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博：中国传统社会里的“江湖”_风闻

        现代性带来了学科之间的严格分野，专业化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一方面使每一门学问都成了科学，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同学科之间筑起一堵堵厚墙，各自都自觉把智慧的触角龟缩在墙内，对墙外的任何事物都克制好奇心，并保持着一种专业的冷漠。

        “业余者”在严格分工的语境里并不是个好词，带有“门外汉”的贬义，但在知识分子意义上，“业余者”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除了忠于自己因读书而获得的智识之外，任何立场都与他无关。“业余者”的信条是：“自己就是自己，没有代表也不代表任何人。”

——王人博

如何理解“江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王人博| 文

        以“差”与“序”为基本格局的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以村落为基本单位的“乡土社会”，和以“庙堂”为主轴所形成的皇权官僚场域。乡土社会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它是一种透明的、清晰的、恒定的人际互动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一个人从小到大都生活在长辈的眼皮底下，他们之间都知根知底：村西的一个毛头小子绝不会叫错村东一个老者的称呼，不管是他“二大爷”，还是“三叔叔”；同辈中人即便不是一起长大，也只不过是隔了几条巷子的远邻而已，总要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个家庭发生点事情全村的人都会知晓，因为村子里的“墙是透风的”。

       家庭、家族是传统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父子、夫妻、兄弟、亲戚朋友之间的互动交往规则是基于血缘、尊卑、亲疏远近而形成的，它不但清晰可依，而且每一个人也因此而相互连带。这些规则几经流传与演化，就成了乡土社会的恒常经验。经验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够被重复使用，能被重复又是因为生活的条件和样态没变。与市民社会相比，乡土社会自身带有封闭、静止的特点，居于里边的人代际差异并不明显，一个人的今日与昨天并无不同，未来和现在也没什么两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如此。

        一个人能在这一空间立足，就必须熟悉那些清楚可见的规则，在这经验的世界里生儿育女然后老去，再把它传下去，世代相沿惠及子孙。人与人之间的连带关系也带来了规则的互用。父辈的恩怨情仇对后辈也有约束力，前人没能报答的恩义后人有责任代偿，父亲的冤仇也自然遗留给儿子，替父报仇天经地义。这些都是乡土社会特有的经验或规则。

乡土社会的有些经验或规则在今天还活着，仍是中国普通百姓处理日常生活的依凭，并与正式的国家性法律形成对照。一个朋友讲了他经历的这样一件事：他有个姑姑嫁到了外姓人家，后来因为纠纷两家闹得非常不和，到了拔刀相见的地步，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提出上法庭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的建议，而最后还是他爷爷出面，摆了一桌酒席，把两家人请到一起，结果事情就这样摆平了，跟啥事都没发生过似的。这是一个祖传的智慧照样有效的故事，而类似的故事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时常发生。

        当然，上述经验与规则并不是乡土社会的交往行为规范的全部。事实上，除了“波纹”式的连带关系之外，类似于商品交易的行为在乡里空间也始终存在。乡民们虽然生活过得清苦，但仍要把一些剩余的东西拿出去，换回自己生活的必需在传统社会，像盐之类的产品是由国家专卖，乡民们得把自己的交换所得，换成日常三餐必需的食盐，所以“市场”自然就形成了。而市场的远近各个村落之间并不相同。在有的地方，作为市场的“集市”就设在自己村内，“同村交易”也不算例外。这样的交换市场的缺陷是明显的：一个村子的熟人聚拢在一起，平日里的尊卑、亲疏远近关系，遇到了买卖中不得不拉下脸面的讨价还价，很难避免两者的冲突。

        一方面，因为熟人身份的不同（如长辈与晚辈）使得双方无法进行像陌生人那样锱铢必较的买卖，太过计较都会觉得是件难为情的事；另一方面，买卖必然涉及讨价还价的计较，这又会损害熟人间业已建立起来的人情关系。因此，为了防止上述情形的出现，许多地方适用的是“同村不交易”的原则，市场也就远离了自己的村子，以达到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易的目的。

        到了传统社会末期，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过剩人口的增多以及天灾人祸频仍，农村中脱离土地向城市迁移谋生的人也就多了起来。这些从乡土社会分离出来的人，在乡村与城市之间便形成了一个边缘性的群体，他们远离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为了生存就得重新抱团，这便兴起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带有江湖性的各类帮会。

         正如上引费孝通先生所言，这类组织与西方意义上的团体有着性质上的差异。团体里的个人是一个个“原子”意义上的独立个体，成员之间无论身份还是人格都是平等的。他们加入团体不是放弃自己独立自主的地位，而是因为团体本身的吸引力：共同的利益、价值、信念使他们聚合在一起。团体除了遵守国家性的法律之外，每个成员也要共同信守团体的章程，“章程”是其主要规则。团体里既没有身份的尊卑之别，也没有人格的高下之分，其领导大都是由每个成员选举产生，除了章程上规定的权利义务之外，并不享有额外的特权。

