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曾是怎么妖魔化游戏的_风闻

来源：触乐网 作者：胡又天

1980年代，虽然“反共抗俄”这种口号已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形势渐渐在我国台湾地区销声，但国民党所讲的传统儒家思想加近代“国族主义”，以及大学联考“一试定终身”的升学主义，仍在社会上居于主流。新兴的电子游戏，当年叫“电动玩具”，也纷纷被视为妨害风化、教坏小孩的洪水猛兽。

电子游戏出现后，一部在台湾地区同步妖魔化游戏的历史也徐徐展开了。

■ 电动玩具的发迹

1988年解严（戒严解除）以后，“国家主义”失效了，但升学主义还很坚挺。那时“电动间”（街机厅）在电视与报刊上经常被描述成藏污纳垢的地方，不但有香烟、帮派、赌博，甚至还有毒品。例如有报导说，电动间老板在空调风口放安非他命（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冰毒的结构与之类似），配合当年铺天盖地的反毒倡导（包括电视剧、电视广告、校园宣传、报章专题），更加放大了家长的恐慌与敌视，迅速超越了“撞球间”（又称“弹子房”，撞球即大陆所称的台球）之为不良少年聚集场所的名声。

这些恶名并不都是冤枉。1980年代，作为“经济奇迹”的副产品，台湾地区民间赌风炽烈，除了最厉害的“大家乐”（依托当局发行的“爱国奖券”的地下六合彩及各种变体），还有各种赌博电玩机台。一开始是进口，然后本地强大的电子业者迅速盗版量产，什么扑克机、老虎机、麻将机都不在话下。其中最流行的一款，是看起来比较休闲的“小玛莉”，投5元或10元硬币（当年一包零食或饮料的价格）就可以玩一道，最大奖也就50或100元，小奖看店老板怎么设定。

到80年代末，“小玛莉”已经泛滥全岛，遍布街头巷尾的杂货店中，老少通吃，不少小孩子都在上面输过一堆早餐钱、零用钱。至于认真经营的电动间，更不乏混搭一般机台和赌博机台的搞法，据说只要疏通好黑白两道，回本极快，是无庸置疑的暴利行业，各种恶性事件当然也少不了。

下一张图就是警方查获这机台所吃掉的硬币，有9600元（图片来源：台媒）

1988年的电影《天下一大乐》刻画了当年大家乐泛滥全台的怪现状，猪哥亮、卓胜利等主演演得入骨，因为现实中他们自己就曾经如此疯魔，输到欠下一屁股债。《天下一大乐》的片头曲由蔡振南作词、作曲，以传统民谣常用的七字调为基底，配上轻快滑稽的现代编曲和廉价秀场感十足的女声Echo，在音乐上虽非惊世之作，作为电影主题曲却是极为称职。

视频约1:08处开始的片头曲。我们现在也应该照这等路数，写它几首针对氪金游戏怪现状的歌

扯远了。1990年左右我上了小学，受到宣传的影响，也就下意识地对外面的电动间产生了排斥感，而且是非理智地觉得它“乱”而不想靠近或打听。理智上，我讨厌烟味、讨厌噪音（那时游乐场音响都开得很大）、讨厌花钱，所以宁愿在家玩电脑和任天堂，并且还有些自得于自己又守规矩又能玩。

老哥大我4岁半，上中学后，就有比较多和同学一起去外面打电动的经验，我记得他得意地跟我讲过各种赛车游戏，那种手握方向盘的实感与反馈确是家机与PC所不能及的，然而我玩过一两次都玩不好，便没有和他那个年龄层的人一样，把去外面打电动视为一件颇酷的事，一种青春期的小小叛逆。

当然，不是所有电动间都乱，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台北最时髦的忠孝东路SOGO百货地下室里就开了一大片电子游乐场，爸妈带我们去过几次，那里禁烟（虽然还是很吵），不放赌博电玩，也有不少亲子同乐，形象相对好，似乎和那些坏事不沾，但这种能借着“百货公司”标签的时尚感洗白的店家只是少数。据说，1996年，台北市电动间的数量达到了最高峰，超过3万家。

这里且不去细细查证这个统计数字，只说一个能让大家比较有画面感的场景——补习班。升学主义之下，从小到大，我身边就没几个同学是没补过习的，台北市补习班最密集的区域是台北车站附近的南阳街，这当然也就成为了电动间的一级战区，据说当年新光三越百货大楼后面一整排都是。有一些中学生，因为想晚上在外面打电动，跟父母说想去补习，父母看他有上进心也就乐得掏钱。

