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吴淞江边的人做错什么了，被人怼“少读书”？_风闻

可怜的淞南，成为了古代江南地图炮的重灾区。

清代乡村的生活世界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秩序状态和政治情境之下，在以往的区域史研究中，其实已经引起了较多的关注，似乎已不成为什么问题。但细究真正契合乡村生活的内容，特别是那种既无强宗大族的长期存在、又无时间上系统有序的文本资源的非典型性乡村的研究，其实仍显薄弱。对这种平淡无奇的乡村生活史论述，其实更能映照出传统时代乡民生活的常态以及时代变革的影响，有其一定的价值。同时，也需要探究在一个共有生活空间中的人们，是不是都形成了某种规约的社会集团，并使其生存与再生产成为可能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廓清传统时代乡村社会构造的基本形态。

在江南地区，作为核心区太湖平原十分关键的排水干道，吴淞江在王朝统治视野下的地位，一直很显重要，但一般都将其放在地方水利控制体系的框架内加以考察。至于吴淞江流域的乡镇社会生活，因河道淤塞、水利重建以及周边产业经济的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从上游的太湖之滨到下游入海处的宝山县，呈现出了太多的差异。

       据清代地方士人的观察，在吴淞江之南，存在着一个习称“淞南”的区域。而且，这种空间感觉应当是实际存在的。在“淞南”人的眼中，相比存在诸多繁盛市镇的吴淞江以北地区，这里的市镇只有高桥、纪王庙和诸翟三个非常普通的小镇，经济状况一般，民生相对艰难，在清代是一个“既非有山水之胜，又非有名贤之产”的地区。

     按李长傳的概括，像东界宝山、上海，南界青浦，西界昆山，北界太仓的嘉定县，县域地形比较平坦，河流四达。主要的河流，就是北面的太仓浏河，南面与青浦接壤的吴淞江，都是自西向东流，沟通二河的河道则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是横沥，自陆渡橋经县城，至南翔盐铁塘，经外冈、方泰二镇，均作西北東南流向；二是练祁塘，与浏河並行，从外冈经县城，直至宝山的罗店。这类河道，均有航运之利。淞南地方与这些镇市在空间上有一定的距离，交通条件也没有江北为佳。也可以说，在社会转型进程中，竞争力显得并不强

    远在吴淞江出海口的高桥镇，多鱼盐芦苇之利，田土丰腴，人民殷富。重要社会聚落沈家宅，就隶属于高桥镇。这一地带离吴淞江中游的纪王、诸翟较远，一体化意味平淡。

纪王镇（也称纪王庙或纪庙），位于嘉定县城西南四十里，因纪王庙而得名，地方广可一里。镇市的中心，就是以汉代纪信为守护神的土地庙。在康熙十一年吴淞江疏浚后，户口又有所增加，廛市扩大，但市场规模仍没有超过晚明一里之规。

诸翟的镇市情况相对清楚，但规模也不大，在康熙时期商贾聚集较夥，“市廛日扩，居民至七百余户”。咸丰四年间当地名士沈葵撰有《亭桥晓市》，描摩了镇市生活中的商业早市景象与地方民生：“晓日亭桥市，肩摩路不通。斗粮谋汲汲，匹布抱怱怱。未问鱼虾贱，但求薪米充。三竿时欲暮，归去急农功。”

诸翟一般号称属于嘉定，但同时错处于上海、青浦两县，大概属嘉定者十分之四、属上海者十分之五而属青浦者十分之一。诸翟西部就在青浦县东北的三十四保区域，东属上海，北归嘉定。从上海县的基层系统来说，整个诸翟的一半位于县境的三十保。镇市以诸、翟二姓得名，故地方俗称“诸地”，青浦与嘉定地方则习称“紫隄”。所以诸翟的乡区空间，都是三个县域的交接区。从交通网络来看，到民国年间，新式交通工具兴起后，它距沪宁铁路的南翔车站有十八里，距沪杭铁路的樊王渡车站有二十里，需要依赖水路转接交通，还不是太方便。

      在清代嘉定地方士人的感受中，“淞南”区域就是吴淞江口靠近长江、今天位于主干道是黄浦江以东的高桥，纪王庙及其相距不远的错处嘉定、上海、青浦三县的诸翟等乡村。本文主要以清代中前期的纪王与诸翟为中心，拟对吴淞江中下游的嘉定县南部及其与上海、青浦两县交界的普通乡村地域的社会和秩序等问题，作一初步的论述，以期揭示出清初王朝建立后的漫长进程中，村落社会的统合与变化，经济地理环境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中有怎样的表现，以及权豪势族、田地大户、痞棍无赖在当中的存在情况及社会影响。