        帮会则不同，其成员虽然从土地上分离出来，然而在没有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新大陆”上，他们仍是旧我，而不是新人，因而其组织也就产生不出像西方那种团体性的规则体系。在这种情形下，那些从“旧世界”来的异乡人，只能从旧有的经验中吸取养分来开始他们的新生活。经验本身具有“遗传性”，一只猫即便从小脱离了猫群由人喂养，它也会用爪子刨土掩埋它的排泄物，而离家的异乡人也都具有其父辈处理问题的遗传基因。

        这些在异域的陌生人为了生存，彼此首先得把对方变成“熟人”。于是，先前那些因血缘、尊卑、亲疏远近而产生的经验或规则，就成了他们可以复制的母本。虽不是父子，但年龄的差异可以被拟制为尊卑关系，年长者因其经验、能力的出众就变为类似于父亲身份的“大哥”，与之相反的则是“（小）兄弟”。亲戚关系也可以用来自一个村落的同乡关系加以取代，“老乡”是最容易形成“熟人圈子”的身份。

        与此类似的还有师生、同学等关系。朋友关系是逐渐建立起来的，它既可能与同乡、同学、师生等身份重合，也可能并不一致。在后一种情形下，“朋友”又可以把血缘上的同胞关系，通过义结金兰、歃血为盟等方式，拟制为情感意义上的“兄弟”。这样一来，不同于团体意义上的“圈子”就形成了，而调适彼此关系的经验、规则也被拟制出来。这些经验、规则与传统的乡土社会既相同又有所区别，它更强调“义”的重要性。

       以皇权为中心所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在正式的制度层面，也有一套明确的规则。皇帝本人权力无论多大，也大都有个范围和边界，皇帝不能包办一切；各级官员同样有自己的权限，必须照章办事。然而，在非正式制度层面，日常的官场仍有许多彼此心照不宣的“规矩”，它们多少都带有江湖性质。

        传统的中国从未出现类似于西方意义的国家概念。中国的国家属于“家国同构”类型，“家”与“国”具有同心圆性质。“国”像是放大了的“家”，“家”的规则照样适用于“国”。皇帝本人在“国”的层面是“君”，在“家”的层面则是“父”，有关“父”的伦理规则也是为“君”的行为依托，两者是重合的。对于各级官僚而言，在“家”为人之子，就得行“孝”，在“国”为人之臣又须“尽忠”，“孝子出忠臣”，忠孝被看作是具有相同性质的伦理。

        然而，这种差序格局的“家国一体”的体制，很难做到“家”与“国”事实上的一致。家国体制首先遇到的是皇帝与官僚的身份差异。皇帝不是通过考试考出来的，它有两个来源：一是武力夺取，二是继受。在理论上，皇帝人人都可以做，只要有能力“砍”到龙椅上去；皇帝老了要死的时候，不会把位子留给别人，一般都是传给自己的儿子。虽然中国儒家倡导“天下为公”，而事实上，皇帝只有自家的利益，国家并不具有公共性。当然，如果朝廷能适当地照顾百姓的利益，那对自己也是有益的。

         皇权之下的各级官僚在性质上都是皇帝的雇佣者，他们是通过各级科举考试出仕的。这些“会考试的人”是因为通过了“考试”被皇帝雇佣的，所以，无论他才智如何出众，都无法与皇帝的高贵血统相比，他所拥有的只是来自民间的平民身份。正因为如此，在“家”的层面因为血缘关系产生的“孝”，也就无法直接转化为官场上对皇帝的“忠”。对多数官僚而言，其结果往往是“谋职于国，谋利于家”。一个人做官，其家族（家庭）、亲戚朋友都能得益。“忠孝不能两全”便是这一困境的写照。

        无论儒家喊得多响，“忠”的宣扬与教化多是在意识形态层面。皇帝和朝廷没这么傻，会认为他手下的臣子都会像对待亲爹那样对待他。皇帝得通过其他途径增加与他的雇佣者之间的亲密关系，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升官”和“发财”，而官僚们为达到这一目的，也尽力地巴结皇帝和他们的上司，“忠”需转化为利益上的联结才是有效的。

       依靠考试上来的官员，其自身除了一张出色的试卷以外，并没有任何其他资源。他要在官场上立住脚跟，除了自己的考试本领之外，还需要能够赏识他才能的人，也需要能够履职的人际网络，而“江湖”则是这种重构人际关系的最主要资源。士子们虽然“出门”在外，但还是要回归“在家”的经验：在传统的官场里，从一个考场出来的人会成为“同学”，而与监考他们的官员之间就自然形成师生关系；同一个省份的人在朝里为官便是“同乡”；曾经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是上下级关系的官员就容易成为“自己人”；如果没有这些关系又气味相投，那还可以通过义结金兰的方式成为兄弟。这样一来，官场里便通过这种人际关系建立起各个“圈子”，一个圈子里的人彼此提携、照应，官场生涯也就多了一份顺风顺水的可能；相反，假若不是一个圈子的人，哪怕是同僚、同事，也会因为圈子的隶属不同而互相掐捏，使绊子、拆台也就不足为怪。

