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85名驻华记者 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_风闻

【来源：微博“微天下”】

在各种肤色的外国人密集出没的北京，Christian是那种十分普通的“其中之一”。

遇见Christian的时候，他正在三里屯一家咖啡馆，穿个T恤衫，背个双肩包，眼角余光不时掠过身边经过的人群，与初来中国的年轻旅行者，别无二致。

2017年，包括游客、学生、商务人员在内，有超过两千万外国人来到中国，或短留、或长驻，他们来来往往，有意或无意的观察这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国度。

Christian也是其中之一，但他审视这个“域外国度”的眼光，和绝大多数外国人都不一样。他的观察更细致、更深入、甚至更挑剔。

更为重要的是，每年，全球有数以千万计、甚至亿计的人，“通过”Christian的眼睛，认识中国。

这是因为，Christian是一家知名西方媒体驻华记者，职业的中国观察者。

（图片来源：SteffenLöwe）

对Christian来说，中国是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他4岁来到中国，在这里度过童年，就读于一所国际学校。14岁时，Christian离开中国返回英国求学，2015年，他又以驻华记者的身份，回到了儿时成长的土地。

3年驻华期间，Christian目睹了自己供职的媒体在中国派驻团队的日益庞大。“我们从只有几名驻华记者单打独斗，发展成一个包括助理在内40余人的团队”，Christian说。

驻华团队扩大的不仅有Christian供职的媒体。公开数据显示，在2002年时，有来自199家媒体机构的353名驻华外媒记者。而到2017年6月，共有45个国家255家新闻机构向中国派出常驻记者，人数达到585人。

这些记者不少人都居住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夏天在屋顶上喝燕京啤酒乘凉，从老北京的闲言碎语中挖掘选题。但也有的住在外国人“大本营”三里屯地带，时不时去老书虫书店聊天，听听同行报道“大新闻”背后的故事。

“每天都经历着变化的中国，必然得到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对驻华记者群体的逐渐庞大的背景，Christian这样解释。

（图片：BeijingDesignWeek）

驻华记者来自哪里？

Christian介绍，之前的驻华记者，不少都是从其他国家记者站“空降”，无论其是否有与中国相关的背景，以及是否会说中文。

但现在，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驻华记者越来越多，相应地，他们对中国籍新闻助理的依赖也逐步下降，独立采访已不是难事。

在国际商业媒体机构工作的记者Chen Lei lei说，“他们（外媒）越来越不想要中文说得不好的毕业生”。Chen认为，外国媒体对驻华记者的要求提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开设中文课程的外国大学数量增多，对记者的要求也水涨船高，“现在多数学校都有了中文专业，培养了能用中文交流的毕业生。”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北京和上海是来自45个国家585名驻华记者主要的驻扎地，而其中北京就占了465名，各家媒体中，路透社规模最大，共有25名驻华记者，其他机构都在1-10人左右的规模。

向中国派驻记者的除了如《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外，部分地方或者行业媒体也有驻华记者，如时尚周刊《女性杂志日报》有一名在北京的驻华记者，《波士顿环球报》也有一名驻华记者。

近年来，除了驻华记者人数增多，中文水平更高外，另外一个变化是为主流驻华外媒提供报道的自由撰稿人增多。他们不隶属于某个媒体机构，多凭借旅游签证或者商务签证来到中国，写作多为副业。他们不定时为媒体机构供稿，将自己在中国工作的故事，或观察到的现象，讲述给国外读者。

Hai-Liang就是这样一位自由撰稿人。从英国大学毕业后，他直接来到了北京，Hai-Liang的父母都来自广西。但他说，他很遗憾自己的中文不够流利，所以对中国媒体的观察不够细致。

但Hai-Liang提供给外媒的报道中，却不乏细节的中国观察，在发现身边有中国朋友皈依佛教的现象后，Hai-Liang撰文记录了佛教与中国年轻人的联系，相关报道刊发在CNN网站上。在观察到北京街头刺青的中国人越来越常见后，他采写了中国人对于刺青文化态度改变的报道，后被CNN风格版采用。

“在国外我们说，发生一次是偶然，发生两次是常态，发生三次是潮流，我要做的，就是记录潮流”，Hai-Liang说。

（来源：EUROPEANPRESSPHOTOAGENCY）

他们记录的中国

Tom也曾是一位自由记者，现在为一家环保NGO从事媒体部门全职工作。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是追踪中国能源企业在外投资给当地及全球环境带来的影响。

Tom曾有两年驻华自由记者的经历。他采访过中国传统工艺传人，报道过中国女大学生遭遇性骚扰，均发表在美国顶级的杂志及报纸上，如《外交事务》，《经济学人》等。

但自由记者也有限制， Tom无法出席政府发布会，难以与官员直接对话，“找到值得写的故事不难，但难的是，我知道总有一条无形的线横亘在我面前，不能触碰”。他最终结束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活，入职一家环保组织，但依然继续报道中国的工作。

Tom的工作除了采写新闻报道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为其他国际媒体在环境议题上提供选题以及相关数据。因此，像Tom所属组织这样的半NGO、半媒体机构，也可以直接影响到外媒对华报道选题以及方式。

