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与战争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落后国家要如何追赶发达国家？_风闻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高级访问教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文一，在6月9日在“思想者论坛”的主题演讲，观察者网首发，未经作者审定。】

为什么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裕？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涉及到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实现自身现代化的重大理论问题。

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是因为西方拥有古希腊民主自由的文化传统，和基于其上的严格私有产权保护、契约精神、自由贸易和法律制度。因此“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和“去监管化、去国家化、去政府干涉化”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和不二法门。可惜，这个理论与过去500多年来西方崛起的历史严重不符，也与当今人类实践不符。

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当年都不是靠“民主、自由、法制”和“私有产权”引爆工业革命的。相反，凡照搬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制度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实现了工业化。因此，重新揭示欧洲列强当年工业化的秘密与规律，对于纪念中国的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重建当代经济学理论以指导那些希望实现工业化的落后国家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

欧洲崛起的秘密

欧洲崛起并非17世纪科学革命的产物，也并非18世纪工业革命的产物，更不是20世纪才兴起的普选民主制度的产物。欧洲至少从15-16世纪开始崛起，从此一直统领世界500多年，但也只就500多年而已。这一世界格局正在由于中国和亚洲的重新崛起而迅速改变。

欧洲崛起的秘密是什么？是民主自由的人权传统？开明包容的君主立宪制度？宗教改革推动的科学理性思维？遵纪守法的法制文明？言行一致的契约精神？还是严格认真的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都不是。

15-16世纪的欧洲君主国首先通过相互间延续不断的战争和激烈的军备竞赛，获得了征服世界所需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现代国家构建；然后以这个国家能力为基础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最贪婪、最狡诈、最具规模的商业竞争和海外市场扩张，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商品倾销、原材料掠夺和奴隶贩卖市场，并由此厚积薄发300年才于1800年前后引爆了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竞争特征的工业革命。这个过程将欧洲原来的400多个国家荡涤为20多个强悍国家。

谁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远洋海军，谁就可以统治世界贸易、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这一“海权”国策一直维持到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一个用一流海军维系的全球商业帝国。

欧洲国家的贸易优势是建立在其军事优势之上的，而其军事优势是在战争中打出来的。在14世纪期间，欧洲发生过至少44场大规模战争，在这个优胜劣汰过程中，大概平均每两年就会发生一次战争，其中包括著名的长达116年的英法“百年战争”。

1340年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的斯勒伊斯（Sluys）海战

15世纪，欧洲一共发生过60场战争，几乎每年都处于战争状态。16世纪至少发生了62场战争，平均每次战争延续时间超过8年，平均每年就有超过两、三场战争同时展开，延续时间超过8年的战争有15次。整个16世纪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处于和平时期，而整个17世纪的和平时期只有4年。换句话说，从1500到1700年的整整200年期间，欧洲有95%的时间都处于战争状态。

由于白热化的战争需求，早在15世纪40年代，法国一个国家就需要消耗2万磅火药，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数字翻了25倍，达到50万磅。1600年，西班牙全国军队已经达到20万人，占西班牙人口2.5%。1700年法国陆军的总规模达到40万人，占法国总人口的2.1%。如果按照这个比例，中国清朝得有800万至1000万军队才能够与欧洲匹敌和从事全球殖民扩张。然而清朝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财政和国家能力。欧洲早年的企业家基本都是来自军队或身兼二职。

在工业革命前的300年间，欧洲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国家能力就已经由于规模化战争和由战争主导的全球商业模式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国家规模、专业军队、遍布全国的“乡镇企业”和运河网络。为了长期维持专业化的更大规模的军队，必须增加新税种和创立永久性的政府借款管理体系。税收体系于是发生了转变，从临时性的、封建性的和去中心化的税收体系变成更加标准化的和中央集权化体系。这是支付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的唯一方法。欧洲军队规模的扩大对国家财政能力和税收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了提高财税收入，欧洲各国皇室纷纷走上了商业立国的道路。而这条道路需要动用军队和国家特许的公司、私人武装和海盗集团来辅佐，以开辟和垄断地区与全球贸易并不断发掘新航线。这诱导欧洲走上了一条可持续的“重商主义”道路，发现了富国强兵的“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维持这个巨大加速器的运转需要美洲的黄金白银，非洲的奴隶，东方的香料、茶叶、丝绸、棉布、陶瓷和一系列先进手工业技术，并由此打造出一个由坚船利炮筑成的巨大世界市场。这个市场的“规则”由欧洲列强制定，利润由欧洲列强瓜分。

由于对战争和殖民地开拓的投入，财政税收在1700年代初的英国达到了国民总收入的9%，而且在1820年上升为23%。政府赤字占国民总收入之比常常超过100%甚至200%多。相比之下，被新制度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称为“榨取性”制度的大清王朝的每年平均财政税收在整个18和19世纪一直仅占国民总收入的4%左右。