补习班这种地方会汇聚前段学校到后段学校的各种学生，从有实力上前三志愿的，到只是来让家长花钱买安心的，都有，于是周遭电动间的龙蛇杂处，也就不在话下。如果你想投合家长、老师的痛点，取个电子游戏荼毒青少年的证据，到那种地方随便一拍就有。

中学生顶着联考压力打电动，大学生没人管了更厉害（当然也有人因为没人管，不再具备反抗意义，所以反而打得少了），2016年我看到一篇政论作者“人渣文本”的演讲，忆述说当年台大男生宿舍实行过学生自治制度，于是他大学4年，男生第一宿舍出现过“大型电动间、漫画店、6桌以上的撞球台”，搞到学生自治委员会竟能弄到100万新台币的年收入，并且派生出了各种暗盘政治。

到这里，“教坏小孩”这种指责就不再适用了，因为我这些校友是带着充分的自觉在搞这些的，他们很多人后来就在政坛混到一席之地，各有一分从外部或内部把国民党搞垮的功劳。这也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又一章。

言归正传。为什么1996年是台北市电动间的最高峰呢？因为那年曝出了一个“周人蔘电玩弊案”：经营数十间赌博性电玩店的周人蔘，长期行贿警察及检察官，行贿金额达数千万元，圈内相谓“吃人蔘”。此案涉案人数多到警界大地震，当时新闻报得很大。

借此机会，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即于1997年推动修订了《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区管制规则》，其中有一条尽显其律师本事的“1000公尺条款”：凡申请游乐场执照的业者，店面必须距离学校、医院、图书馆1000公尺以上。这1公里的圆划下来，大概就只剩郊区、山上没被划到，等于完全禁绝。于是街机厅在台北市迅速绝迹。

台湾地区基本禁赌，所以赌博电玩被禁并没有争议，但一般的街机也因此而受了牵连。其实社会大众对此并不是没有概念，我们年轻一辈也多觉得赌博电玩是那些中老年人在玩的，从游戏性上来说对我们没有吸引力，根本比不过那些精美刺激的格斗、动作、射击、赛车。我们从小跟这些东西一起长大，也容易接受家机和PC上复杂的角色扮演、策略、冒险等游戏类型，上一辈人就不懂也没兴趣。能老少通吃的非赌博游戏，印象中似乎也就只有《俄罗斯方块》。

总之，要区分什么游戏有害，大家是认得清的，只是有不少人想要不分青红皂白全面查禁，而当年陈水扁的做法可谓高明：既不吃力不讨好地去区分机台的种类与良莠，也不背一刀切的政治恶名（毕竟他很重视年轻人的选票），而是用“1000公尺条款”釜底抽薪，达到事实上的封禁效果。

至于区分游戏机的任务，就留给立法机构，这项任务直到2000年1月才出了成果——《电子游戏场业管理条例》，将游戏机分为3种：赌博电玩被定义为“娱乐类”电子游戏机，一般的游戏则被定义为“益智类”电子游戏机，还有一种“钢珠类”，就是柏青哥或各种小钢珠机台。

这个分类方法当然有很多可以吐槽的地方，后面执行起来也造成了各种不满与不便，例如到马英九、郝龙斌的市长任期时，台北车站地下街和很多商场也又出现了时下流行的《太鼓达人》之类音乐游戏机台，我不太清楚这之中的监管情况，但我看过有业者贴出过自己设计的音乐机台，在向政府申请登记时用的是“训练机”之类的名目。我印象中，也没有什么人抬杠叫嚣说“电动间”又回来了，怎么不禁？或者：为什么其他类型的非赌博街机不能也都回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会再说。下面先讲回街机文化衰落之始的1997年。

台北市这一大刀，如果按寻常套路来讲，此时应该是家长、老师、社会贤达之类的群体开心叫好了，年轻人，特别是街机爱好者沮丧并且记恨陈水扁了，然后逐利的业者尚不死心，仍在地下继续营业，等等。

然而时代的发展太快了，总能超越套路。周人蔘案和街机厅的封禁，对电子游戏在台湾的发展影响并不大，因为有另一个同类出现，无缝接轨地接过这市场了。这个同类，你应该能猜到，就是网咖（网络咖啡厅，大陆称网吧）。

