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宋朝后进取心丧失是因为儒家文化影响？_风闻

有一个猎人打造了一把弓箭，每日习练弓术，闲时保养弓箭。自弓术大成后，山贼不敢近身，猎物每日满肩。他将卖猎物获取的钱财拿来做生意，不几年生活开始富足，每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休说像以前一样每日打熬身体、习武练弓，现在连出门都是人抬着。新来的山贼知道他阔气，便上门勒索钱财。刚开始他还从仓库里拿出布满灰尘的弓箭想像以前一样打败山贼，但多年没有维护的弓箭早已腐朽，而他不仅没有了以前矫健的身手，连拼命的勇气也丧失了。最后山贼拿着他奉献的钱财扬长而去，他却不思己过，而是指着弓箭大骂，说它害得自己受辱。

这个人名字叫中国，这把弓箭叫儒家。

当然，这个比喻是极其不恰当的。因为①儒家是意识形态，而非杀人做事的具体工具学问。就像今天有人骂治病用医术、种地靠农民、打仗靠武器兵法，中国今天的强大和你这个主义那个思想有什么关系？②是意识形态它会影响你的思维方式，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法态度，进而成为你自身的一部分。所以，中国过去的好坏儒家的确有责任，就像现在的中国受到主义的影响一样。

今天许多自称唯物者的人往往对儒家的看法最负面、最极端。将中国人失去血性、失去进取心，导致近代的屈辱史归咎于儒家的也往往是他们，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先来重新复习一段话。

“客观决定主观，主观能反映客观，并对客观具有能动作用。当主观正确反映客观、并作用于客观时，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促进或推动作用；反之，对事物的发展就起阻碍作用。因此，要想推动社会的发展，必须使主观符合客观。”

我们必须明白几点。

1：中国文化是受客观自然和社会环境影响产生的。

2：是中国人创造了儒家学说，而非儒家学说自己凭空跑出来的。

3：是中国人选择了儒家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儒家作为一种学说并不能逼着中国人认同。至于有人反驳是部分中国人认同并强迫大家接受的儒家，那么绝大多数不认同的为什么不反抗？不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吗？

4：儒家文化先进和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客观自然和社会环境变化的结果，进一步的话也是中国人自身作为的结果。无论儒家文化是落后还是先进，决定权不在儒家身上，而是在于客观环境和作为主体的中国人手里。改不改造或如何改造使得儒家反映客观世界是中国人的事情。把自己丧失血性或进取心的原因归咎于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是很可笑的，就像古代把帝国崩溃的原因归咎于女人一样。

5：古代儒家文化是否先进要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明比，而非拿现代社会的标准去看待古代。就像今天一个物理研究生嘲笑牛顿落后、知识薄弱，那只会得出古代一无是处的结论，不能因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就得出儒家一直无能。既然是主观的意识形态就应该明白它不是法家、兵家这种具体做事的学问，说儒家不能做事所以一无是处是很可笑的，这就像嘲笑基督教、印度教、资本主义不能治病种地没用一样。

接下来我们开始分析所谓儒家或中国人丧失血性或进取心的原因。

一：客观自然环境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是个相对封闭的文明。北方是无边冰原，西边是浩瀚的沙海，西南是横断山脉，南部是丛林，东部是令人畏惧的大海。与其他三个文明密切的交流相比，中国是孤独的。

中国自秦朝开始才相对统一了长城以内的核心区，即使如此，西南的云贵高原横断山脉以盛唐的武力也难以征服，直到明朝改土归流后才算真正掌握。

此后汉朝将岭南、越南北部、朝鲜北部、甘肃收入版图，并试图进一步开拓西域。几百年后的唐朝大致重复了这一步骤，这两次开拓就试探清楚了古代中国能控制的版图极限。

在西藏高原还没有强大的部落诞生时，依靠北边的祁连山脉和南部的昆仑山脉的屏障，中国能大致保障后勤运输通道以供应部分军队掌握西域。但自唐朝西藏高原吐蕃的强势崛起后，这一狭窄的运输通道受到吐蕃和突厥两面威胁，再维持对西域的掌握已经得不偿失了。而这个情况在清朝有所改观是因为作为渔猎民族崛起的后金本身依靠武力和联姻消除了来自北边游牧民族的威胁，吐蕃经过唐宋几百年的进取中原尝试无法成功后又接受了藏传佛教的洗礼自我阉割。丝路南北威胁完全消失，这让清朝的后勤运输线能全功率运转。