欧洲人以这样的战争频率和规模、这样的武器和它武装起来的建制化军队、这样的国家构建支配下的资源调动能力、这样的财政体制所支撑的国民经济预算（海军、陆军、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军事力量维持的全球殖民掠夺、奴隶贩卖和贸易垄断、这样的商业贸易模式所攫取的高额利润和资本原始积累、这样的掠夺式投资回报所激励出来的全民逐利动机和企业家精神、这样的思维方式所培育的官僚精英集团及其制定的全球战略，才能横扫广袤的未开化的美洲和非洲，蚕食处于保守农业文明顶峰的亚洲国家（中国和印度）。

也就是说，早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欧洲已经统治世界二、三百年。当时并没有丝毫“民主、自由、法制、平等”可言。工业革命爆发以后的整个19世纪也是如此。普选民主是欧洲20世纪工人运动倒逼的产物：澳大利亚1962年，比利时1948年，加拿大1970年，法国1946年，德国1946年，意大利1946年，日本1952年，葡萄牙1970年，瑞士1971年，英国1928年，美国1965年。那时这些国家早已完成工业化并进入福利社会。

16世纪不同类型的德国火炮

即使在这些国家实现正式民主之后，贿选和其他选举丑闻也屡见不鲜。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Sven Beckert精辟地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史学家Mokyr也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汉诺威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专业警察队伍，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欧洲崛起的秘密也不是私有产权。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及更早之前，产权保护并不比中世纪封建农业社会有实质性的进步。他们那时产权保护的力度还比不上今天的好多发展中国家。

例如，英国圈地运动侵犯了原有土地的公共产权。土地先占权的确认对美国西部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却侵犯了原住民的产权。1868年宾州高级法院推翻了地主们要求洁净水源的权利，而支持了煤炭产业的发展。类似地，韩国和日本在战后地土地改革也侵犯了原地主阶级的产权。“对经济发展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无差别地保护所有产权，而是在什么条件下保护哪种产权。”

正因为这个原因，工业革命在私人财产过于安全的法国拖延了几十年：“在法国，有利可图的灌溉项目无法开展，正是因为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的议会可以践踏那些反对派地主们的权益：圈占他们的土地，或在他们的土地上建设煤矿和公路。”

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前，如今发达国家看到的法律规则（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破产法、竞争法、遗产继承法、税法、土地法、知识产权法、金融审计与披露法等等）要么根本不存在，或者很不完善，即使有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对于很多欧洲国家而言，直到20世纪早期完成或接近完成各自的第二次工业化革命时，对于一系列法律的实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欧洲崛起的秘密也不是“自由贸易”。在进入由于重工业革命带来的普遍产能过剩之前，整个16-19世纪的欧洲各国推行的并不是自由贸易，而是都在努力利用国家力量为本国制造业和产业升级服务。作为17-19世纪世界霸主的英国长期实行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关税，而绝不允许它的殖民地国家对英国制造品收取关税。而且一旦发现其他国家优质产品对自己产品构成威胁，就会通过类似于“羊毛法案”和“谷物法”等来阻止该类产品的进口（法律是制定出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直到出现制造业产能过剩，才开始对落后国家推销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当时落后的美国和德国等国长期采取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这成为他们最终赶上英国的根本国策。

更为突出的是，欧洲列强都积极利用包括军事政府、政治讹诈等在内的非经济手段来争夺世界市场，以武力为后盾为商业和贸易开道，这包括建立大型的远洋舰队和拥有私人武装的商船队，以获取殖民地和全球航运的控制权，并通过发动战争来实现对经济霸权的维系和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他国政权的更迭。这一政策延续至今天的美国。

而一系列法律条文的制定和修改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巩固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这些法律条文可以随时调整。

所以欧洲崛起不是因为“文明”，而是因为“野蛮”和“狡诈”，只不过把这种“野蛮与狡诈”通过重商主义转化成了对外进行军事-经济扩张的力量和效率。因此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Sven Beckert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使其有能力在经济、法律、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和军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领地，英国的工业化简直就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当代人出国求学旅游看见的西方文明是欧美崛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而且只是表象，却看不到背后强大的国家力量和对公民隐私的严密支配系统。正如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是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更不反映背后基础设施的技术结构。不要从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自由贸易、私有产权保护等乌托邦式的空想中去寻求欧洲崛起的秘密。后发国家也不可能用这些乌托邦式的空想来实现自身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普选民主”制度不过是工业化末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身尖锐阶级矛盾调和的产物，是被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所催生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倒逼的结果，而绝不是西方列强当年崛起的原因和前提。

