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试图用这个组织反华，今天它退出了_风闻

今天美国宣布退出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理由是人权委员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没有用。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什么是有用的呢？其实就是可以为美国所用。

美国攻击其他国家的一大武器就是指责对方“不民主”，“不人权”。但是人权委员会如果不能总是跟随美国的想法，那自然就成了“没什么用”。

1996年至1997年间，美国就曾希望通过人权委员会来攻击中国。而中国政府和中国外交官们也屡屡应战，最终打破了美国的反华计划。

这段斗争的历史被记录在了已故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的《外交案例》一书中。

1996—1997年，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内，中国与美国等国家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反华提案两次都遭到失败，而且一次比一次惨，这对后来的人权斗争有一定的影响。本案例着重研究这两年斗争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又是如何取得胜利的。

　　一、背景

（一）人权委员会的基本情况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的职司委员会(functional committee)之一，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处理人权问题的主要机构。人权委员会成立于1946年，它由经社理事会选举产生的53个成员国组成，按照大洲分配如下：亚洲12国，非洲15国，东欧5国，拉美11国，西方国家（包括西欧、北美洲和大洋洲）10国。每年春季，人权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为期6周的全体会议。

（二）中国加入人权委员会的过程

中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参加人权委员会，参与其活动有一个过程。

1971年10月25日，我国在第26届联大上恢复了合法席位后，随即参加了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大会下设的七个委员会的工作。对于许多其他问题，中国政府持超脱的态度，因此最初并没有参加人权委员会。

1979年，第35届人权委员会召开时，西方国家酝酿在会上提出一个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侵害人权的决议草案。当时，民柬政府要求我国政府参加人权委员会的会议，因此，从1979年开始，1980年、1981年，我国就派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人权委员会的会议。

1981年5月，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春季会议上，我国正式要求参加人权委员会并以高票当选。当时希望中国加入人权委员会的国家很多，他们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1982年第38届人权委员会之后，我国成为正式成员。

在1946年至1989年的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曾针对苏联阵营的一些国家提出过人权提案；同时苏联也支持一些东欧国家和阿拉伯国家针对以色列在占领区中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提案。但是，在此期间，美苏两国在人权委员会中从未有直接交锋。

（三）1990—1995年西方五次反华提案的破产

从1990年至1995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先后五次在人权会议上提出反华提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诬蔑，但这五次的反华提案最终都被中国成功地击败了。

1、1990年反华提案

在1990年第46届人权会议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首次提出反华提案，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向人权委员会提供中国人权状况的情况。这个提案由美欧等18个国家提出。在会议上，有一批西方国家和16个非政府组织点名谴责中国。针对这一情况，中国代表团反复研究作战方案，认为如果就反华提案进行表决，通过的可能会很大，形势非常严峻。这时一位外国代表给我们出主意。他说，如果就反华提案进行表决，他很难投反对票；但是如果中国代表团根据联合国的议事规则和联合国下设的经社理事会的议事规则，提出一个不采取行动的动议（no action motion），他就可以支持中国的这个动议。这样就可以将一个实质性问题转化为一个程序性问题。我方对他的建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非常可取。于是在1990年3月6日的人权会议上，由巴基斯坦提出了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并且由于我方在会前对委员会的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泛地做工作，于是关于我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表决结果为17票（支持）∶15票（反对）∶11票（弃权），我方险胜。

1991年第47届人权会议上，由于当时海湾战争爆发，美国忙于战争，并急需我国在安理会内对他所提出的决议不投反对票，这一年美国没有提出反华提案。但是在会议发言当中，美欧等8个国家（包括卢森堡代表欧共体12国）和10个非政府组织，点名谴责中国。

 在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政治风波”。由于风波结束时当年的人权会议已经结束，因此在1989年的人权委员会中没有人提出反华提案。从1990年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上的较量就开始了。