长江黄河自西向东贯穿中国，而大运河的修造又沟通了南北。但这个南北并不包括南岭和武夷山脉，特别是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还有十万大山。虽然这些山的高度放到北边会让人嘲笑，但对军事了解的人会明白这种连绵山脉对军事投送能力的限制有多大。别说在两湖还没有完全开发的时候军需要跨越千里从江南或中原调运，即使在两湖完全开发后以古代的运输能力十石粮食能有一二石到达就不错了。也就是说，中国能投送到越南的军事力量被削弱到了极致，人少无济于事，人多难以持久。而看越南的地形是狭长的南北带状，中间最窄，西部是长山山脉，这就是中原千年来几度统一越南但却无法长久占领的原因。因为虽然越南无法抵挡中国第一波进攻的力量，但他们只要退往南部，以南部作为大后方生产粮食物资支持前方的抵抗骚扰，中国是无法长远支撑这种持续失血的。

朝鲜的情况和越南是极为相似的，中原往朝鲜的陆上通道只有燕山山脉和大海间的狭小地段，而且还要受到游牧民族的威胁。朝鲜北部是长白山脉，靠近日本海一边也是高山地区，南北两边和越南一样都各有一个粮食生产基地。

自汉唐两次尝试，耗费无数、死伤惨重却最终一无所得后，中原的进取心开始慢慢消退。期间还有元朝丞相、尚书、和忽必烈的儿子脱欢三次领军50万进攻越南最终大败，朱棣也是50万大军费尽千辛万苦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对安南的占领。

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能从海洋上进攻？这是因为农耕文明对无法从陆上连接掌控的地盘并没有多大兴趣，农耕文明需要的是连成一片能稳定安全种地的地盘。在航海技术并不成熟的古代，以海洋运输进行稳定的物资人员信息交流太困难了，除非是地中海那种平静没有什么大风浪洋流的海面。

二：大一统的制度限制

我上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先秦、汉朝时候儒家的刚毅血勇。我还大概说了一下儒家的这种“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和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是冲突的。

公羊派更是宣扬如果君主无故诛杀亲友便可以向君主复仇，儒家认为君主和臣子是以道义维系关系的，没有臣子就该无条件服从君主的说法。即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些理念①是对维护君权极为不利，没有一个皇帝不喜欢臣子无条件服从自己。②没有一个君主能做到万事毫无偏差，为了整体牺牲局部更是一个合格君主必然会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仅仅因为君王无义便可以反对甚至推翻君主那么国家永远不会有稳定。③推崇大复仇主义必然和法律冲突，一个是以个人好恶判断对错的私刑，一边是“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连私斗都不允许的法制。但以当时的社会环境限制完全无法做到法治，也别想公平公正，也就是说，即使法律不公或判错，法家和君主也希望你乖乖接受，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与儒家比君主和法家更喜欢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的公民。④这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对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不利。

所以，大一统制度虽然维护了国家长久的统一，但却和早期儒家的血性冲突。此后随着大一统制度的深入和每一次改朝换代君权的加强，儒家被统治者改造已经成为必然。

事实上有一种办法可以短暂解决这种矛盾，那就是军国主义。这也是秦朝崛起的原因之一，对内严格执法，使得大部分百姓都服从律法压抑血性，对外战争缓解压力释放血性。也就是化私斗为公战。但这得有源源不断的利益获得，使得收获远远大于损失。早期秦国通过对内推行严酷的刑法和军功爵制度，对外不断进行战争获取利益缓解这种严酷刑罚导致的百姓不满。但当时的秦国仅仅只是一个偏远的贫穷国家，战争获得远超损失，所以这么做能行得通。而始皇帝一统中国后环顾四周已经没有任何富裕的地方能抵消战争所得，百姓军士再无强大的利益驱使，却又受到残酷的刑罚逼迫，二世而亡是很自然的事情。

