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案例还是一场谎言？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亲历者这样说_风闻

（来源：果壳网）

模拟的监狱实验

那是1971年8月16日深夜。22岁的道格拉斯·科皮（Douglas Korpi），这个又瘦又矮的伯克利毕业生，顶着一头厚重、蓬乱的浅色头发，被锁在斯坦福心理学系地下室黑暗的壁橱里。除了一件带有“8612”号码的白色薄罩衫，他什么都没穿，此刻正声嘶力竭地尖叫着。

（道格拉斯·科皮）

“耶稣基督啊，我里面都烧起来了！”他喊道，狂暴地踢着门，“知道不？我想出来！这里面都他妈烂透了！我没法再忍一晚上了！我再也受不了了！”

在大概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心理学研究里，这是决定性的一瞬间。不论你是在心理学入门课上学过**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还是从文化传媒中吸收到，你都可能听过基本的故事内容。

津巴多当时是一名年轻的斯坦福心理系教授，在乔丹大厅的地下室建立了一个模拟监狱，并配备了九名“囚犯”和九名“守卫”，皆为男性，二十出头，都是看到报纸的广告来报名参加的。他们的角色是随机分配的，并能因此次参与得到一份不菲的日薪。监狱的**高级“工作人员”**由津巴多本人和他的几个学生担任。

这个研究本应持续两周，但津巴多的女友在第六天顺道来访，目睹了“斯坦福县监狱（Stanford County Jail）”的情况后，她说服了津巴多结束实验**。**从那以后，失控看守和惊恐囚犯们接连崩溃的故事变得街知巷闻，成为了众多以此为主题的书籍、纪录片、电影的文化试金石，美剧侦探小天后（Veronica Mars）甚至还以此拍了一集。

斯坦福监狱实验经常被用来教导我们，我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受我们的社会角色和我们当时所处情境影响的。但是更深层、更令人不安的含义是我们体内都潜伏着一个潜在的施虐源泉，等着被环境所触发**。**它被援引来解释越南战争时期美莱村大屠杀、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以及种种大屠杀的恐怖。

仅仅36个小时之后，科皮就被同僚的残忍行为折腾崩溃了，他的这一著名崩溃是人在同胞身上施加的痛苦的终极象征。

科皮的崩溃是一场骗局

“任何一个临床医生都能看出我当时是装的，”他去年夏天这样告诉我，这是多年来他接受的第一次深入采访。“你要是听到录音，就不难分辨出来。我没有那么擅长表演，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干得不错，但是与其说是精神失常，不如说是歇斯底里。”

科皮现在是一名犯罪心理学家，他告诉我，他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戏剧性表现****确实是出于恐惧，不过不是出于对暴虐守卫的恐惧，而是他担心考不上研。

（斯坦福监狱实验）

“我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我本以为可以每天自个儿坐那备考GRE，”科皮解释说，研究生录取情况常常取决于GRE的分数，他补充道，他当时已经计划好了这项研究一结束就去考试。在实验开始后不久，他想要他的学习材料，但是，监狱看守拒绝了。第二天科皮又问了。没门儿。

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想通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个活儿没意义。”一开始，科皮试图假装胃疼。当这一招不起作用的时候，他就假装崩溃。他说，他不仅没有感到受创伤，除了和守卫们因为床铺而大起争执之外，他其实还挺享受监狱短暂刑期的大部分时间呢。

“（第一天）很有趣，”科皮回忆道，“我的反抗很有趣。而且也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我们知道（守卫们）伤害不了我们，他们不能打我们。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白人大学生，所以那是一个很安全的情况。这只是份工作。你要是听了录音，你可以从我的声音听出来：我有份很棒的工作。我可以又喊又叫表现得疯疯癫癫。**我要表现得像个囚犯。我是个好员工。**那个时候玩得很开心。”

真正的崩溃来自无法退出实验

对科皮来说，实验中最可怕的事是被告知，不管他是否想退出，他真的无法离开。

“我整个惊呆了，”他说。“我的意思是，把我抓上警车、给我套上囚服是一回事。但是他们现在说我不能离开，这就把游戏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我当时心想，‘老天啊。’我就是这种感受。”

另一名囚犯理查德·雅可（Richard Yacco）回想起实验的第二天，当他问一名工作人员如何退出、却被告知他不能的时候，他感到非常震惊。

第三名囚犯，克雷·拉姆奇（Clay Ramsay）在发现自己真的被囚禁之后非常沮丧，开始绝食抗议。拉姆奇告诉我：“我当它是真的监狱，因为（为了逃出去），你必须做些令他们担忧自己法律责任的事。”