        皇帝或朝廷为了能使官员们履行他们的职责，对官场上的这种人际网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非它严重地危及皇权本身，这种情形通常被说成是“结党营私”。皇帝本人为了能控制住那些官员，也必须熟悉官场里的人情关系，并利用关系网络使他们之间互相掣肘。宫中的太监不只是个伺候皇帝的奴才，同时也是皇帝的耳目。那些得到皇帝宠信的太监手里握有更大权力，扮演的往往是监控朝中文武官员的狠角色。当然，如果弄得不好，那也会出现宦官专权。“官场即江湖”说的就是上述情形。

       通常，在一个“大圈子”之内可能还存在一个或几个“小圈子”，“圈子套圈子”是江湖的常态。圈子越大，处于核心地位的人与相对比较边缘的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松散，圈子越小关系就越紧密。对于圈子来讲，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要明白自己处的位置，对于要求“施与”什么、应得到何种“回报”，每个人都要心中有底，并形成默契，施与越多，回报就得越大。“只是帮忙，不求回报”这可能是施与者的真心话，而被施与者若把它当成真话，那“真话”就会失效，“施与”也会随时撤销。“义”就是施与与回报的适宜性。适宜性又是忠义、仁义、信义在圈子中得以运行的前提。适宜性的“义”若被打破，圈子就会发生波动：一些人可能从“小圈子”被降格到“大圈子”里去，另一些人则升格为小圈子里的人，有的可能被踢出圈子。随着波动，有些“新人”进入圈子，而被踢出去的人也可能重组圈子，并与原来的圈子形成对峙。

        圈子的本质是江湖。每一个进入圈子的人，都具有“差序格局”意义的连带关系。一个人无论居于圈子的何种位置，他都是以“自我主义”为轴心而相互联结的。从“自我主义”出发，他便可以测出与每个人的距离。他清楚自己对其他人能够“施与”什么，也明白从其他人那里可获得何种“回报”。“义”是圈子信奉的崇高伦理，然而，“义”的崇高与“自我主义”的“利害”之欲求又经常发生冲突。圈子受“义”的规范却不是为“公义”而存在，它本质上是一种以“自我主义”为轴心而形成的“利益的集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史记》）没有利害关系，圈子就散掉了，江湖也就没了恩怨情仇。在圈子的水面上，“义”常常是“利”的倒影。“江湖险恶”“江湖的水很深”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具体说来，居于圈子中心的人与边缘位置的人，因其身份不同，利益也就有了分别。作为圈子的中心人物而言，他要维护手下“兄弟”的忠义，就要具有不断的施与能力，一次性的“施与”不可能成为中心。中心人物的施与能力越强，被施与人的忠义也就越牢固。反之，他的施与能力不断下降，忠义就会减弱，甚至会出现被施与者的背叛。

        事实上，中心人物也不可能真正做到能把自己的恩惠平等地施与每一个人，利益的差异会导致他与众人间实际上存在关系上的不同距离。接受施与多的人自然与中心的关系就越近，反之则越远。这种恩惠施与的差异，使圈子表面上一团和气，而实际上则是一道隐形的裂缝。在“义”的规则之下大家都是“自己人”，每个人既要相互信任维持基本“信义”，同时又互相提防，以便自己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当“利益最大化”成为目标的时候，为了争夺利益，相互间出现使绊子、告密、背叛、出卖等现象，也就不足为怪。

        圈子都是复数形式。一个圈子的存在必然有另一个圈子与之相对峙。所谓“外人”通常指两种人：一种是与自己无关的陌生人，一种是指另一个圈子的人；后一种更重要。在两个相互对峙的圈子之间，各自对自己内部强调“义”的规则，既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团结，又是为了与对方的争夺，因而对对方的“不义”不但被默许，而且实际上也是被鼓励的。这样说不过分：对自己的“义”是建立在对对方的“不义”的基础上，因为天下若彼此都讲同一个“义”字，那就不会有圈子和江湖。相反，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彼此之间互挖墙脚、收买、叛变等情形也就司空见惯，圈子的分裂和重组也在所难免。

        正因为如此，“道义”和“规矩”的信守就成了各自的头等大事。“道义”是“义”规则类型的总体概括；“规矩”是“道义”的具体细则，它不是写在纸上，而是揣在每个人的心中，是一种实践的经验。这些经验会告知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以及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当付出的代价。懂规矩、讲规矩就是江湖行走必须随身携带的使用手册。

学者介绍：

王人博，山东莱西人，1958年生，法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代表作品《法治论》《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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