​2、1992年反华提案

1992年第48届人权会议上，美国等24个国家提出反华提案。在大会发言当中，有12个国家（包括俄罗斯）、12个非政府组织发言谴责中国。这次美国等国对我国的攻击来势很猛，但是他们的内部矛盾较多，美欧之间出现不协调的状况，相互埋怨。同时由于范国祥大使和其他工作人员做了细致而周密的工作，因此在1992年3月4日的人权会议上，在巴基斯坦大使提出对反华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后，这个动议的表决以27（支持）∶15（反对）∶10（弃权）而通过。这一仗打得很漂亮。

3、1993年反华提案

1993年，美国总统已经易位为克林顿。他在大选期间曾经猛烈攻击老布什政府“讨好”中国，对中国态度软弱，他同时提出要把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所以在人权委员会里美方对各国施加压力，积极活动，企图通过反华提案。在第49届人权会议上，美国等23国提出反华提案，9个国家发言对我进行指责，其中丹麦代表欧共体12国进行发言，有4个非政府组织在会上对我国点名攻击。1993年3月10日，范国祥大使对反华提案同样提出了不采取行动的动议，结果以22票（支持）∶17票（反对）∶12票（弃权）告终。但是由投票结果可以看出，1993年的形势比1992年要差，美国对各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情况不容乐观。

4、1994年反华提案

在1994年第50届人权会议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再次提出反华提案。3月9日，美国等22个国家提出反华提案，在会议上有9个国家发言攻击我国，包括希腊代表欧共体12国，同时还有好几个非政府组织也对我国进行指责。我国在1994年3月9日对反华提案提出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表决结果为20票（支持）∶16票（反对）∶17票（弃权）。虽然我们的动议通过了，但是赞成票逐年减少，形势趋于严峻。

5、1995年反华提案

1995年第51届人权会议上，形势尤其严峻。美国等西方国家摆出一副志在必得的态势，美国不仅派出了常驻日内瓦大使和人权大使、前副总统候选人费拉罗（Mrs Ferraro）在会场活动，而且还派出了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务院的人权问题助理国务卿沙托克，作为总统特使到日内瓦施加压力，并坐镇指挥。

1995年3月7日早晨，会场气氛紧张，西方扬言这次反华提案肯定会通过，记者们来得也比往常多。与会者都明白，当天晚上要有大事发生，因为这一天是表决的关键时刻。一整天对立双方都进行着紧张的工作。

3月7日23点45分，人权会议对我国对反华提案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进行表决，有两个曾经表示支持我方的国家投了反对票，结果变为22∶22。而根据议事规则，在平票的情况下谁提出动议谁失败，因此我们的第一道防线被攻破。这时已经快到午夜，会议主席马来西亚的前副总理派人来征求金永健大使的意见：是继续进行实质性表决还是休会第二天再议？金大使表示还是第二天再议为好。主席遂决定休会。

3月8日9点30分，会场爆满，各国代表都拭目以待。上午10点15分大会开始，对反华提案进行辩论，美国代表团团长发了言，金永健大使在发言中批驳了美国、英国等代表对中国的攻击，并要求对反华提案进行唱名表决。最后，以20票赞成、21票弃权、12票反对的结果挫败了美国等国的反华提案。我们险胜。

　　二、1996年人权会议前的情况及我方面临的选择

　　（一）1996年人权会议前的基本情况

　　我于1996年1月4日到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任特命全权大使，1月5日向联办主任彼特罗夫斯基递交了外长签署的委任状，开始履新。当时距3月19日人权会议开幕只剩两个多月时间，时间紧迫，于是我8日就开始拜会人权委员会的各国大使。我先拜会了发展中国家，然后是发达国家，先后花了三周时间。经过这三周的拜会，我有下面几个印象：

　　1.今年美国肯定还会搞反华提案，因为1995年我们险胜，他们不甘心失败，于是想在第52届人权会议上再与我们较量。

　　2.发展中国家对人权委员会的情况有很大的怨气，很多大使都认为人权委员会成了“法庭”，“法官”是发达国家，“受审判”的是发展中国家。他们每次出席人权委员会时思想负担都很重，都面临着西方国家的谴责，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指责会落到自己身上。