当我在今年五月向津巴多问及科皮和雅可的说法时，他一上来就否认他们是被强制留下的。

“谎言，”他说，“那是个谎言。”

（津巴多）

但这已经不是津巴多和他们各执一词的问题了。今年四月，提博特·勒·特柯西安（Thibault Le Texier），一名法国学者和电影制作人，发布了**《谎言的历史》**（Histoire d’un Mensonge），在深入探究斯坦福大学新公布的津巴多的文档之后，讲述了一个与实验截然不同的故事。

津巴多告诉我科皮和雅可的指控毫无根据之后，我给他读了一段勒·特柯西安揭露的录音对话文字本，是津巴多和他的工作人员在模拟的第三天说的：“有件有趣的事儿是昨天过来的人，那两人跑来说他们想退出，我说了不行。”津巴多告诉他的工作人员。“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你们能离开，需要医疗急救或精神失常……我想他们真的相信他们不能出去。”

“好吧，行吧，”津巴多在和我的通话中更正道。他接着承认了被试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包含一项明确的安全措辞：“我退出实验。”****只有一字不差地说了这一措辞才能获得释放。“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说了安全措辞，”津巴多说，“他们说：‘我想出去。我要看医生。我要妈妈。’之类的。根本上我是在说：‘你必须说：‘我退出实验。’”

但是，从津巴多个人网站上找到的被试们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来看，上面并没有提到“我退出实验”这样的措辞。

实验结果是诱导产生的，而非自发

津巴多喜欢让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故事从1971年8月15日开始，此时看守们开始在“斯坦福县监狱”骚扰新来的囚犯们——听起来像是他们自发变得残暴起来的。但更加真实的讲述发生在实验前一天，在看守们的情况说明会上。说明会上，津巴多称他们更多的是合作者而非实验被试，他指引了实验的方向，明确地向看守们表示他们的角色就是诱发囚犯无助和恐惧的精神状态。

“我们不能在身体上虐待或折磨他们，”在实验15年后才首次公布的录音中，津巴多这样告诉他们。“我们可以创造无聊。我们可以创造挫折感。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感到恐惧……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有绝对权力。而他们什么也没有。”

会议的大部分是有大卫·杰夫来主持的，他是负责扮演“典狱长”的本科生，长久以来，津巴多一直对他的基本贡献轻描淡写。实际上，在上了津巴多教的一门本科课程后，为了课程的一个开放式作业，杰夫和其他几个同学在三个月之前就有了模拟监狱的想法。

杰夫让他的一些舍友扮演囚犯，另一些演看守，并提出了15条严厉的监狱守则让看守来实施，其中包括“囚犯必须用各自的号码相称”、“囚犯不能用‘实验’或‘模拟’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自己的状况”，并且“未能遵守以上规定可能招致处罚”。杰夫的两日模拟令津巴多深受触动，津巴多决定也来尝试，不过这次看守和囚犯是随机分配的，时间也更长。

（斯坦福监狱实验）

因为津巴多本人从未去过真的监狱，现实感的标准是通过杰夫的监狱研究和一个假释犯对监狱的惨痛回忆来定义的。为了重复之前实验的结果，杰夫在塑造斯坦福监狱实验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自主权。“津巴多博士认为最难的部分是让看守表现得像看守，”杰夫在实验后的评估中写道，“我被要求根据我之前作为施虐专家的经验提出战术……我被赋予了责任，去引导

出“强硬看守”的行为。”

虽然津巴多常常声明说看守们自己想出了规则，但实际上大多数规则是在周六情况说明会上从杰夫的课程作业里照搬来的。杰夫还为看守们提供了找囚犯麻烦的各种主意，包括把毯子扔进草丛，再强迫囚犯把脏毯子上的灌木刺摘下来。

模拟一开始，杰夫就明确地纠正了那些表现不够强硬的看守，正是这一行为促成了后来被津巴多宣称是自发出现的病态行为。

“看守们必须知道每个看守都将成为我们所说的强硬看守，”杰夫告诉其中一个这样的守卫。“希望这一研究的结果会带来非常严肃的改革建议……这样我们就能搭上媒体和新闻说‘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即兴表演以助实验成功