以环境报道为例。据Tom介绍，过去对中国空气污染的报道，只集中于对人们健康的影响。但在Tom所供职组织在内的一众环保NGO的影响下，外媒关于空气污染的报道，开始逐渐与经济增长模式挂钩，“比如京津冀的钢铁生产与空气污染的联系”。中国环境这一最初的小众议题，也在过去三年间，从环境版进入社会新闻版。

为主要外媒提供新闻线索，是Tom所在NGO提高对自己所研究议题公共关注必不可少的手段。

但对多数外媒驻华机构来说，他们的选题远不止于环境。（外媒机构）多会在年初设置一个年度报道主题，虽根据实际情况会有所更新，但一直会对当年该媒体报道起到统领作用，比如2017年报道重点是19大。也会有短期方向，如每周主题：包括中美贸易战，朝韩首脑会议等。

此外，也有媒体也会根据观察及本媒体读者特点，确定一些非热点选题。比如Chen Leilei举例，她所在媒体机构的总编，今年年初就明确表示需要更多中国科技的相关报道。

外媒对华报道的选题的偏重点，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BBC一位前驻华记者曾总结2013年连续两周BBC，《纽约时报》及《经济学人》的中国报道，这位记者发现，2013年，政治、经济、外交选题占据了这些媒体中国报道的主要版面，分别占据了约20%左右，剩下的是环境、“人权”以及其他议题。然而2018年，同样是这三家媒体，再来统计连续两周的报道，科技、社会选题明显增多，尤其是BBC在5月的社会议题报道甚至占据了快50%。在中国驻华记者数量最多的路透社，今年4月刚建立了深圳办公室。

决定这些选题能否最终见诸报道的，不完全是驻华记者，并不驻华的后方编辑才有最后决定权。“最终决定是否要报道某个议题的，是并不驻华的编辑，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中国报道中什么议题重要，他们或许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因此说服他们做一个新选题，可能要占用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Christian说。

而Christian回忆，在他曾供职的另一个媒体机构中，组织架构则要松散得多，往往是当记者报选题后，只要编辑同意，便可直接动笔，无需一层层汇报。在商业媒体工作的Chen Leilei所供职的报纸便是这样的环境。多数情况下，编辑会马上就记者给出的选题方向提供反馈，决定是否推进这一选题。

“一般来说当天报题，当天就能决定是否是可做的选题”，Chen介绍。

（图片来源：AFP）

他们对中国有偏见？

在中国国内，对外媒对中国的报道，一个常见的指责是，他们对中国有偏见，负面报道过多。

“但如果我是名报道其它国家国内事务的记者，我仍然会写同样的内容”，Chen说。多名受访外媒记者都表示，在他们的媒体传统中，舆论监督是媒体核心角色。

“西方媒体传统中，新闻不是报道好的方面和正常的事情，它是第四种权力”，Tom说。

Chen的一篇报道中国一工厂压榨员工的报道，促使工厂发表道歉声明。Tom所在组织追踪孔雀在云南栖息地遭破坏的调查，也促使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发布声明，承认存在保护空缺，并在红头文件中专门感谢了他们所做的报道努力。

“我可以理解为何中国读者说我们有偏见，毕竟谁会希望外人跑到自己的家门口来，说自己家里面的事”，Chen说。

但也并非所有外媒驻华记者都是这样的调查性报道模式。何伟是一个典型代表。这位前任《纽约客》和《国家地理》的驻华记者，就以对中国二三线城市小人物的报道而闻名。他的笔下，是四川省涪陵师范学院努力学习英语的学生，是长城脚下小村庄里的一户户人家， 他向西方读者揭示了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可能都不曾看到的一面。

“但他是一个天才”，Christian这样评价何伟。

Christian说，对于多数外媒记者来说，他们不可能有何伟的时间精力，去花1个月了解他的报道对象，培养信任、了解对方的立场，再写下报道，“即使你有时间去了解，你也很难说服你的编辑，让他接受一个完全打破常规的选题”。

外媒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多与北上广的大城市相关，这与驻华记者都在大城市生活不无关系。公开信息显示，500多名驻华记者全部集中于7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沈阳、大连、深圳。何伟曾经在一篇报道中的深入观察涪陵这个重庆小城，这种城市里的中国，基本很难进入驻华记者的视线。

Christian有时每天有要完成3-4篇消息稿的压力，像何伟那样他去深入观察中国的时间也有限，也面临如何说服编辑，接受并非年度报道主题的选题。

“现在你面临的抉择是，一、给编辑一个全新的选题，努力说服他这个选题是今年的年度报道主题所忽视，但值得做的。二、给编辑一个熟悉的选题，然后给他一个新的例子继续走这个选题的老路。很明显，后者要容易的多”。

但Chen Leilei认为，驻华记者也在对后方编辑的选题方向施加影响，作用是相互的。

“我们就像一艘小船，在拖着一艘大船慢慢地前行。我们会被大船耽误，但是大船也会因为我们报道而限制其航线，我们很可能会互相牵制”，Chen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