　　3.几位发展中国家的大使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太散，没有组织起来，我们是否要考虑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呢？当时和我谈这个意见的一位亚洲国家的大使表示愿意挑头来组织，他同意挑头来召集一些观点相似的大使（likeminded Ambassadors）来协商讨论。但后来，他告诉我：接到国内指示不让他挑头，保自己吧。

　　（二） 我们面临的选择

　　发展中国家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人权委员会变成“法庭”十分不满，存在将观点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组织起来的可能性。这时又无人愿意挑头组织起来，我们面临着以下选择：

　　1. 不搞这个组织；

　　2. 由我来挑头建立这个组织；

　　3. 第一次由我挑头开会，其后轮流坐庄。

　　我们选择了第三种。

　　三、具体操作过程

　　3月2日，中国代表团召集了第一次观点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大使会议。在会议一开始，我对大家表示了欢迎，强调这是一次观点相似国家大使的非正式会议。第一次在中国代表团里开，就由我来主持；下次到哪个国家代表团开会就由哪个国家的大使主持。大家同意我这个建议。

　　随后，我作了一个发言，要点是：人权委员会曾经是东西方较量的场所，然而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把矛头指向发展中国家。我统计了一下，自1992年以来，人权委员会通过了67项国别决议，其中66项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我们都懂得要推进国际人权事业只能通过对话而不能通过对抗。西方一些国家执意在人权委员会上搞对抗，是要把人权问题政治化，把人权这个崇高的理念变成他们推行外交政策为他们自己利益服务的工具。

　　我来到日内瓦不到两个月，通过同大家的接触，我深刻感觉到把人权委员会变成“法庭”是无法推进国际人权事业的。我们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以下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我们就会一个接一个挨整；第二种选择是组织起来，在人权委员会里发展中国家居多数，这是我们的优势。如果我们想结束人权委员会上发展中国家被动挨整的局面，真正地推进国际人权事业，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起来。

　　我发言之后多位大使发言非常热烈，像一个“诉苦会”。一些大使表示这次会议开得很及时，我们终于组织起来了。

　　在1996年3月18日第52届人权委员会开幕前，观点相似的集团（LikeMinded Group）举行了多次会议，协调了各国代表团在人权委员会上的行动。其中，第一个行动是在3月19日上午讨论会议的组织工作时报名发言。

　　3月19日上午，11个发展中国家纷纷发言，表示人权委员会中对抗气氛太浓，反对对抗，主张对话；强调对话是推动人权事业前进的唯一途径。11个国家一个接一个连续发言，弄得发达国家一个个面面相觑。他们感觉到这是发展中国家商量好的集体行动后，非常惊讶。从他们当时的表情看，似乎在说：“怎么，想造反啦！”他们立即组织反扑，但由于我们是有备而来，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反扑苍白无力。这第一炮打响了！

　　此后，观点相似国家集团又多次在会议上采取行动，相互配合。这些行动使得整个人权委员会上的气氛有所变化，过去发展中国家忍气吞声等挨整的局面逐渐改变，为我击败反华提案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4月23日，在人权委员会审议反华提案时，我首先发言，并提出不采取行动的动议。我的发言如下：

　　一、谎言与现实

　　近年来，那个超级大国和某些西方国家不断散布一种论调，即“中国政府不关心人权”的论调，“中国的人权记录很糟”。L.90号决议草案就是基于这一论调。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事实胜于雄辩。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促进和保护人权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人权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判断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要同这个国家的过去来比较。

　　请看以下事实：

　　1949年以前，中国的人口约为5亿，有4亿人吃不饱；今天中国的人口为12亿，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1949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35岁，今天达到了70岁。

　　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今天下降到12.1%，小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8.7%。

　　在1949年以前的100多年里，中国人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在自己的国土上却是二等公民，公园门口居然出现“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今天的中国公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享受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