■ 网咖时代

检索资料，世界上第一间网咖诞生于1994年的英国，台湾地区的首家网咖“超新星网络咖啡厅”也在不久后（具体时间待考）于台湾大学附近设立，当时尚未流行线上游戏，网咖仅提供上网服务和简单的点心，或者传真、影印、扫描等业务。

其后至1998年左右，有一家“战略高手”在忠孝东路黄金地段开业，一小时90元新台币，生意火爆一时，彼时最红的游戏是《星海争霸》（Starcraft，陆译《星际争霸》）和《世纪帝国》（Age of Empires，陆译《帝国时代》），到1999年，更有《反恐精英》和图像化的大型线上多人角色扮演游戏《石器时代》等等杀进市场，这就厉害了。

记得当年战略高手开在这阿波罗大厦二楼，邻近捷运忠孝敦化站和美食群聚的216巷，现在改成牙医了（摄于2018年6月18日，回家出差，顺便来拍）

我高中三年是1998到2001年，亲历了网咖的全面兴起，我们同学把去网咖叫做“连线”，放学去连线，翘课去连线，晚自习累了去连线，我们师大附中947班和956班一批常见班底给自己取了个浑号——“四五六七大队”，我们班的林恩立更曾经跟人组过战队打《CS》得到某比赛冠军，赢了几万块，后来我们跟他连线，真的完全打不过他。

网咖一间接着一间开，价格也迅速下滑到一小时30至50元左右（在外县市则有低到20元的），甚至我们学校附近的“OPEN撞球运动馆”也进了一批电脑，服务多校学生，让你挑杆（打撞球）、连线一次满足。林恩立挑杆也很强，他说平常会和他爸挑杆。这位开明的家长年轻时应该也没少玩。顺带一提，我们师大附中是前三志愿的名校。

街机被禁又怎样？还有家机（旧称“电视游乐器”），以前都没禁，现在更禁不了。即使家长可以不让孩子碰游乐器，总不能不让他碰电脑，而学校就有电脑课。

也许偏乡里还有比较多的人没碰过电脑，但在台北市，应该说每所学校每个班，都能找到一堆比老师还厉害的，能使出各种手段破解电脑教室的禁制，往里面灌游戏，甚至做到局域网联机对战，我们班高一电脑课就在连《雷神之锤》（Quake）一代，或者上MUD打《万王之王》。

特别推荐：1997年的《Quake》同人漫画《弹客与屎客的冒险》（The Adventures of Dank and Scud），共5期，作者Michael Houston，当年我在《电脑玩家》上看到报导就去追连载了。这个21年前的古早网页如今还在

“1000公尺条款”算什么？管得到游戏器，管不到电脑。电脑也可以拿来做正事，电子业更是台湾地区引以为傲的最强产业，没办法像街机、家机、撞球那样简单地妖魔化。对我们学生来说，既然电脑是正经物事，去网咖也就不像以前去电动间或撞球间那样有罪恶感，或是怕被贴不良少年标签的心理负担了。

这也要归功于战略高手开的一个好头，它位居黄金地段大厦二楼，窗明几净，禁烟，而且每台电脑都配耳机，不会吵到别人，第一印象就没有以前那些小型电动间的肮脏吵杂。特别是“禁烟”这一点非常重要，吸烟与否是区分好学生与不良少年的重要标签。我虽要求自己不歧视吸烟族，但总是很讨厌烟味的，撞球间和以前的电动间都有烟味，所以我不想去，但网咖我就愿意去。

现在战略高手忠孝店搬到附近的地下室了，已无昔日之风光，就是普通的一间网咖

不太起眼的门口广告

非常欢乐的是，那几年，青少年飚车族和帮派问题是常见的社会新闻头条，我们不少人在学校附近看到过染发的重机（重型摩托车）骑士呼啸而过，你多看一眼还可能被车上的人大声呛：“看啥洨！”──洨，音xiáo，正字为“潲”，闽南语“精液”的普通话转写。然而在网咖与在线游戏兴起以后，飚车族似乎就消失了，改去打游戏了。

当然，那么多机车和帮派都还在，只是不在现实世界里闹事了。结果机车在除掉飚车族之类的不良标签以后，也变得阳光正面了起来，毕竟机车在台湾地区是重要代步工具，我上大学开高中同学会时最常见人谈的就是机车。印象最深刻的一则新闻，是一群大学生组车队上山游玩，被山上开杂货店的阿嬷飙脏话大骂，阿嬷的脏话飙得非常流利，同学大感佩服，个个虚心受教，表示下次还来给她骂，阿嬷叫他们注意安全。就连脏话也变得这么温馨了，虽然不能说这是电子游戏的直接功效，但我们可以从这各种“标签”的粘贴与脱落中，读出很多耐人寻味的风气演变。

