，那么如何处理“荒政”，便成为衡量地方官员是否有能力的重要标准。颁发救济粮、搭建临时居所、动员当地士绅富户捐粮捐钱、求助邻省给予相关帮助，这些都是克服灾荒的手段。而之所以这些手段能够长时期实行，除了中国秦以来郡县制国家逐渐形成的一套颇为完备并有一定行政效率的官僚体制之外，很大原因是由于无论是官员、士绅，还是广大民众，他们都深受儒学义理的熏陶，具有大体上相同的价值观与政治、文化认同。儒学义理中所包含的民本理想，基本为各类官员所共享，是他们立身处世的重要价值标准。否则一旦所作所为与此过分违背，不但难以在制度体系内得到升迁，而且还会被整个士大夫群体所抨击，将会不齿于士林。另一方面，广大民众虽然未必真正读过各种儒家典籍，但其中的道德理想却通过通俗小说、唱本、戏文广为传播，成为普通人判断政治良莠的重要标准。今人可以按照一种教条式的启蒙主义，认为这些都是“清官文化”，没有近代西方意义上的独立意识，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意识形态因素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国历代王朝大体上将庇护天下寒士作为自己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观念，在近代由于西学的冲击，其合法性在一步一步的丧失。并且由于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与游民相关的民生问题也无法完全依靠传统政治思想来充分认识与寻求解决。伴随着大量的工厂纷纷建立，许多因为农村破产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开始进入工厂，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最为末端的工人。如何认识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如何分析他们受到的真正的剥削？如何寻求他们的翻身解放？如何建立一个没有压迫与剥削的社会？这些问题，成为前文所提及的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不断在思考、探索的重要问题。在这些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过大量十分出色的成果。比如周谷城对近代政治经济演变的研究、许涤新对各种形态的官僚资本之研究、王亚南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胡绳对帝国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研究，等等。这些成果，为今人充分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底层人民提供了十分清晰、深刻的视角，也应该是我们今天思考如何构建更为公平富足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在欧美名牌大学深造的知识分子纷纷回国，进入高等教育机构，许多人甚至成为其中的执牛耳者。他们通过在海外的经历，展开一系列中西之间的比较，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十分落后的境地，因此强调中国应该步武西方（包括日本），开展现代化运动，改变目前的现状。在这一情形下，他们也尝试回溯既往，分析中国近代的历史流变，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便是其中的代表。在这本至今影响力不衰的著作中，蒋廷黻认为晚清的士大夫，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具有追求根据西方历史发展模式而来的现代化的倾向，并惋惜他们不能与传统决裂，导致现代化事业中道夭折。同时他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认为资本主义乃一中性概念，既能用之谋发展，又会受其制约，关键在于执政者如何使用。同时，他还认为帝国主义不是一个与资本主义扩张相伴而生的概念，古代的巨型政治体，也可称为帝国。犹有进者，在蒋氏的笔下，中国广大的农民基本上是中国落后形象的代表，他们体现出愚昧、滞后、仇视象征先进文明的西方等特点。在蒋廷黻的历史论述里，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民众是基本缺席的，唯有像他和胡适那样具备“先进”知识的、与欧美国家联系紧密的精英，才是挽救中国颓势的主角。因此，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中国的农民、工人面临着怎样的境遇，自然不是蒋廷黻惜字如金的历史论述中所涵盖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