历代王朝初期的强大都是因为有足够的田地财富驱使士兵，但大一统后的中国四周没有任何地区有足够的利益获得。凡是战争都是损失而没有收益，所以军队战斗力不断下降。吸取了秦朝的教训，此后的王朝在统一后慢慢放开刑罚力度。即不敢管得太严，又需要百姓听话，要是你会怎么做？改造儒家思想愚民加强君权自然成为必须的做法。

这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因为国土的辽阔、人口的众多，而又相对周围蛮夷富裕。以中国这种经常占据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体量想对外获取利益满足自身在当时是不切实际的，那么绝大部分百姓为了争夺利益只能内斗，这种内斗的持续会不断削弱民族的团结性。大一统制度必然反对百姓的对外开拓，为了便于统治管理也必然限制百姓的流动，更不会容忍另一个华夏王朝的出现，因此像西周那样的分封制也无法实行。就像乾隆时期的兰芳共和国不会得到清朝的庇护一样。所以当时交通和信息传递的效率就限定了中国的国土范围只会这么大。

三：经济条件的限制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凡是富庶安逸久了斗志和血性都会慢慢消磨，胆气也会下降。因为你有，所以你会患失。相反一无所有的人什么都不怕，因为没什么好失去的，这也是建国时咱们敢同时怼美苏的一个原因。塞外的牧民和野人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长大，因为资源财富的稀缺，每时每刻都在和自然环境或其他部落战斗争夺资源。生命是如此短暂脆弱，生活是如此困苦艰难，死亡也就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了。

事实上塞外的牧民进来抢劫即使死伤惨重，但只要抢劫几个村子，获得几百个铁锅或布匹粮食，他们就是赚的。而中原朝廷要进攻草原，仅仅粮食的路上损耗便是天文数字，即使每次胜利都是亏本买卖。

没有人喜欢做亏本的买卖，所以宋朝宁愿低头送岁币都不愿打仗。北宋财政收入最高时超过1.6亿贯，这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清朝收入的将近四倍！要知道清朝四亿人口，而且地盘远比宋朝大得多。盛唐时期是多少呢？大概3000万贯。宋朝一次军事行动能耗费5000万贯，而所谓岁币不过九牛一毛。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的人和草原牧民的收入差距并没有太明显的差距，和牧民打仗胜利获取牛羊还是有赚的事情，所以并不惧怕战争。到汉武帝时期一场对匈奴的反击战不但耗尽了文景两帝的积蓄，甚至让国家财政将近破产。

富裕不会让国家惧怕战争，但无论输赢都会亏本的战争没人想打，尤其是战争失败后可能失去一切的前提下。如果宋朝一开始能收复燕云以长城做屏障的话会好很多，因为有缓冲可以承受失败，但宋太宗丧失了这唯一的希望。之后军队战斗力不断下降而国家却不断富裕，膝盖变软是很自然的。既在外面不断下跪上供，又需要在内维持威严，作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就必然要进一步禁锢人的思想，也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虽然“存天理灭人欲”的本意是说人的欲望要有度。

四：缺乏和同等文明的交流刺激

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古代中国和其他三大文明的交流极其困难。环顾四周，无不是茹毛饮血的野人或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的牧民。所谓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华夏华夏“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处于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将中国当成世界文明的中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有这种看法久了盲目自大不思进取也成了必然。已经认为自己站在山巅，又哪里还有继续攀登下去的欲望？

欧洲却不同，他们是分散的小国，长期处于互相竞争的战争中，又靠近亚欧大陆两大文明的发源地作为给养，更在蒙古西征和文艺复兴后吸取了中华文明的部分精华。大航海后以较小的伤亡却获得天量的收获进一步刺激了欧洲百姓的进取心和血性，这和中国西周分封制的扩张与秦国崛起有很大相似性。

本篇写到这里基本写完了，要注意的是单一因素并不会导致进取心的丧失或血性的不足，这是多种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还有一些小因素限于篇幅我就不再阐述。其实所谓中国人失去血性是伪命题，抗战和朝鲜战争就足以反驳这种说法，只是在上述条件的压制下国人血性无法表现出来而已。把上面的因素套进越南日本朝鲜便能解释他们的各自不同情况。很多人对宋朝理学或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对中国的积极影响认识不足，我下篇将进一步阐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