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诞生了“德”文化_风闻

一般观点，人类历史上存在四大古文明，分别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文明，其中，只有古中国文明存续至今，其他三个文明，早已湮没难闻。

到了现代，世界上现存的文明，可以粗略分为中国，伊斯兰、印度、欧美等几个文明体系，其中，伊斯兰、印度以宗教统治为特征，欧美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核心，基督教为内核。

可以发现，只有中国是以世俗文化为特点的文明：以“德”为核心，高举“以民为本”、“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本主义精神，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特点的打破一切阶级枷锁的平等主义精神，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一家精神，和“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 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为追求的四大旗帜。

如果深究一二，可以发现，该文化与共产主义的追求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这也是中国选择接受共产主义的根由，同时也与全球化的人权价值观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并且毫无疑问，将会成为未来全球化价值观的内在根基——也是个人认为中国德文化将会再度复兴的基本原因之一。当前习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之所以能被世界接受，也可以看到中国德文化的影子。

作为存续至今的上古文明，何以中国文化特立独行，成为唯一不以宗教为主导的文明，诞生了“德”文化呢？

德之起源

个人认为，中国“德”文化起源甚早，远在宗教诞生之前的三皇五帝时期，即已出现。

有观点认为，德文化起源于西周，个人认为此议不妥。

一是西周德文化已经成型，起源应当更早；二是，此观点解读甲骨文的德字为“拘执、牵系奴隶”，然而自古迄今，德常与道并论，而道为天道，规律，如何只会将德字理解为跟奴隶这类形而下有关的事情？；三是，此说多以发现的考古证据为论，然而考古证据多有灭失，怎么能以残缺不全的考古证据为据呢？

个人认为，此种思想是为西风压倒东风的思想产物，充满了对西方的崇拜和对中国文化的自卑，是以不采此说。

可惜当时古文字尚未发现，难以引以为据。

传言中国文字始于黄帝，但是，笔者以为此时文字的载体数量估计甚少，且难以保存，且中国地大，天灾频发，故，当时的文字，难以发现是自然的事情。至于周易之类，又因疑古之论，难以为据：疑古学者认为，周易应成书于春秋战国之时，黄帝内外二经亦是如此。

虽然如此，个人以为，即便成书甚晚，但是德这一核心概念应该早已出现：中国古人甚是重视“圣人”言论，如孔子“述而不作”；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发现这些记载基本符合历史。

据说是黄帝问道的《黄帝内经》第一篇既有德字出现：

“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

传为周文王姬昌所作的周易讼卦篇云“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以上，只是略举数例。

如今尚存，没有大的疑义的当属甲骨文的“德”了，只是因为有实证的缘故。

德字甲骨文图示如下，当然，甲骨文中解释为德字的还有其他字型，不过下图的字型多为大众认同：

《说文》认为：德，升也。

现代解释认为：德，从彳从直，“左边是“彳”（ chì）形符号，它在古文中是表示道路、亦是表示行动的符号，其右边是一只眼睛，眼睛之上是一条垂直线，即表示目光直射之意。有解释为“筑路时，目视绳取直之意”，有认为是“视而有所得”，又有认为是“象目视悬（悬垂）以取直之形”，还有认为含有“拘执、牵系奴隶”之意。

个人以为，解释古文字，当以象形为本，而非拘泥于古文之意，否则解读就成舍本逐末之举。

观德字形象，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人眼看上天，寻找答案“的意思。该解释与甲骨文的占卜功能，正好相类，同时，也与中国自古流传的德字本义相近：德为道之用，而道为天地运行的规律。

由此，笔者以为，德之本义是向天问道（扶乩占卜，观天象的功能既是如此），而直字应为与道契合的意思，所谓视绳取直之类，不过是形而下的解释，不取。

而如果解释为向天问道，则正好暗合《说文》中的解释：向天问道，进而取得较好的结果，实现与道契合，实现升华。

如此，“德”文化出现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与西方不同，中国很早以前就出现了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