在淞南的生活环境中，与整个长三角的环境压力一样，人地关系非常紧张，乡民都是“以田土为性命”，为了寸田尺土，时常动必相争，民间狱讼大半因此而兴。当地长者曾说：“自万历至今，田凡三变，万历中年漕粮改折，岁复屡稔，田价骤贵，至崇祯大祲之后，甚以空契与人而不受。或以其券故遗之地，行者拾得之，遂以粮已有属，因向追取。”到顺治初年，最重要的农业收益还是来自棉花，花价达至八分，田地之弃于人者纷纷翻赎，甚至发生诉讼。可是到康熙初年，因灾祲连年，官府又追比严酷，乡民为避赋税而不愿再多留田地。直至吴淞江重新疏浚后，水利复兴，田地生产才渐有起色。康熙四十七年与四十八年间，当地钱粮多次被蠲免，棉花价格再次抬升，每斤至六分，田价遂尔增值。田土的收益与水利、政治、自然灾害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但核心问题仍在水利。

经历元、明时期的环境变化，吴淞江河道一直束狭，江面从原来的宽二里余发展到今天苏州河的宽广度，水量大幅度减少。所以在整个吴淞江流域，如果过度开发，吴淞江干道的水量补给就会减少，更易导致河道的淤塞与水位的下降，会引起河岸的坍落与河底的淤高等问题。在淞南地区，江、塘、浦、浜、沟等水文系统十分繁杂，都属吴淞江的支河及其派生系统，感潮程度高，泥沙的淤积以及乡间人为的阻塞，都需要常年予以维护疏浚。清代对于吴淞江流域的浚治一直持续不断，且各有重点，主要工作都在下游地区。按照制度上的设计，每年安排的浚河工作，官方需要编定塘长十七人，征派役夫三百四十名。显然，管控基层乡村的塘长，已是乡村社会的重要领袖，负责摄理与水利工作密切相关的徭役工作。比较而言，淞南地方相对偏僻，州县官吏不大到来，所佥派的役夫居然“多为它方开浚”，淞南当地鲜沾其利，这使得乡民们有“役法不均”的抱怨。

纪王镇离吴淞江更近，当地的俨傥浦南连青浦，北入吴淞江，贯穿该镇南北的河段，就成了市河，也是该镇西南境的主干河道，即直通青浦县的顾会浦，地位十分重要。该河从同治十一年开浚后，历十多年，长期受吴淞江浑潮的冲击，已日渐淤塞，在当地人看来就只剩一条“水线”。这对地方产业与生计有较大影响，所谓“舟楫不通，田难资灌，商农并困”。

       河道淤塞、水利失修对民生的影响十分巨大，特别是伴随较大天灾的降临，如顺治十八年的亢旱，康熙四十五年与四十六年的连续水旱之灾，道光三年的特大水灾，与咸丰六年的特大旱灾等，更不可能有效地产生防护作用，从而出现了较重的灾荒危机。当然，河道淤塞到一定程度，整个地区对水旱灾害都是敏感的，在高地乡村旱灾的敏感性会有所提高。

       雍正年间淞南地方兴复水利时，要求每年于农闲时捞浚城乡各河，在城之河令居民各照门面挑浚，在乡各河则“循例”由傍河各图业佃者开挑，同时也免去另派徭役。所谓“循例”的做法，即是从明代以来乡间已有的惯例，傍塘田亩由业主给食、佃户效力，成为官方积极推进水利工作的有效策略。直到清末，地方基层领袖仍重拾晚明以来流行的“业食佃力”旧例，欲复兴淞南的水利事业。据纪王镇的绅董赵仁寿、陈清芬等向官方的禀请，他们准备规复的，是纪王镇西南约五百余丈的王先泾一河，淤塞狭隘，旱季缺水时严重影响民生，“应仿照业食佃力成法，由沿塘得沾水利图份捐资开挑。业户出资，佃户出力。”他们的要求在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得到允准，并公示执行。