虽然大多看守的表现乏善可陈，有些甚至逾矩去帮囚犯一些小忙，还是有个看守迎难而上：戴夫·爱舍曼（Dave Eshelman），有着南方口音和别出心裁的残忍。但是整个高中和大学生涯都在学习表演的爱舍曼一直都承认，他的口音和科皮的崩溃一样都是装的。在采访中他告诉我，他的首要目标仅仅是帮助实验成功。

“我那时把这看作一种即兴表演的练习，” 爱舍曼说，“我相信我在做研究者们希望我做的事，我认为在塑造这个可鄙的看守形象方面，我要做得比任何人都好。我从未去过南方，但我用了南方口音，我是从电影《铁窗喋血》里学来的。”

爱舍曼向我表达了对于虐待囚犯们的后悔之情，还说当时他参考了自己经历的一场残酷的大学兄弟会入会仪式。“我太过火了，”他说。但津巴多和他的工作人员对此似乎是赞许的。实验结束后，津巴多特地叫住了他并表达了感谢。

“当时我正走向大厅，”爱舍曼回忆道，“他特地走了过来，并让我知道我做得有多棒。我真觉得我完成了什么好事，因为我为理解人性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贡献。”

施暴是为了科学进步？

2001年，亚历克斯·哈斯蓝（Alex Haslam）和斯蒂芬·雷谢（Stephen Reicher）试图在英国重复斯坦福监狱实验。

他们认为，使得人们实施暴行的至关重要因素是有权威人士向他们保证：这些做法是在帮助他们所认同的更高的道德事业——比如科学进步或监狱改革。

我们一直被教导，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看守虐囚是由于扮演角色的力量，但是哈斯蓝和雷谢却说他们的暴行是来自于对实验人员的认同，杰夫和津巴多每一步都鼓励着这种认同。爱舍曼在一份调查问卷上将自己描述成“有一颗科学家的心”，对此的认同感可能比其他人都强，而杰夫自己在自我评价中写得很到位：“我能轻松地为了‘一项高尚事业’不再对他人体谅和担忧，对此我感到很吃惊。”

在1973年《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津巴多毫不含糊地说科皮的崩溃是真的。在80年代中，他问科皮是否愿意上菲尔·唐纳修（Phil Donahue）的节目以及出现在纪录片《安静的愤怒（Quiet Rage）》里，虽然在此之前，科皮早就表明他是装的，但是津巴多还是希望将崩溃的部分包括在内，科皮听从了他的话。“如果他想说我曾精神崩溃，这似乎是个小事，”他告诉我，“当时，我没有太反对。我想这是为了满足津巴多的目的而作的夸张。”

在《安静的愤怒》中，津巴多这样介绍科皮戏剧性的“崩溃”视频片段：“他开始扮演疯子的角色，但是角色变得太逼真了，他陷入了难以抑制的狂怒。”有个录音片段中，科皮承认了他是在作戏，并描述了坚持几个小时有多累人，这些内容都被删减掉了。科皮跟我说，虽然他早就请求津巴多放过自己，津巴多还是不依不饶，要求他在媒体上进一步露面，常常施压，但偶尔也提供一些职业上的帮助。

“我们的电话号码没有公开，但是津巴多还是得到了我们的电话，”科皮说，“这真奇怪。我总会告诉他：‘我不想再和实验扯上任何关系。’‘但是科皮，科皮呀，你很重要！我会给你写很多推荐的！’‘是啦，我知道，但是我现在出庭作证就觉得我以前那个样子很尴尬的。我不想再把它搞成一个大的公众话题了。’但是津巴多根本听不进。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津巴多承认他给科皮写过推荐，但是拒绝作进一步评论。）

纷至沓来的学术批评

虽然斯坦福监狱实验在当今美国的心理学入门课程中有着权威地位，但实验发生后关于方法论的批评迅速而广泛，延续多年。津巴多和他的学生们偏离了科研准则，没有将第一篇实验文章发在心理学学术期刊上，而是发在纽约时报上，由此回避了通常的同行评议。

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并不知道看守们被明确要求要“强硬”，但仍然认为：实验令人最为惊讶的是，即便在明显的压力下，实施暴行的守卫却那么少。“作者相信，这证明了仅环境就可以在几天内把普通人转化为凄苦的顺从者，或是冷酷无情的施虐者，”弗洛姆写道，“对我来说，实验所证明的东西，真要说的话，与此恰好相反。”有些学者表示这根本算不上一个实验。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是倡导认知失调概念的心理学家，他将此贬低为“事情”（happening）。