　　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在上述事实面前都会承认，中国的人权记录不是糟得很，而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音，也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二、搞反华提案是出于政治目的

　　1990年以来，那个超级大国伙同一些发达国家和日本，连续六次在本委员会内打着“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旗号搞反华决议。我们在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在人权会内搞反华提案已经失败了五次，为什么现在还要搞第六次呢？我们从以下两个事实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 那个超级大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在本委员会内猛烈攻击中国，力图将中国置于被告席上的六年正是中国在各方面，包括在人权领域，进步最快的六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1953年至1977年间为6%左右，1978年至1990年为9%左右，1991年至1995年为11%左右。中国人民在享受经济、政治权利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参选率的高低是衡量一国公民政治权利状况的重要指标。中国县、乡两级人民代表是直接选举产生的，全国和省两级是间接选举产生的，中国的参选率高达93.58%。此外，1990年10月中国开始实行《行政诉讼法》。1994年5月，又制定了《国家赔偿法》。这是保障、维护公民权利的两部重要法律。中国老百姓称之为“民告官的法律”，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1993年底，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就说过，中国的人权状况是100多年以来最好的时期。

　　（二）在过去六年里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最凶的国家也正是历史上在人权领域欠中国人民债很多、践踏中国人权十分厉害的国家。

　　中华民族并非是一个记仇的民族，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倡“恕道”和“以德报怨”。然而上述两个事实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那个超级大国关心的并非是中国的人权，而是自己的强权或霸权。他们百般攻击中国，说到底是不喜欢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我们没有接受他们鼓吹的“休克疗法”之类的药方，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本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已经走了五千多年了。要想通过高压来迫使12亿中国人听命于超级大国，那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在这里要正告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的人，不要说你们搞6次反华提案，就是你们搞60次中国人也照样走自己的路！

　　三、要合作，不要对抗

　　在人权领域历来就有两种相互对立的主张，一种是合作，另一种是对抗。搞对抗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表现，今天冷战已经结束，为什么还要抱住这个历史的陈迹不放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不管是发达国家的人权观、价值观，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观、价值观，都有其深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不应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人权具有普遍性，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不意味着一部分国家必须接受或服从另一部分国家的观点。在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也有能力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按照他们自己选择的方式来生活和管理国家。搞对抗的实质就是推行强权政治，对抗的后面是统治的欲望，根本不是在促进人权，而是对人权的亵渎！真可谓人权、人权，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我们高兴地看到本委员会内“要合作，不要对抗”的呼声在提高。如果那个超级大国确实有意促进和保护人权，就应当坚决摒弃对抗，并以实际行动回应发展中国家关于合作、对话和协商一致的呼声。我们坚信，合作终将胜利，对抗必将失败。

　　主席先生，

　　基于上述理由，同时，我们原则上不赞成就人权问题搞国别决议，因此，中国代表团根据议事规则第65条第2款，动议本委员会对L.90号决议草案不采取行动，并要求对此动议进行唱名表决。这个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决议草案，不论如何包装都改变不了其反华的实质。它的矛头不仅是指向中国的，而且也是指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发生在中国身上的事，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发展中国家身上。我呼吁本委员会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投票支持这一动议。

　　谢谢主席先生。

　　在我的发言之后，会议就中国的动议展开辩论。一批发展中国家发言支持动议；一批发达国家发言反对。嗣后，人权会议对我国不采取行动的动议进行了表决，结果是27票（赞成）∶20票（反对）∶6票（弃权），我们成功地击败了反华提案。

　　四、1997年人权委员会上的斗争

　　（一） 第53届人权委员会的形势

　　1.1997年日内瓦人权委员会涉华斗争的重要性上升。

　　1997年对于我国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2月19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逝世，全国人民陷入了极大的悲痛之中。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