国家主导下的“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和全球市场创造是引爆工业革命的秘密。因此总结一下，早在英国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二三百年，欧洲已经通过战争而崛起，并发现了国家主导下的“战争⇄贸易”循环加速器。就像著名的荷兰商人、军事统帅和东印度公司主管Jan Pieterszoon Coen在1614年为争取荷兰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权向荷兰皇室指出的那样：“陛下应该可以根据经验知道，亚洲贸易必须由您自己的强大武力来维持和保护，而这武力本身又必须用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以至于我们无法不用战争来进行贸易，也无法不用贸易来支付战争。”这一“旷世真理”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之后崛起的所有西方列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帝国，不断重新发现并付诸实践。

1652-1654年第一次英荷战争

比如被誉为美国19世纪末最伟大的全球战略家的美国海军将领和军事史学家马汉（Alfred Mahan），在谈到欧洲列强17世纪以后迅速崛起的原因时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大取决于其海外贸易，海外贸易取决于海上力量，而海上力量则取决于海外殖民地征服；因此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

这位战略家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座上客和美国海军建设与海外扩张（包括巴拿马运河项目）的积极鼓动者。英国首相张伯伦也在1896年的伯明翰工商会上阐述了国家、战争、贸易之间的关系：“外交部和殖民部主要致力于寻找新市场，守住旧市场。战争部和海军部的要务是随时准备捍卫这些市场，并保卫我们的商业。商业关乎所有政治利益中最重要的利益。”

那时大英帝国已经从葡萄牙、西班牙等老牌殖民帝国手中接过权杖并统治世界100-200年。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市场开拓和商业游戏规则制定，坚船利炮开道下的全球垄断贸易，惨无人道的奴隶贩卖和劳工剥削，为欧洲打造了强大的国家资源动员能力和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商品，劳力，资本，原材料市场）。

是这个巨大统一的全球市场支撑了日夜精细的劳动分工、规模化的物流运输网络、无限延伸的利润价值链，从而帮助欧洲完成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原始工业化（工场手工业）阶段。这个阶段不断深化二三百年之后，才引爆了以规模化大生产和技术创新为竞争特征的工业革命。

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结构演变不过是这个工业化过程倒逼的产物。换句话说，由欧洲封建君主国之间反复无常的背信弃义、诡计多端的跨国联姻、变幻莫测的军事结盟，以及长年累月的规模化战争所催生的中央集权，由中央集权所催生的税收与金融制度，由“战争−财政”需求所催生的国家支持的地理大发现、海外商业竞争和重商主义产业政策，彻底导致了牧歌式封建小农经济的瓦解，并由此才诱导出欧洲各国在军事化铜墙铁壁保护下的统一国内市场和工场手工业繁荣，运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国内外原材料与消费产品市场的深化。

以这种广袤的市场繁荣和垄断利润为基础的劳动分工、跨国贸易、金融网络、国家能力，和这个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全球殖民开拓与奴隶贸易，才成为完成欧洲原始工业化和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条件和催化剂；才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制度由罗马教皇支配下的封建贵族制，向君主独裁下的中央集权制，并由此再向皇室和专业人士集团主导下的精英治国模式转变的背后推力与助产婆。  

工业革命的规律

工业革命的特点是规模化大生产。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无法量化生产“衣、食、住、行”的生活必需品和其所需的生产工具。

但是规模化大生产需要规模化大市场才能盈利和自负盈亏（比如固定投资成本只有通过大量生产和销售才能够分摊和回收，产品的及时规模化运出和销售，原材料的及时规模化挖掘和抵达）⇒规模化大生产的特点不仅是量大，而且是周转周期迅速而定时，要求政治稳定、安全可靠、基础设施发达⇒从而对上层建筑提出更高要求，制度是内生的。因而统一大市场得以存在和运作的三大基石是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

兵荒马乱、土匪出没的地方不可能有市场；欺诈横行、缺乏信用的地方不可能有交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不可能有原材料的及时运进和产品的及时出售。

因此市场本身是个极其昂贵的公共品，只有国家力量和国家意志才能够创造。无论是什么所有制或产权结构，如果市场太小或销售量太少，建立在劳动分工原理上的规模化大生产是无法盈利的。如果市场每天对别针的需求只有几个而不是几万个，那么强行使亚当·史密看到的别针厂采用劳动分工是绝对亏本的；如果每天对棉纱的需求只有几磅而不是成千上万磅，一个在18世纪的英国工厂使用珍妮纺纱机也是绝对不合算的；如果每年仅生产十几辆（而不是数十万辆）汽车，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建设一条福特汽车装配线将得到什么样的效果也可想而知。