批评在多年来持续涌现，从对实验的抨击扩大到了围绕其方法论的更多技术问题，比如要求特征、生态效度和选择偏倚。2005年，那位为实验设计提供咨询的圣昆廷监狱的假释犯卡洛·普利斯科特，在《斯坦福日报》发表了一个专栏文章，题为“斯坦福实验的谎言”，其中揭露了看守的许多折磨囚犯的伎俩是来自于他在监狱的亲身经历，而不是参与者自己发明的。

对于实验科学可信度的另一打击来自于哈斯蓝和雷谢重复实验的尝试。在他们的实验中，**看守没有受过指导，囚犯拥有随时退出的自由，结果就没能重现津巴多的发现。**囚犯们不但没有在升级的暴行下崩溃，还团结起来从看守那里争取额外的特权，而看守们却变得日益消极和受胁迫。据雷谢所说，他们试图将此发现发表在《英国社会心理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津巴多对此不太能接受。

“我们发现他私下写信给编辑，试图阻止我们的研究发布，声称我们欺诈。”雷谢告诉我。

尽管津巴多进行了干预，该期刊还是决定发布他俩的文章，还辅以津巴多的评论：“我相信这一自称‘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是欺诈，并且除了媒体心理学，不值得被英国、美国或者任何地方的社会心理学团体接受。”

关于人性的故事比科学可信性更重要？

不知为何，到目前为止，普利斯科特的信、失败的重复实验和许多的学术批评都无法撼动津巴多的故事对公众想象力的牢牢掌控。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吸引力似乎比它的科学可信性大得多，或许是因为它所述说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是我们极度渴望相信的：我们，作为个体，有时所做的应受谴责之事，不能真的让我们承担责任。

接受津巴多对于人类本性的堕落看法或许有点令人困扰，但也让人松了口气。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逃脱责任了。我们的行为是由环境决定的。我们的不可靠性是情境造成的。正如福音书许诺只要我们信仰，罪孽就可被赦免一样，斯坦福监狱实验是科学时代的一种救赎，而我们对此欣然接受。

（斯坦福监狱实验）

对心理学教授们来说，斯坦福监狱实验向来深受群众喜爱，往往还呈现很多生动且令人不安的视频片段。在通常挤满其他专业学生的心理学入门课的讲堂里，监狱实验带来的反直觉的断言告诉学生们，他们相信自己与生俱来的良善是大错特错的，而这些断言为他们带来戏剧性的证据，证明心理学能够教他们关于本性的令人惊讶的东西。有些入门心理学的教授向我表示，**斯坦福监狱研究帮助潜移默化了这样的想法：那些做坏事的人并不一定是坏人。**还有些指出在极为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教导学生“行为深受外部因素影响”的重要性。

“即便这个实验的科学部分有问题，” 埃默里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肯尼斯·卡特（Kenneth Carter）说，“或者把事情串联起来讲述的方式不太对，到头来我还是希望学生们能意识到：有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受情势所迫，身不由己。这个故事比科学更重要。”

“你会细思恐极的，”勒·特柯西安解释道，“就像‘天啊，我也可以成为一个纳粹的。我以为我是个好人，现在却发现我也可以成为这样的怪物。’同时，这令人安心，因为我要是成为了一个怪物，不是因为我内心深处是个恶魔，而是环境使然。因此这个实验在德国和东欧如此有名。你不会有负罪感。‘哦，好吧，情势所迫。我们都是好人。没有问题。是环境逼我们干的**。**’所以说，实验令人震惊，但同时又令人安心，正是实验传达出的这两点信息使其闻名。”

但是如果津巴多的研究如此不符合科学原理，我们怎么相信它所宣称的故事呢？

​心理学教材取与舍

理查德·格里格斯（Richard Griggs）和杰拉德·巴特尔（Jared Bartels）分别在2014至2015年展开调查，发现市面上几乎每本心理学入门教材都包括津巴多对于实验的叙述，大多不加评判。教材编纂者可能知道实验的可疑历史，却仍然选择将其囊括在教材中。我对此感到好奇，就去咨询了其中一些人。有三位作者表示，因为对其科学合理性有所顾虑，他们本来在第一版中去掉了斯坦福监狱实验。

但即使是心理学教授也会受到社会影响：在审订者和教师的压力之下，有两人把它加回去了，另外一位把它加回去是因为新闻报道虐囚时的广泛引用。其他作者对实验表达了批判的观点，比他们在教材中表现出来的强烈多了，不过他们还是列举出它仍具有教学价值的一系列原因。

