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29师军法处丁武选处长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_风闻

1944年，当中国抗日战争即将步出相持阶段的困境，转入夺取最后胜利的反攻阶段时，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尾声。我们中央党校的学员，经常集中学习和讨论，着重研究党的历史路线是非问题，着重批判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统治全党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同时，还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是对党和军队的高层领导提意见。 

经过前段的整风，党内已形成良好的民主风气。学员们畅所欲言，批评对象上从党中央主席下至军分区司令员，从政治、军事到生活、作风，大家有什么说什么。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还有八路军各师首长都聚集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听意见。

记得那天开会前，刘伯承师长同我说话后就让我坐在他的身后。大礼堂前五排都是党中央及军队领导人坐的位子，我坐在第六排，毛泽东主席就坐在刘伯承师长的前面。大会像前些天一样开始了。

舞台上仅设了一个讲台，谁都可以上去发言。

讲台旁边设有一个记录台，一名干部现场作记录。

开始有两位同志发言，我同身边的同志“开小会”去了，没有留意。轮到我一二九师军法处丁武选处长上台发言，我才认真听起来。

丁武选是安徽阜南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那年他已四十六岁，在我们年轻人眼里，是老资格了。他秉性刚直，敢于仗义执言，大家都十分敬重他。

丁武选处长谈到我一二九师根据地问题、干部问题，谈到八路军的三个师的改编，问题越扯越远，甚至扯到了红军时期。他的主要论点是：中央领导对原红四方面军的态度不公正、不公平。大礼堂里的学员都是来自八路军三个师的团以上干部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再加上中央领导及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丁处长的发言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注意，他谈到的许多问题非常具体，也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他越说越激动，批评的对象最后直指毛泽东主席。

这些问题说来话长，谈到党内军内的许多问题甚至要追溯到红军时期。

八路军组建时是以红军的几个方面军为基础改编的。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二方面军改编为一二O师，我们四方面军改编为一二九师。丁武选批评中央和毛泽东不信任四方面军时说：你毛泽东在整风中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可你自己看，在干部任用问题上，你就是偏心。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是一方面军的人，原一方面军的林彪是一一五师的主要领导；原二方面军的贺龙现是一二O师的主要领导；可我们一二九师呢，主要领导刘伯承和邓小平都是一方面军的。当然，我们对刘师长、邓政委没有意见，可我们四方面军不是没有人呀，徐向前总指挥才任副师长，这对我们四方面军是不公平、不信任。

丁处长接着说：在长征途中，张国焘闹独立，同中央唱对台戏，最后发展到分裂红军、分裂党，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的错误路线，我们广大干部、战士是反对的，四方面军后来能够北上回到中央的身边，就说明了这一点。张国焘的错误是张国焘本人的问题，中央批判他是对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是被迫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这个账不能算在我们身上。一、四方面军的团结问题，主要责任在张国焘，一方面军也有责任呀。批判张国焘就批判张国焘好了，可四方面军的干部也跟着倒霉。四方面军中一些高级干部因受不了这个气，才有人准备出走的。

会场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在听丁处长发言。丁处长说的这些问题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红军时期，一、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在川西会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及闹独立思潮的影响，使一、四方面军之间有了隔阂。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知识分子较多，而四方面军中的干部多是工农出身。两军会合后，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拥兵十万，人马比一方面军多，军力比一方面军强，私欲膨胀，向中央要官要权。他的错误思想及路线也传染并影响了军中的一些干部，一些人对一方面军撤出江西根据地，由八万之众锐减至一万多人有看法，对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干部颇有微词。而中央和一方面军中的部分干部，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认为四方面军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粗鲁、蛮干、霸道，像“土匪”、“军阀”。两个方面军的团结，以及中央和四方面军之间确实存在问题。

“出走”是指四方面军第三次走出草地北上同中央会师后，在陕北，中央“清算国焘路线”并召开了对张国焘的斗争会，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好像张国焘的错误就是四方面军干部、战士的错误，人们抬不起头，心情不舒畅。中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错误路线的决定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后来波及面太宽了。某些人竟错误地将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了一起，使一些干部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和不应有的伤害。四方面军的每一个人心里不光在流泪，还在暗暗流血。这些问题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引起强烈不满，一些人认为在延安呆不下去了，要回鄂豫皖或川陕根据地打游击去。

丁处长满脸是泪地说：许世友、洪学智、詹才芳、王建安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被关押，罪名是“组织反革命集团”、“叛变革命”、“拖枪带队逃跑”。他们为什么要出走？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呀！这些干部分别被判了徒刑，关押了几个月至一年。这是一起冤案呐！