网咖当然也不是没有引起过卫道人士的指责，但彼时的台湾社会，在话语权的争夺上，保守派已被广义的自由派压了下去，虽然保守派人还很多，但是难以服人，声势节节败退，就像老国民党。政治上，李登辉居大位搞本土化和教育改革，正要凭借后现代的多元主义来取代老国民党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换句话说，就是让台湾地区不能再对青少年宣讲“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种口号。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似乎不再妖魔化游戏的原因──并不是大人醒悟了、偏见消除了，而是持这种意见的人声音大不起来了，偶尔叫一下也都会被盖掉。

大人于是只剩下色情、暴力的标签和“沉迷游戏—读不好书—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好工作”这种经济理由可以妖魔化游戏，但如果要讲经济，一旦游戏产业变大，而传统的升学谋职信道又愈来愈难走，那么这种责难的链条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游戏业也算不上什么救世主，但反正大家都没有挽救台湾地区经济的办法，有也实行不了，而游戏业再怎么差也起码有在实作，又有许多带动上游厂商的实绩在，所以从功利上来讲，游戏也就不能说不是一门正当行业了──虽然也是又累又难赚。但正因游戏业远远没有玩游戏那么爽，甚且很能和其他行业比惨，而民意多是同情惨、鄙视爽的，所以也愈来愈多人愿意承认游戏是正当行业了。这说起来很没道理，但现实就是这样。所以也没什么人想去吵音乐机台该算什么样的游戏机了，就看什么时候还会修法，再修出另一个以舆论和行政为主要考虑，而与现实需求不符的结果吧。

■ “我们都长大了”

上面还没讲到色情、暴力的问题。直到今天，还是有不少家长团体以保护儿童、青少年的名义，抓着各种游戏与广告的软色情表现或暴力要素来抨击，也每能搏到一定的版面，有其政治能量。然而现实是，这里我想说得彻底一点：我们大多数会掏钱的人，是热爱色情与暴力的。这方面的对话与辩论也展开过不少次，但不管我们怎么辩，心里那条基本底线是不会变的，就是“我不要”和“我要”，所以没有人可能被说服，表面上的一切都只是在琢磨一个说得过去的讲法，而其实大家也不怎么想在乎这些表面文章。

“难道我们可以为了赚钱就让这些东西泛滥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力的诘问，但是重复太多次，便容易引出一个气人的真心答案：“我觉得可以”或者直接骂他“白痴”。或曰有不少人因为沉迷游戏而荒废正事，这是事实，但如果你要拿这点来打整个游戏业，你会得到呛声：“自己教育失败不要牵拖游戏。”“会沉迷的人不迷这个也会迷别的。”

沉迷的确是一个应该讨论的问题，但我们不会想得出一个我们不乐见的结论，更忌共识得出后会被得理不饶人的讨厌家伙拿来压我，所以我们宁愿保持这种对抗而不对话的各行其是状态。即使真要讨论，也要确定他是自己人，确定我们的确是要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搞风搞雨的，然后小心不让这个结果能被拿去当把柄。所以我们个人的处事智慧会增长，但群体很难。

台湾地区的问题，往往不能通过理性的沟通辩论来调解，却能通过各种旁行斜出的手段或天外飞来的暴力，使争端被转移，把争议给不了了之；有办法的人各显神通、各钻漏洞而得其所哉，没办法的人就随他去徒呼负负吧。电动间被“1000公尺条款”盖掉是这样，网咖的代兴也是这样。到2007年iPhone问世，手机游戏大兴以后更是这样。这几年，长辈也开始拿平板电脑玩游戏，一个个变成小孩了，而我们这一辈长大成为社会中坚了。时间是最大的暴力，没有人能撑得过它。

我们每每能从这样的世态炎凉中，感到人类就像是一座座孤岛。我们勉力用文化来连结彼此，而今游戏能让我们感觉连成一片，互相取暖。我想，如果要认真从情感层面来说为什么现在台湾比较少妖魔化游戏了，那就是因为大家在这个离离落落的网络时代，愈来愈能体会这种认同上的匮乏，以及游戏所能造就的慰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