西方文明的摇篮，中东地区的农业至早出现于9000年前，古埃及的农业出现于七八千年前，而依据2005年第6期《学术探索》任式楠所作《中国史前农业的产生与发展》一文所述，中国的农业文明的星火出现在不晚于14000年前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虽然能够测定年代的只是残留的陶器碎片，但是，既然已经能够烧制陶器，出现在华夏大地的人类祖先，想必已经拥有了超过动物的智商——制造工具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并且能够存储农业耕作的种子和收货的粮食。

此后，中国遍地都是耕作遗址，与西方和中东局限于三角洲和绿洲的农业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

昌盛发达的农业文明，自然催生了发达的天文观测，因为气象与农业文明的存亡息息相关。中国的“向天问道“的德字的出现也就成了偶然的必然，如果气象预测不利，就可能饥寒交迫，无有衣食；而有效的气象预测，将有助于农业增产增收，族群也就可以繁荣壮大。

同时，相对于中东地区弱小的农业文明，中国地区的农业文明充分发展，即便人口繁衍不息，仍然有足够的地域可以移民。

事实上，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并不是和平的时代，与四五千年的中东一样，充满了战争和杀戮，依据传说，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可谓征战不息，无有停歇。

但是，相对于中东战乱的残酷性，一旦战争失败，族属就将成为奴隶，如犹太人就曾经成为巴比伦帝国的奴隶。华夏大地地域广阔，物产富饶，失败的族群，仍然可以生活在华夏大地，如果屡教不改，则是被驱逐到蛮荒之地，如尧舜逐三苗到长江以南，夏失国后，部分人迁移到内蒙古高原，乃至更北的地方，成为匈奴人的祖先，在周朝建立时，仍然可以找到夏朝的后代，并建立杞国。

这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极好例证，远远不同于野蛮的古代中东文明——古代雅利安部落征服印度后，建立了迄今为止仍然坚固的等级制度，既是明显的例子。

细究其原因，当是欧洲及中东农业文明发展程度低下的结果，以游牧业为主，而游牧业需要大量的奴隶照看牲口所致。

在近代游牧为主的蒙古族的传说中，就可以发现奴隶制残留的影子，其在入主中原后，推行的四等人制度，既是游牧生产关系的参照。而到1959年仍然保留农奴制度的西藏也是如此。农业生产力低下，只能依靠剥削更多的人来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了。

这是中国”德“文化产生的内在生产力根源。

德之发展

个人认为，中国三代以前更加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邦联政体：三皇五帝虽然为天下共主，但是受限于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落后，各族群之间仍然是山高皇帝远，与中央王朝之间只是简单的保护与被保护和纳贡的义务。而中央王朝的衰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天灾人祸导致的生产力衰退或者臣属发展壮大等原因。三皇五帝的传说和记载本质上就是中央王朝世系更替的结果。

至于更替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松散的邦联政体，各个成员可以自由的选择依附的政权。

根据传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这里即是明显的朝代更替的例子。而原因，我们的祖先将之归结为“德衰”。现在的主政族群没有德行，不能保护自己，或者横征暴敛，其下依附的族群，就选择轻徭薄赋，或者能够保护自己免于被敌对势力吞并的政权，于是，人心向背就成为了华夏先祖是否能拥有政权的基础，中华的“德”文化进一步的发展起来，并在与蚩尤交战之后，成为第一标准。

据《逸周书·尝麦》：“神农氏十世罔榆，欲增长而德行衰，瑞相隐而衰相现。帝榆罔立，诸侯携贰，胥伐虐弱。分二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少昊），司百工。帝德不能驭蚩尤。产乱出洋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

这里明显描述的是，蚩尤是炎帝的臣属，但是随着实力的强大，则有了驱逐炎帝的雄心。相应的考古资料也暗合以上记载。

蚩尤“宇于少昊”，说明其发祥地在今山东曲阜，这一地区史前时代属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区。从距今6000多年前开始获得迅速发展，到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不仅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原始农业、家畜饲养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种手工业部门一无论是石器还是骨角牙器制作，其工艺水平都日渐超过了同期的中原，制陶业更逐步走向中华史前制陶的顶峰。在此基础上铸铜工艺萌芽，开始只能铸造小型铜工具，稍晚的龙山文化时已有了青铜容器的铸造，并逐渐取代了制陶业的尖端手工业的地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一支支大汶口文化的先民相继西向发展，进入华夏集团居地去拓展新的生存空间，据研究得知，距今5000年前后，其部分居民已西迁进入豫中，直接发生接触的影响所及直达豫西、豫南、苏南等地。