　　1997年秋天召开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日内瓦的人权斗争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因此，在1997年第53届人权委员会上，继续击败反华提案就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2.美国等国对在第52届人权委员会上的反华提案被击败十分恼怒，遂在第53届人权委员会期间加强了对人权委员会成员国的工作，加大了对一些国家的压力。

　　在1997年3月10日，第53届人权委员会开幕之前，形势已经十分明确，围绕反华提案将会有一场恶战。

　　（二） 具体操作过程

　　在第53届人权委员会上涉华人权斗争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初战

　　1997年4月，吴建民大使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

　　1997年3月11日，在人权委员会开幕的第二天，讨论本届会议的组织工作时，17个发展中国家代表发言。他们呼吁对话，要求合作，反对把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对抗。1996年在第52届人权委员会上在同一议题下有11个发展中国家发言，这次增加到17个，表明了发展中国家行动的势头在加强。

　　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也在会上作了发言。我在重申呼吁对话、反对对抗的同时，指出，在人权委员会上经常有一些贵宾（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部长和部长以上的人士）出席发言，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在过去，许多贵宾在发言中点名攻击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攻击中国，这是很不合适的。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些贵宾一定要选择对抗，一定要点名攻击中国，那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按照中国的古训“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予以回敬。我讲这番话的意思是：“勿谓言之不预。”

　　此后，先后有三位发达国家的贵宾在发言中点名攻击中国。中国代表团按照议事规则敲牌子打断了他们的发言，指出，他们滥用了贵宾的身份，点名攻击中国是不合适的。中国代表团先后三次打断贵宾的发言，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理查森。中国代表在答辩稿中是这样说明的：“美国代表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喜欢对其他国家的事情指手画脚，好像美国是世界的主宰，大家都得听美国的。他犯了一个时代的错误，世界在变，世界是属于世界人民的，不是美国的。对各国人权状况最有发言权的是各国人民，而不是美国。美国代表大概忘记了，美国当前的人权状况并不好，种族主义问题非常严重。对此，连美国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代表是不是应该多管一管自己国内的事情，还是先把自己国内的事情管好为好。”

　　在国际会议上，指着人家的鼻子骂也太过分了！中国代表团打断这些人的讲话是一种自卫，自卫也是人权，中国代表团的上述做法得到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赞许。

　　2.阻击

　　4月7日，人权会进入议题《十》（即国别人权）的讨论。这是人权会最引人注目、政治化最厉害、斗争最激烈的议题。4月8日晚，欧盟代表发言，一口气点了30多个国家的名，其中也有中国。紧接着欧盟代表之后，我做了发言，主要讲了三点。

　　我首先指出，发达国家没有资格来审判发展中国家，因为，第一，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人权记录并不光彩。我特别提到了西方国家在长达几个世纪的贩卖黑奴和殖民战争中大规模地、系统地、长期地侵犯人权的事实。这是西方国家历史上对人类文明犯下的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仅贩卖黑奴一项，就使1亿黑人死于非命。（回顾这一段事实，在人权会内发展中国家当中引起了强烈共鸣。一位非洲国家的大使事后对我说：“你讲得太对了。对非洲人来说，贩卖黑奴和殖民化的几百年，是血泪斑斑的几百年。”还有一位研究过非洲文明史的非洲大使说，在西方国家对非洲进行殖民化时期，他们根本不把非洲人当人，甚至要扼杀非洲的文明和历史，在学校里教历史不许教非洲历史，不许讲非洲文明，甚至不教非洲的地理。）

　　第二，当今世界57亿人口中有13亿人挨饿，西方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在发言中问发达国家的代表：“你们懂得挨饿意味着什么吗？”挨饿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存权受到了威胁，如果生存都得不到保障，那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第三，发达国家的人权状况远非尽善尽美。在这里，我揭露了那个超级大国国内的种族主义事例，并把这一现象与我国各民族人民平等相处进行了对比。