旧话重提，引起了中央党校原四方面军学员的共鸣。

丁处长接着说：出走的事中央虽然解决了，过去了好几年，这事也就算了。可你毛泽东怎么在前年又发出一个电报，说什么对原四方面军干部的任用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部队的干部“有所不同”。什么“有所不同”？分明是对我们四方面军的干部不信任！这么多年了，直到现在，你毛泽东还不相信我们！就因为这份电报，搅得我一二九师军心不稳，这不，又有了“出走”之事。我师一位军分区司令员和两位团级干部因不满中央的不公平、不信任，才拉人出走的。人都抓回来了，因为你的这份电报，这几位流血流汗、南征北战、跟党干革命多年的好同志差点就被杀了。

丁处长激动不已，声泪俱下。这一席话，使整个会场震惊。

党校学员中一二九师的干部都知道这件事。这些原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们随着丁处长的叙述，唏嘘不已，会场上有人失声痛哭。其他部队，原一、二方面军的干部因不了解这一情况，也急切地想知道事情的真相，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毛泽东满脸涨红，不知如何解释。就连平时开会时最不拘小节、随便惯了的陈赓，此时也安分了起来。

平时开大会，毛主席在台上讲话，陈赓在台下听讲，他口渴时可以毫无顾忌地走上主席台，拿起毛主席的茶缸，咕咚咕咚喝上几口再下台来。可此时，陈赓旅长把头埋得低低的，一言不发。会场上，除了哭声，开始出现了一些骚动。

台下有人问：又有人出走是怎么回事？丁处长说的“电报”之事和又有人出走，确实是真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时期的三个方面军分别改编为八路军的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并创建了各自的抗日根据地。由于各根据地的敌情、地域地理、条件、人员情况各不相同，所以各师干部的任用和每个人的情况也有差异。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由于几年前“批判张国焘”扩大化的影响，原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心中的阴影总也抹不去。尤其是在“抗大”和中央党校中，各师的干部都集中在一起，一些人将自己同其他师的干部相比，总觉得“己不如人”，即认为中央还是有偏见，对原四方面军干部仍然不信任。这些思潮和怨言在干部中流传，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党中央从团结大局出发，于1942年7月2日对一二九师发出了电报指示，即《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然而，一二九师当时收到中央的电文时，该指示中的第三条中有句话为“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与其他干部不同，但不应有歧视……”这句话，在当时一二九师的干部中引起轩然大波，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些干部思想偏激，认为党中央至今还不信任我们，在干部的任用和分配问题上与其他部队的干部还要有区别。

一二九师冀南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余伦胜，当时在师轮训队学习。这位从烽火硝烟中打出来的旅级干部，性情耿直，脾气急躁，一听完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就跳了起来：“什么’有所不同’？明明是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任用干部还要分个子丑寅卯，区别对待。我们就是后娘养的？……革命了这多年，老子到哪里也是革命，到哪里也是抗日打鬼子！不行，走了去毬，回我们大别山拉队伍打游击去……”

余伦胜这一咋呼，有许多人响应。不几天，这位分区司令员果然拉了些人离队出走了。出走的人里有两位姓黄的团级干部，还有各自的警卫员等一干人。他们身着八路军军装，骑马挎枪，离队后直奔鄂豫皖方向而去。由于日军对我根据地的严密封锁，他们这样的着装和身份在没有我地方交通的掩护下是很难穿过封锁线的。他们在敌我结合部转悠了两天，被当地民兵发现，因怀疑他们的身份而将他们扣留了，经与一二九师联络后将人押解回了太行。

旅级、团级干部的出走，在一二九师非同小可，刘伯承师长震怒了：革命了这些年，在我们部队还有分区司令员带队开小差！这件事要严肃处理！

人交给了军法处，开小差在军中要受到严厉的制裁，主要的组织者余伦胜和两位姓黄的团长将被枪毙。余伦胜从红军时期到抗日前线都是一名能打硬仗恶仗的战将，他曾是红四方面军中“夜摸老虎团”的团长，在红军时期就战功卓著，如今却因“开小差”要被枪毙，而“开小差”的原因竟是对党中央的电报指示不满。一二九师许多干部都想不通，可军法无情，军中无戏言，“挥泪斩马谡”的事，历史上不是没有呀！这件事报到刘伯承师长那里，刘师长认为：过去我们“肃反”时犯的错误无法挽回，人死了不能再生，再说这“开小差”的原因特殊，枪毙一个旅级干部一定要报中央批准。

一二九师致电党中央请示。党中央立即回电：枪下留人，一根汗毛也不要动，速送延安。

这就是丁武选处长讲的“出走事件”。后来得知余伦胜等人被押送延安，送“抗大”报到，去学习了。余伦胜在枪口下拣了条命，解放后，余伦胜曾任湖北省外贸局副局长。那两位姓黄的团长在解放广东海南的战斗中牺牲了，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奉献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1942年10月，在讨论《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时，刘伯承师长在师直干部大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刘师长从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干部水平，增强党性建设的高度，解释了党中央的这一指示：“在指示中第三项说到关于干部分配问题。对此，有的同志怀疑有什么不同？我看没有什么不同。所谓不同，即由于考虑到，原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干部在张国焘统治时期，在愚民政策之下，很少受到党的教育，应该理解党中央的这一片苦心。若不如此理解，正给敌人一个挑拨的空隙。在困难中，团结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应在加强团结、增强党性建设中，迎接新的胜利。”