《心理学：观点和联系》的合著者格雷格·费斯特（Greg Feist）告诉我，他对于实验的看法是几年前改变的，是在他看了卡洛·普利斯科特于2005年发表的专栏文章后。他认为这篇文章 “令人震惊”。“说实话，我发现这项研究的伦理和科学问题后，不再认为它还有继续传播的价值。”

但它还是留在了他编写的教科书的第三版。该版本出版于2014年，照搬了津巴多标准叙述的传统，仅在章节靠后部分作出简短的评判。

津巴多对质疑的回应

这些年来我多次听过津巴多对实验的描述，本来不期待听到什么新东西。

1、对实验无法退出的回应

当我问及科皮和雅科声称他们被告知不能离开时，津巴多称他们在说谎，接着又声称他俩是忘了安全词“我退出实验”，再之后他却让我惊讶了——他承认，他其实是指导了工作人员，让他们告诉囚犯无法离开。

“囚犯要是说 ‘我想出去’，然后你回答‘好吧’，那他们一离开，实验就完蛋了。”津巴多解释道，“所有的囚犯都会说‘我想出去’。必须有个充分的理由才能允许他们离开。他们的心态应该是‘我是监狱里的囚犯’，而不是‘我是参加实验的大学生，我不想要钱了，我要退出实验’。监狱是退出不了的。……从一方面来说，你是参加地下室实验的学生。从另一方面来说，你是县监狱里被看守虐待的囚犯。”

2、对设计监狱规则的回应

津巴多承认守卫们的规则是由大卫·杰夫设计的，但是他试图辩解，在国会作证时他说守卫们自行设计规则这不是在说谎，因为**他本人当时并不在场。**他一开始否认实验有任何政治动机，但我给他读了实验第二天发布的一份新闻通稿的节选后（通稿上他明确表示实验旨在让大众认识到监狱改革的必要性），他承认这可能是自己在卡洛·普利斯科特的压力下写的，当时他和普利斯科特一起教授监禁心理学的暑期班。

“在那门课程中，我开始发现监狱是浪费时间、金钱和生命。”津巴多说，“所以，是的，我是个社会活动家，在我心中监狱改革一直很重要。但这不是做这个研究的原因。”

3、对人们关于斯坦福实验看法的回应

在这段漫长又紧张的对话接近尾声时，我问他是否认为勒·特柯西安的书会改变人们对实验的看法。

“我不知道。”他听起来有点疲惫地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真的不在乎。此时此刻，重要的问题是，我不想再为此浪费时间了。你的采访之后，我不会再为此接受任何采访。这只是浪费时间。人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这是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研究。没有哪个研究50年后还在被人讨论……它自有它的生命力。要是有人想说这是个骗局，那就随他去。我不打算再为此辩护，它的长盛不衰就是辩护理由。”

（实验中的津巴多）

在过去的50年里，津巴多花了许多时间来回答关于他人生最黑暗的六天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验的成功也囚禁了他。**我问他是否为开展这个研究感到高兴，他说他心情很复杂。他认为他1975年在帕罗奥图市建立的害羞诊所才是最重要的工作。

“要不是因为监狱实验，诊所就会成为我的遗世之作。”

“你是否希望是这样呢？”我问道。

 “是的，当然。”他说，“当然了，那是肯定的。而监狱研究带来的负面是我是邪恶博士，我创造了这个邪恶的情境，类似斯文加利之类的人物。”

在津巴多的陈述中，他像其他人一样也是被周围环境所塑造出来的，也是环境的受害者。

“不知不觉中，我逐渐将自己转变为监狱长。”他说，“为什么？我的办公室标着‘监狱长’，大卫·杰夫的办公室标着‘典狱长’。然后我就要接待家长们了。我必须处理保释委员听证会的事，还得应付牧师的拜访。人们不把我当研究者，而是监狱长，为他们蹲监狱的儿子来寻求帮助。”

“这是个谎言。”

多年来这个借口都足以安抚津巴多，安抚其他人，但是现在可能已经不够了。教材作者格雷格·费斯特告诉我，看了一些勒·特柯西安的证据后，他在考虑编写新版《心理学：观点和联系》时采取更坚定的立场。

“既然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希望有一天津巴多的故事再也站不住脚。”费斯特说，“不幸的是，教材还不是那么快就要改，但是希望这会发生。因为我认为这不过是个……”

费斯特停顿了一下，寻找恰当的说法，然后选定了一个简单的：

“这是个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