　　随后，我分析了发达国家坚持对抗的三个原因：一是重温老殖民主义者的旧梦，妄图举起人权的旗子，重新征服发展中国家。二是转移视线。他们整发展中国家，把侵犯人权的帽子一古脑儿地全扣在发展中国家头上，那样，他们国内侵犯人权的问题就可以被忘却了。三是嫁祸于人，把自己国内出现的诸如贩毒等侵犯人权的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头上。

　　最后，我提出了改进人权会工作的三点建议：一、倡导合作，摈弃对抗；二、发扬民主，反对少数国家强加于人；三、提倡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记得我在做这篇发言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但许多国家代表知道中国代表要发言，都留下来听这篇讲话。发言的时候，会场十分安静，看来大家都很注意听。这篇讲话在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位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告诉我，他连夜把发言译成阿拉伯文，发往国内报纸上发表。一位拉美国家的大使对我说：“你这篇发言讲话把发达国家画皮剥净了，使其现出了原形。”我们为这篇发言准备的200多份英文稿被一抢而空，事后还有不少人来要，又加印了一些。

　　发达国家对这篇发言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立即进行反扑。第二天，也就是4月9日，我团副代表、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王光亚报名在议题《十》下作第二次发言，而且排在美国代表之后。就在即将轮到王司长发言的时候，会议主席在西方压力下，突然通知王司长说，由于吴建民大使发言已用去了14分钟，而规定在议题《十》下各国发言的时间为10分钟，所以中国代表不能进行第二次发言。王司长当即表示不同意，要在会上对这一决定提出讨论。当主席真的跳过王司长叫下一个代表发言时，王司长举牌发言，对此提出异议。主席说明了情况，于是一场是否让中国代表第二次发言的辩论就展开了。王司长在发言中指出：“主席最需要具备的三个品质是原则性、公正性和灵活性。虽然规定发言的时间为10分钟，但打破这一规定的例子有的是，为什么主席可以对其他国家灵活，就不可以对中国采取灵活？”王司长的立场得到了古巴、巴基斯坦等国代表的支持，美国、荷兰、奥地利等国代表反对。双方争执不下，一直吵到深夜12点15分。最后主席不得不宣布休会，第二天再议。

　　4月10日上午的会议出席率和层次都比较高，不少平时不大在人权会露面的大使们都出席了，因为大家都预感到有一场“好戏”要看。中国代表能否获得第二次发言权，这是大家关心的焦点。会前，我和王光亚司长一起会见了主席，向他说明了情况。主席表示他个人是赞成给中国代表第二次发言机会的，但是另一方压力太大，它还需要磋商。会议即将开始前，主席在会场找了我，说西方态度强硬，问题还没有解决，需要进一步磋商。此时，一位拉美大国的老资格大使走过来质问主席：“你为什么不让中国代表第二次发言？欧盟代表发言长达46分钟，美国代表发言22分钟，你可以对他们灵活，为什么不能对中国代表灵活？”主席显得十分尴尬，表示他也有难处，压力太大。这位拉美大使果断地说：“不行就表决，我相信与会的多数代表是会同意给中国第二次发言机会的。”

　　随后，主席宣布开会，宣称由于有关各方对是否让中国代表第二次发言的问题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现在暂不让中国代表发言，留待以后再议。王光亚司长在此举牌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做第二次发言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而且第二次发言时间并不长，希望会议能对此作出决定。印度大使古斯随即发言，指出各个主权国家的代表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人权会最起码的原则，因此她支持给予中国第二次发言的机会。此时，一批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举牌要求发言，打算支持中国。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在此情况下，墨西哥大使根据议事规则动议休会，就是否给中国代表第二次发言机会进行磋商，直至解决这一问题后再开。主席接受了这一动议，宣布休会。休会期间，各地区组开会磋商。拉美组一致同意中国代表作第二次发言；亚洲组包括韩国、日本也同意；非洲组更是赞成，并纷纷把这一信息转达给主席。面对着发展中国家要求给予中国第二次发言机会的强烈呼声，西方发慌了，最后向主席表示，同意给中国代表第二次发言机会。复会后，王光亚司长不紧不慢地念完了第二次发言。会后，发展中国家代表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说中国胜利了。