        实际上，灌溉之利对于太湖以东的嘉定、昆山、太仓等地而论，并不是最关键的。因高地沙土不宜大面积种植水稻，都广植棉花，并不需太过丰沛的水量。民生家计总体上符合嘉定、上海、宝山等地的环境约束和产业态势，农业生产的比例大致是棉七而稻三，农产品自然以棉、米为大宗，但米粮相对不足。所以嘉定常有“地不产米，民苦充漕”的论说，表明了当地不适稻产而宜植棉，米粮时常不足的现状。此外，上海地方同样是“植木棉多于秔稻”，但青浦方面地势太过低洼，比例正相反，是稻七而棉三，总之也是稻、棉为大宗。较明代而论，清代地方的植棉面积持续增长，嘉定、上海等地的棉产每亩大约有100斤。

嘉定全县所植的棉花中，纪王镇地方所产的棉绒要逊于它处，但当地除了产白棉外，还产紫棉。所加工的棉布，俗称“纪王庄扣布”，品质精细洁白，胜于他处所产，为人所称道，价格也高。以往棉布多销往河南等地，到清代后期则多贩售至福州。乡民的食用、租粮等开销，都依靠此业而来。

同时，与棉布生产相关的蓝靛种植，也是乡民生计的重要依赖。当地人将蓝靛习称“青秧”，澄去水分，刈叶浸汁，因色显青黑，故称“淀”，俗作“靛”，也称“蓝草”，如果用石灰水揽之成青色的，又叫“水靛”，都供棉布染色。一般在农历五、六月间，苏、松地方的布商骈集，前来购买。由于所产蓝靛色泽鲜明，销售盛于广东所产的靛。在年成较差的时候，蓝靛仍可成为乡民重要的生计。过去蓝靛集中在纪王镇一带种植，在清代前期栽种渐广，但仍以纪王、黄渡、诸翟、封家滨出产的为最优，同时还有不少“客靛”。后来市面上盛行福建所产的蓝靛，淞南从事该业的收益就寖薄了。所以，乡民的家庭副业收益，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化进程相伴随，并较大地影响着当地民生。

但淞南地区中心聚落的市场空间一直不大。在纪王镇，从康熙十一年吴淞江疏浚后，户口有所增加，廛市增辟，然而仍不能超过一里的空间规模。镇上比较重要的商业组织，是位于北街的布业公所。布业贸易曾经十分兴隆，有“市廛侵晓走布商，黄标紫标白日耀”之说。

从纪王往东南九里，就是诸翟。商业集市在清代前期较为繁盛，都与棉布业相关，“自朝至暮，抱布者间亦不绝，非同它镇”。乡村贫民可凭借纺织一业，“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无虞”。诸翟的市街略为复杂，南北约半里，东西一里余，以“紫隄街”为最热闹，大概至清末民初，街上大小商肆有百余家，包括碾米和轧花厂，每天的集市有晨、昼两市。靛商的贸易曾经与附近黄渡、纪王、封滨（即封浜）三地并称繁盛；在清末以后，贸易格局以花、布、米、麦、蚕豆、黄豆等为大宗，市况仍旺。而且，诸翟的水、陆交通相对都较便利，与周边城镇可以建立起比较好的商业网络。

         不过，与周边地域的比较来看，清代淞南市镇与农村的联系同样都有便利的水运网络，经济脉动与水利关系密切，但市场的规模即很有限，文化方面的发展也不彰显，像纪王就“少诗书”，在地方文史爱好者看来“颇难采摭”。这种生活样态，自然是与淞南地地的开发程度和经济发展的局限性相一致的。

在吴淞江边的乡村生活中，长期因地方偏僻，更处上海、青浦与嘉定三县的交接区域，兵戈之患极少，也无打降拳勇、土豪武断之徒，所以斗殴杀抢者也少。青浦地方官绅声称“国朝吏治日隆”，像打降、聚赌、拦丧、抢火及脚夫、土工、乐人、丐头之类，皆有律法所禁。但地方士人的观察纪录中，强调到康熙年间，“习气渐嚣，狡黠渐多，见事风生，借端索诈。”世风有了很大变化。秦立认为，最为地方恶俗的，就是“阻葬”：“每见人家造坟营葬，竟以风水有碍为辞，希图分润，稍不遂意，撇棺毁石，其旤立至，讦讼连年，暴露风日，深可痛恨。”这在官府而言，也一直是要予以控制和痛惩。