可以想见，蚩尤一族率先进入青铜器时代，能够冶炼青铜兵器，“蚩尤作冶”、“以金作兵”，而黄帝一方则有极大的可能仍然处于新石器时代。所以，这是一次不对等的战争，是拿着石器的黄帝与拿着青铜兵器的蚩尤的战争，武器上已经有了代差；所以，黄帝九战九败是很自然的结果，而蚩尤即便在死后，也被认为是战神，描绘其肖像在旗帜上，仍然足以震慑不臣之心的社群。

但是，战争的结果并不是武器决定的，而是人心向背，就如小米加步枪的志愿军与飞机加大炮的美军打成平手一样。这一远古时代的抗美援朝，抗蚩援炎，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后，黄帝成功的击败了拥有更加先进生产力的蚩尤，成为了天下的共主，也成为中华文明的人文始祖，也让德文化成为华夏社群的重要衡量标准。

此后，尧舜禹的禅让制成为了美谈。

《史记》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於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硃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硃病；授丹硃，则天下病而丹硃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硃於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硃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硃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硃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後禹践天子位。尧子丹硃，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虽然，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禹逼舜，但是，本质来说，这里并没有暴力夺取，主要的还是天下是否归心。

因此，经过尧舜禹三代的禅让制，人心向背成为是否能成为天下共主的前提条件。中华文明对德的要求进一步深入人心。

德之惑

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央政权的暴力更迭形式的出现，打击了德文化，但也导致了德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启暴力夺取政权，让“德”文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其后，商代夏，周代商，武装暴力斗争的规模更加宏大，德的作用让华夏的先祖们更加迷惑。

德行真的有用吗？为什么这些不臣之举，却能成功呢？如果德行没有作用，商代夏，周代商，确实也是人心向背导致的。

如何解释呢？是向神鬼求助，还是求助与谁呢？所以这大概是商代鬼神占卜兴盛的原因吧。但是周代走了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

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德”文化，在此时加了一个“心”字。

个人认为，这是德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天道难测，只能从心解读，这也为春秋战国及之后的德文化的大繁荣，奠定了理论基础。何谓“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夏代的忠臣认为商是反叛，而受苦的属国则认为自己代表了正义。但是，归根结底，实践才是真正的检验民心向背的原则，也就是谁成为天下的共主，谁就是真正的天道的继承人，谁就拥有真正的德行。后世的五德终始说，即是如此。

这是德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并在春秋战国之后，成为华夏文化的主心骨。

但是，对于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中东及欧洲，德行文化始终没有孕育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对命运的无助，最后只能求助于上帝神仙。于是宗教诞生了。

事实上，观诸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宗教并不是人类社群一进入文明阶段之后就产生的。

在起始阶段，是多神的信仰，之后，才慢慢发展成一神的信仰。

个人认为，这是社会运动的必然。究其根本，宗教和德文化，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走向统一的生产关系的表现，也就是说，本质而言，两者是可以替代的。

无论是德，依据于民心向背，还是一神教，依据于难测的鬼神，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的小社群逐步融和的产物。特别是宗教，如果依据于多神，谁是主宰？这必然会有纷争，争到最后，就只能成为一神的信仰。而一神的信仰必然有利于不同族群的交流，就如同中国的德文化的核心是天下为公一样。

对未来的判断

个人以为，现在的时局，特别类似于中国三皇五帝的时代，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世界走向融和统一，也是必然的结局。

而中国的德文化，可以极好的处理不同社群的关系，有神信仰和无神信仰，贫与富……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德文化的再次兴盛是大概率的事件。

而由于不同文化的碰撞，我们人类必然会再次迎来伟大的思想家，为我们社群的进一步融和，奠定更加伟大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