　　3.决战

　　3月28日，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经同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三国磋商，四国一致决定不参加反华提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愿与中国就人权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不愿继续对抗。消息传来，在人权会内西方阵营中引起一片混乱。3月28日到4月4日的八天中，一时间无人敢挑头搞反华提案。美国着急了，幕后外交活动十分频繁。就在这个期间，丹麦的外交大臣彼得森访问了华盛顿，随即，丹麦宣布要挑头搞反华提案，并立即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支持。此间外交界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美国宣布丹麦要挑头搞反华提案比丹麦自己宣布还要早。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丹麦外交大臣彼得森自己也承认是应美国要求提出反华提案的。

　　4月7日，江主席在北京会见法国国防部长米永时，阐述了中国对人权问题的立场，宣布我国将在今年年底前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一行动对人权会震动很大。法国大使对江主席选择在会见米永部长时作出这一重要宣布十分高兴，指出这说明法国主张不同中国对抗而是对话的方针是卓有成效的。发展中国家也很高兴，认为这一宣布很及时，显示了中国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的诚意。

　　4月15日19时36分，关于反华提案（L.91决议草案）的战斗正式打响。可容纳500人的万国宫第十七号会议厅灯火通明，座无虚席。由丹麦人权团长首先正式介绍提案，他的讲话全是那一套攻击中国人权记录的陈词滥调。他发言之后，我立即发言。我主要讲了三个方面：

　　第一，反华提案的前提是认为中国人权记录很糟，这是对中国现实的最大歪曲。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前仆后继，奋斗了一个多世纪，几千万中国人为此献出了生命，这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人权。中国当前正在实施的现代化计划又是为了什么？也是为了人权，为了使中国人生活得更好。事实证明，中国政府为促进中国人民的人权，包括政治公民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歪曲中国的现实，欺骗世界人民是不可能持久的。谎言终究是谎言，乌云遮不住太阳。

　　第二，西方国家一再搞反华提案的真实目的是妄图主宰中国的命运。不论西方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的人如何乔装打扮，说得如何动听，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关心”中国人权，其真实原因就是不喜欢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喜欢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想主宰中国的命运。他们也太不自量力了！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五千多年了，这是搞几个反华提案所无法改变的。中国的崛起，这是历史的必然。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12亿中国人民的前进！（当我念到这两句话时，会场内鸦雀无声，仿佛大家都屏住呼吸，静听在世界的东方，12亿中国人民昂首阔步前进的脚步声。）

　　第三，呼吁坚持搞反华提案的国家回到对话与合作的轨道上来。我指出，1996年4月，我问那位超级大国的代表——他现在还坐在那里（指坐在美国代表团席位上的美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沙托克。会场内发出一阵笑声）：“反华提案一败再败，你们为什么要一再从事这项失败的事业？”他回答说，他们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耐心。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的耐心是在从事一项正义事业时所表现出来的耐心。中国人为了自己的解放、进步，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西方搞的反华提案却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蠢的行动。

　　时间不在他们那边，而在中国人这边。我奉劝他们还是早一点儿改弦更张，放弃这项失败的事业。但是，如果他们执迷不悟，要继续搞下去，我们一定奉陪。他们除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外，不会有别的前途。

　　我正式动议委员会对L.91号决议草案不采取行动。

　　我发言之后，各国代表团发言，双方营垒分明：反对中国不采取行动动议的几乎全是发达国家，支持中国的全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代表发言气势磅礴，义正词严，发达国家代表的发言则显得底气不足，理屈词穷。

　　发言结束后，会议对中国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进行了唱名表决。当主席宣布中国代表团提出的程序动议以27票赞成、17票反对、9票弃权获得通过时，会场内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会后，发展中国家代表纷纷跑来向我祝贺的场面是感人的。他们称赞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我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表示感谢，对方回答说：“不用谢，支持中国就是支持我们自己；中国的胜利就是我们共同的胜利！”发展中国家代表都是那样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地离开了会场，而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国家的代表却如丧考妣，灰溜溜地走了。