刘伯承师长在党中央指示电文不明确的情况下，以自己高度的党性和高尚的情操，解释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为维护党中央的威信，从维护团结出发，以大局为重，在一二九师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

大会讲台上，丁武选处长的发言还在继续，锋芒直指毛泽东。原来党中央指示的那份电报是毛主席亲手起草的。会场上气氛紧张，丁处长在台上啜泣着发言，下面是一片低沉的嗡嗡的议论声，那声音仿佛是雷暴雨前的低气压。紧张的气氛，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看见前两排坐着的毛泽东，后脖颈上流淌着汗珠。他侧身回头压低了声音问刘伯承师长：“伯承呀，部队的情绪这么大，问题严重，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刘伯承心里也窝着火，将手中的笔记本丢在旁边：“电报是你拍的，叫我说啥子？”

毛泽东叹息道：“唉，冤枉呀，我电报的原意不是那样的，怎么就搞出这么大的问题！” 

丁武选的矛头直指毛泽东，希望能得到他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毛泽东沉重地站了起来，台下几百双眼睛盯着毛泽东。会场上一片寂静，空气似乎凝固了。

毛泽东深沉地说：“同志们，这件事是个误会。中央对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这电报是我起草的，可指示中的电文应该是’一视同仁’，而不是’有所不同’。”

“可我们传达的指示中的确是’有所不同’呀！”台下有人说道。

“同志们，我现在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这个问题。中央发出的电报都有存底，请原四方面军的同志派代表去电报局查实。如果我的电稿是’有所不同’，我任同志们如何处置都行；如果电稿中是’一视同仁’，那就请同志们谅解。”

一二九师的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真的选派了五位代表去了电报局查实，这天的大会暂告一段落。

会后，刘师长问我：“小秦呀，余伦胜的事当时发生在你们轮训队，问题是处理了，部队干部这么大的情绪，你怎么不向我汇报呢？”

我说：“师长，我汇报了呀。你忘了？师直传达中央指示后队里干部怨言很多，情绪很大。余伦胜是一队的。我和昌义专门向你汇报了我队的情况。那天在你房里，你坐在桌边，参谋长坐在那儿……”

“啊，是啰是啰，你说过，我想起来了。我真没想到过了这长时间还这样哟……”刘师长背着手踱着步子。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一二九师派出的代表将电报原稿带来在大会上宣读，并出示给全体与会者。电文稿上清清楚楚写着“一视同仁”。

原来中央的这一指示因译电和收发发生了许多错误，甚至出现了与原意相反的字句，将“一视同仁”错发为“有所不同”。所以，这不是毛泽东的错。

会场上又是一片寂静，许多人眼中噙着泪水。台下忽然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会场上像暴风骤雨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激动地站了起来，挥手了好半天，人们才静了下来。

“同志们，由于译电的错误造成了误会，我向大家道歉。中央后来也发现了这一错误，在北方局《党的生活》上作了更正。关于出走的同志已送到延安来学习了。这件事过去了，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而发生的任何隔阂……”

会场上又是一片欢呼声。

毛泽东继续着他的发言：……一个政党和人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也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只有不断地纠正自己的错误，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我们党也是如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的领导人犯过“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有些错误甚至将革命引向灾难。红军时期，我们内部“肃反”扩大化和“左”倾机会主义，给我党我军造成重大的损失，许多好同志被冤枉，被错杀，许多干部被撤销党籍。我们的许多干部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逐渐提升上来的，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中央也作出决定，红军时期在“肃反”中无确凿证据证明其背叛革命而错杀的干部战士，一律追认为革命烈士，因各种原因撤销党籍的，只要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是反革命或背叛革命的，全部恢复党籍，党籍仍从原来入党日期算起……

毛泽东的讲话又引起会场上一片呜咽，有人竟嚎啕大哭起来。尤其是原二方面军的同志哭得最厉害。后来才知道，在长征时期，党的“左”倾机会主义及肃反运动，在原二方面军中上演甚烈，军中没有了基层党组织，许多干部战士被撤销了党籍。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发出的这一指示，彻底纠正了我党在十年内战时期所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人们的冤屈伴着泪水渲泄了出来，那是孩子回到了母亲身边，得到了母亲认同和亲抚的感觉。在场的人没有哪个不流泪的，那哭声惊天动地，哭声伴着哽咽，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有所不同”与“一视同仁”的误会解除了，我党历史上这段小小的插曲在许多史书上也许不曾记载，但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延安所经历的那一刻，让我一生都难以忘怀。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的哭声和欢呼声，总在我心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