就在与嘉定县交界的青浦县蟠龙镇（即盘龙镇）大寺东偏的文昌阁，到嘉庆十七年间设有同善堂，与方家窑镇（在青浦县城东24里的三十四保二区四、五图，嘉庆时因永安桥修成而更名永安）的仁寿堂一起，从事施棺、掩埋、留婴、惜字等善事活动。在乡绅们的呈请下，嘉庆二十一年官方为它们立了两块碑。

竖于青浦县衙大堂的碑文这样写道：嘉庆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据地方绅士的呈请，于方家窑、蟠龙镇（因夹蟠龙塘两岸而名）创立仁寿、同善堂公局，“举行施棺、掩埋、留婴、惜字，及路毙浮尸棲留公所，收养病茕，捐给棺殓验费”等等，在县衙的呈请以及巡道、知府的批示下，官方予以必要的支持和保护，同时以后由善堂举行的施棺、代葬、留婴、惜字等活动以及承担地方正常的尸场、尸案费用，严禁地方棍徒、书役等人的滋扰。

另一份碑，则置于文昌阁同善堂的碑亭内，与前述碑文内容虽大意一致，但具体说明更详：

嗣后凡遇陆路倒毙，尸身仍停原处，听堂董邀同地保填单报验；如系河内浮尸，即于附近搭盖棚厂，不得私移，俟官看明，即将尸身移至厂前相验，捐棺殓埋。所需棚厂、水锅、葱酒等费钱二千文、水陆舟舆费六千文，仍听由堂捐出，交保分给，总不准传讯地主、地邻、堂董，致滋需索。倘有地保、差仵人等仍蹈前辙，藉尸生发，讹诈小民，混行滋扰，一经访闻，或被告发，立拿严加治罪；官则定以“纵役殃民”，严行参究，决不宽贷。

可是，民间这类因尸场命案被滋扰的问题，总不能很好地解决，官府屡次的整顿都只是暂时收效。

另外仍需强调的是，清初地方社会中“见事风生，借端索诈”的表现可能更为复杂，没有像前文秦立表述的那么简单。在清初南浔镇庄氏刊刻明史案形成的文字大狱中，那种告讦之风、利用地方上可以捕捉的反清嫌疑来打击报复等现象，其实是广泛存在的。松江人董含特别描画过在三藩之乱平定十年后，江南地方萌生的乘乱“报复”、互相攻讦的秩序混乱的场境，特别值得注意。董含认为，康熙帝要求“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尽蠲私愤，共矢公忠，岂独国事有裨，亦身名俱泰。倘执迷不悟，复蹈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交结朋党之罪”，地方有了这个秩序整顿的圣谕，“在朝在籍，庶得安枕而寝矣”。这种想法，也显得过于乐观。

至于影响地方经济生活的市场流通问题，开始突出。秦立指出：“往时店铺布肆倾镕各色低银，收买布匹，赴县输粮，每两不及七钱，民多病之。康熙丙子，里民控宪，立碑禁革，远近称便，此则较胜于往时者也。”直到康熙三十五年间，因为乡民向官府的控诉，官方才正式出面干涉乡镇店铺中滥用的低色银问题，并立碑示禁。其实在这一年真正引起官方勒石禁革的乡间重要人物，是汪永安的妻兄“石墨侯翁”。置于诸翟的这块示禁碑，后来被放在了关帝庙的正殿中。

那位“侯翁”应该是侯兑旸的次子侯嵃曾，当时正轮充里正一职，完全有义务为受低银困扰的小民们代言，向上级官府呈告，终于获得嘉定、上海与青浦三县官府的一致禁约，而都院的要求也极严厉：“如有奸牙恶匠仍前倾换低银小钱，抑勒收买，亏累小民，该地方官不时查拿，本都院定行枷责治罪。”

综合上述各方面情形来看，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生活的不安全感，在淞南地方几乎随处可见。早在顺治年间因有“飞粮”之制，以致各乡富户颇有废家者。诸翟的王文石与蟠龙镇的陈瞻甫联合向青浦县衙呈请，认为他们所在地方实属“荒区”，要求免受这种拖累，民户逃亡因而可以减少。在治安方面，秦立还注意到：“赌博风行，比处皆然。……往时民风淳厚，壤窃鲜有，夜户可以不闭，耒耜、家伙置之户外而无虞，今则盗贼时闻，一至黄昏，便肆剽夺收成之，后结队守视稍懈。”盗贼的频发严重威胁到地方秩序，这在官府而言不可能漠视不理。民间的“结队守视”以加强防卫，只能是暂时的。政治力量在乡间的楔入，还是十分必要。镇或村的地方社会，更易于采纳国家的语言，地方权力由此也基本得以掌控。