由此想到很多刚刚独立的农业国家依靠计划经济上马一大批重工业所必须承受的财政负担和导致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危机：重工业的市场基础是轻工业，轻工业的市场基础是全球贸易和商业。这是一个金字塔。因此忽视轻工业和民间商业以及全球贸易的计划经济早晚得出问题。

难怪英国著名生产商Matthew Boulton（1728-1809）给他的商业伙伴，蒸汽机发明者瓦特的信中写道：“如果仅为3个区县生产你的引擎，太不值得；但如果是为全世界生产你的引擎，那才叫值得。”

落后农业国家创造统一大市场的几个必经阶段，服从“胚胎发育”的历史规律和演化逻辑，否则欲速则不达。

1. 建国（清匪反霸、打破地方封建和军阀割据、车同轨书同文、必要的土地改革以激励农民发财致富）

2. 用原始工业化孕育和发酵初级统一大市场（包括组织乡镇企业、新修水利和运河网络），并开拓全球市场（利用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

3. 引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劳动密集型规模化大生产和远距离世界贸易为特征，但是机器是手工制造或从发达国家进口）

4. 工业“三位一体”繁荣：规模化生产和运输对能源、交通、动力提出了巨大需求，于是激发了政府和民间对煤炭-铁路-蒸汽机（电力-公路-内燃机）的巨大投入

5. 引爆第二次工业革命（用机器生产机器：量化生产所有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中间产品，促成能源、机械、化学工业起飞，以及农业机械化）

6. 由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水平的极大提高而进入福利社会并实现农业机械化

7. 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过程和衣食住行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

每一个初始阶段都为下一个阶段铺垫市场，提出需求，积累和提供资金（社会储蓄）与财政收入。每一个阶段的升级都需要一个强大的重商主义的中央集权政府。

中国作对了什么？

没有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搞经济改革，而是摸着石头过河暗中复制了工业革命。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吗？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市场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市场迫使参与者互相竞争，刺激生产商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让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创造性破坏力去自然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和私企。

但否定“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道理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却又是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能否成功至关重要的：工业化只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创建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基层人民间的社会信任的成本极其高昂，创造统一市场的社会成本极其高昂，使得市场安全、有效、无欺诈运作（监管）的成本更高。

因此，一个重商主义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得以出现的前提和保障，正是上述几种创造统一有效大市场的高昂成本的存在，和克服这些巨大成本的国家能力的缺失，葬送了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使得非洲和拉丁美洲陷入贫困或中等收入陷阱，纵然徒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好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这也就解释了虽然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和包容性政治体制都已就位，但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挑战**：**话语权

落后国家无法开启工业化不是因为没有“自由、人权、民主”；那是欧洲“战争-财政”国家模式和“全民皆商”武装贸易和殖民掠夺所引爆的工业革命的副产品，而非原因；而且至今仍然是富人欺骗穷人的把戏。他们缺乏的是创造市场的国家力量。

在无法像欧洲列强（与亚洲日本）当年那样靠战争、屠杀、殖民、掠夺和“打砸抢”的全球市场扩张来富国强军的新时代条件下，落后国家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和平的、更加文明的工业化道路，就像中国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样。问题是被欧美发达国家垄断的世界秩序是否允许他们长期这样做下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到：欧洲国家仅仅靠剥削欧洲内部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和延长劳动时间不足以创造欧洲引爆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原始积累。欧洲崛起跟它们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掠夺有直接关系。其实最早的世界货币是黑奴，最早的世界市场是贩奴市场。当以自由贸易为外衣的“文明”掠夺方式行不通时，就直接采取武力掠夺；欧洲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常常是对战败国榨取天量的战争赔款（比如八国联军成员国德国在1900年对北京打砸抢以后提出的4亿马克战争赔款，就是用来支付德国当年的战舰升级计划的）。

因此，在国家消亡和人类实现大同理想之前，国家、国家能力和产业政策，仍然是落后民族进入工业文明的必要条件和政治保障。欧洲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是在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崛起的，而它们的国家体系和国家能力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但是他它们却蔑视20世纪通过独立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而兴起的后发国家，忽略和贬低这些国家的正义战争对于它们自己国家能力建设所起的伟大和深远意义。

当然，最终的世界大同需要消灭国家边界和消灭国家本身。问题在于：只有由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主导的工业化和全球化浪潮才是今后国家消亡和世界大同的前提。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废除欧美工业国集团500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霸权。

对于已经率先完成国家建设和工业化的欧洲和北美国家来说，如果希望对仍占世界人口80%左右的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做出积极和正面的贡献，就必须放弃技术垄断并向落后国家彻底开放自己的市场和技术，而不是相反地回到它们16-19世纪崛起时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猜忌、技术垄断和军事-财政时代，美国奥巴马-特朗普政府一直在鼓吹和实施的，迫使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通过战争像欧洲列强当年那样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