　　4.尾声

　　1997年4月18日，人权委员会的最后一天，美国代表团团长南希R26;鲁宾约见我，我们在日内瓦万国宫会晤。她见了我很客气，寒暄之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看你在整个人权委员会期间每一分钟都利用得很好！”我回答说：“过奖了。你怎么知道我每一分钟都利用得很好？”她坦率地告诉我：“我对你作了仔细的观察。”

　　随后，她对我说：“美中两国在人权委员会上对抗已经很多年了，不能总是这样对抗下去。我们是不是要想些别的办法？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回去之后向国内报告。”我回答说：“在人权委员会上发生中美两国对抗是不幸的，也不是中方所愿意看到的，我们早就提出来要对话不要对抗。如果美方在明年不寻求对抗，中方是欢迎的。”我们两人的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

　　1998年，在人权委员会上没有人再提出反华提案。

 五、启示

　　（一） 原则坚定，策略灵活

　　回顾1996年、1997年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上的斗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展中国家组织起来对于减少人权委员会上的对抗气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挨整，有很大的怨气，这是一种正义的怨气，但是不组织起来，这种正义的怨气只不过是一种牢骚，不能发挥作用。要组织起来，必须有人挑头，如果没有人挑头，还是组织不起来。不当头是小平同志为中国外交所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下去。然而，不当头并不意味着无事可做，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把发展中国家组织起来，这就是策略上的灵活性。要把外交搞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果，原则的坚定性是关键，必须坚持在外交上的重大原则，同时，策略上的灵活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 外交重在讲道理

　　我在日内瓦工作期间，有好几位发展中国家的大使曾经问过我：“人权委员会年年通过一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别决议，决议通过了就被束之高阁，没有多大的影响。为什么中国对反华提案如此介意，一定不能让它通过？”

　　我回答说：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出现的一个动向是有的西方国家把人权作为整发展中国家、推行他们外交政策的工具。迄今为止，他们想整哪个国家就在人权委员会上通过一个针对该国的决议。他们想整谁就能够整谁，唯独整到中国头上时失败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反华提案通过了，那西方国家将来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因此，中国坚持反对反华提案不仅是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也是在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们认为人权具有普遍的价值，然而要推进国际人权事业只能通过对话而不能通过对抗，不能把人权问题政治化。

　　上述这番道理得到了一位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非洲国家的大使的认可。他说：吴大使，你讲的很对。当年西方殖民者在非洲推行殖民统治时从来没有讲过人权，今天却天天给我们上“人权课 ”。

　　就是这位非洲大使，在人权会审议反华提案前得到国内指示，把原来支持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不采取行动动议的态度改为弃权。击败反华提案的每一票都是重要的，当我从国内获悉这一信息时，我约见了这位大使。因为他原来答应我不仅对我的不采取行动动议投赞成票，而且要发言支持中国。我问他处境是不是很困难，他回答说：“是的。”然后我表示，如果困难，那投中国的票就可以了，可以不发言。他回答说：“吴大使，一切照旧，你放心。”这几句话掷地有声，使我深为感动。他确实说到做到，不仅投了我们的票，而且在会上发言，他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三） 有理、有利、有节

　　有理、有利、有节是我们进行外交斗争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在我所经历的人权委员会上的斗争中，我们贯彻了这一原则。美国代表团团长找到我，希望来年不再对抗了。在1998年第54届人权委员会上，没有再出现反华提案，我在会上的发言调子就比前两年温和多了。前几次因为你搞反华提案骂到我头上了，我当然要毫不客气地反击。你现在不搞反华提案，形势有了变化，这本身就是对我们以往斗争成果的承认，当然我讲话的语气就要缓和下来。这样做，外交上的效果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