       地方志中讲得非常清楚，在康熙六年后官方的推动下，青浦全县均为十保，一保均为三十区，一区均为十图，一图均为十里，无论乡绅民人，各自收己田、完己粮，一切分催、排年、总甲、塘长各旧役，尽汰之。检视淞南地方文献，官方在这方面的管控，除了这种里甲、图里或保甲系统外，治安控制的网点，并不在高桥和纪王，而是设在附近的诸翟和吴淞江北的南翔。

据万历《嘉定县志》的记述，早在明初，设于嘉定县境内的巡检司只有顾迳、江湾、吴塘、刘家港四处，刘家港后来划归太仓州，万历初期又裁革吴塘巡检司，所以只剩顾迳、江湾两处巡检司，管控嘉定乡间。每个巡检司始设的一百名弓兵，后来减至六十人，到万历时每司只有二十四人。其中，江湾巡检司管辖的范围，包括了南翔、江湾、大场、真如、安亭、黄渡、纪王、殷行、栅桥这些乡镇地区。

虽然纪王在明代已成镇，但后来的发展，并没有让官方引起过多的重视，“士民知有里正，不知有官”，充当乡间代理人的里正，完全以官方的行政角色出现在乡间，镇上又没有任何官衙机构。但在政区交界地带的诸翟，成了嘉定、上海与青浦三县巡检司的联合驻防点，地方军队中的营汛把总则驻扎在南翔。

就行政系统而言，乾隆三十年在乡民沈世浩协同绅耆的呈请下，并自捐基地房屋作为官署，官方才确立在嘉定县境内的诸翟设巡检司署，以应对行政边界地方易于窜匿且公然肆行的盗匪问题。青浦县东北部的三十三保一区、二区（编户共计三图），三十四保一区（共计二图），就归诸翟司管辖。

首任巡检是锺开声，广东进士，由翰林任大理寺少卿，因直谏有忤而被谪至江苏任知县官，据说补缺时，布政司吏索赂不得，就题请让他到嘉定任巡检。他在任八年，“清正不阿”，以廉惠著称。乾隆三十七年署任的是云南人李凤采，也有德政，民间为他公立“廉公有威”匾额。此后比较有名的巡检是湖南人魏邦鲁，在嘉庆二十年署理诸翟司，“循良风雅，创立文社”，常聚集镇上士子，亲为课训。

至于地方军事防卫，据清初的制度安排，曾设吴淞营墩汛，管理外冈汛、陆大桥汛、安亭汛、娄塘汛、南翔汛、封家浜汛、纪王庙汛、黄渡汛。当中大部分地方本属嘉定县域，但在军事上则均属吴淞营管辖，且每处设置营房烟笼，派兵五名，负责防守及传递公文等事，也负责缉捕盗贼工作。

这样，从州县行政的巡检司到地方军事的安全系统，都笼罩了像淞南这样的乡村社会。不过当中存在的管理空白，仍然会滋生出各种不安的因子，甚至出现对于地方秩序的挑战。

豪民某因素犯众怨，即被好读书击剑的诸翟人王以桢等所殴杀。在嘉庆年间，纪王镇上一个拥有很多党伙的痞棍沈云山，以金钱贿通诸翟巡检司，整日聚众赌博。最终在一个姓凌的秀才强烈要求下，巡检司被迫调派弓兵擒拿沈云山，结果反遭沈氏等人殴打。由于影响较为恶劣，嘉定知县在向上级汇报获得允准后，拟判沈氏绞决，其党羽流徒杖决。

       官方严厉惩处的效果其实并不持久，已经随处可见的“市井无赖”，“互结党羽，暴寡胁弱”，一直使乡民为之侧目。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睚眦小忿，最终都以械斗的方式解决。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巨大震荡后，这种坏恶之风得以停息，不过在同治年间，乡间仍有以演剧、赛会为名谋利肥私的行径。到清末，据当地人的感受，纪王镇地方只有西北隅十九图地方尚多游手好闲之徒。凡遇霜妇再醮及闾阎鹅鸭之争时，他们还经常行讹诈之事，而且夤夜入茶坊、酒肆吵攘，使小本经营者们十分困扰。

本文节选自冯贤亮《从豪族、大户到无赖：清代淞南乡镇的生活世界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