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哭泣国”的眼泪，什么时候才能流干？_风闻

     2001年11月23日晚23点，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一辆又一辆重型装甲卡车呼啸着驶向城市东北角的皮斯塔里尼国际机场，浓重的大雾包裹着这一长排诡异而又隐秘的车队，不明情况者还以为阿根廷将进入战争状态。

   其实没错，这个国家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已经进入了准战争状态。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豪华的商业地段LA城从7月份起就已经戒备森严，银行大楼的外部都一层一层装上了金属卷帘，前台接待笑容可掬的神态早消失地无影无踪，他们每天上下班都要从金属卷帘的小洞里像狗一样爬进爬出——“是的，你们就是一群狗！”白天他们隔着厚厚的大理石墙都能听到隔街民众的大声辱骂，而且他们大部分人为了防止老百姓投掷石块，不得不带着头盔上班。

    荷枪实弹的警察武装到牙齿，在银行一条街上巡逻。

    这都是怎么了？银行的白领在阿根廷一向趾高气扬，怎么一夜之间灰头土脸犹如过街老鼠一般？

一切的一切，都要从2001年阿根廷爆发的金融危机开始说起。从这一年的上半年大约四五月份开始，民众们都隐约开始觉察物价怎么上涨这么快，即便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金融投资家们也没有料到，7月份政府为了稳定比索汇率和物价，推行了“零财政赤字计划”，削减养老金和公共医疗支出等一揽子政策，仍未能阻止比索对美元汇率在2001年下半年一泻千里，相比2000年，贬值了68%。

  到11月份，由于阿根廷的预算赤字没有达到原定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提供新的贷款。阿根廷金融危机进入到一个新局面，这种金融崩塌造成的社会动荡是很可怕的。民众恐慌心理的传播和传染比大型传染病还要恶性地多。

2001年下半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街头大规模暴乱一波接一波

   到12月份之前，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和街头示威一拨接着一拨，警察死亡数量不断上升，已经逐渐变得和伊拉克的汽车炸弹一样，不再是新闻。

  一个月内，无能颟顸的阿根廷政府采用了极为消极的“甩手疗法”——击鼓传花。到2001年底，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换了三个总统。情况无济于事，而且还在恶化。

到2002年3月，阿根廷的贫困人口“从天而降”了足足200万，总的贫困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43%，食品消费几乎在一夜之间减少了20%。

示威群众向被警察隔离的银行家们呼喊：钱呢？我们的钱呢？

从2001年12月开始，阿根廷几家国有媒体（幸好媒体还有国有的）《民族报》等连篇累牍地报道该国北部苏埃佐和拉米雷斯等城市出现成批婴幼儿饿死的现象，要知道，阿根廷上一次出现成批婴儿饿死的现象还要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紧接着国家进入了紧急粮食管制状态。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这一批共385辆装甲车在干什么？答案是他们在向国外转移资产，几大银行行长，财政部的副部长们携带着家属，在国内军队高层的保护下，连同美国紧急飞往阿根廷的“协管员”，把成吨成吨的黄金、美元和各种钻石打包，装在装甲车里，通过皮斯塔里尼国际机场空运到了邻国乌拉圭和智利，这两个国家只不过是中转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他们的美国梦和阿根廷老百姓的噩梦同时起航。

金融危机爆发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机场用来转移资金的航班，可谓络绎不绝

   外资银行涉嫌违法滥用资金和资本外逃和金融危机的关系，就好比感冒和发烧咳嗽等症状往往一起出现。

保守估计这300多辆装甲车卷走了30亿美元。不过，书呆子们仍然可能会发出疑问，2001年12月3日，阿根廷政府不是已经实施金融管制了吗？

有人喊了一句：装甲车里有钱，民众们一哄而上开始砸车

事实上资本外逃的大头，即70%的资金外逃都发生在12月3日以后。道理很简单，没有内外勾结，他们能跑得了吗？

    经济部部长卡瓦略和总统梅内姆后来一个个都成了阶下囚，罪名是经济颠覆国家罪（后来都被赦免），他们在法庭上老泪纵横 ，估计是后悔没有出逃成功吧。

     曾经的阿根廷

曾几何时，阿根廷作为南美小霸王，是多么的风光。

通过快速实施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实行自由贸易、开放资本市场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阿根廷经济在八九十年代博得“优等生”的美名，成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样板。加之阿根廷大力推动“民主化”进程，也使其成为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密友”。

    阿根廷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内容，就是推行大型国有银行的私有化，允许外资收购本国国有、私营银行。阿根廷开放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后，外资进入银行业的速度非常之快，1992年阿根廷由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在全部银行资产中占压倒优势的82％，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但是到了1997年，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下降到了48％，外国资本控制的银行资产则上升到52％，这意味着阿根廷的外资银行比重，短短五年中迅速增长了四倍多，位居拉美国家银行业开放程度之首。

   阿根廷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也走得很远，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几乎卖光了战略性业的国有企业，包括银行业、自然资源和公用事业，私有化水平位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到2008年，私有化收入甚至比俄罗斯还高三倍，并将出售国企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体系。

    也许有读者会疑问，阿根廷为何胆子这么大，金融自由化的步子走得这么快，国企私有化程度敢搞的这么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阿根廷是1998年金融危机的幸运儿。

   熟悉南美金融史的读者都知道，从1991年开始，阿根廷在美国老总统布什的建议下，开始搞比索和美元绑定固定汇率的政策，也就是说，美元升值，比索跟着升值；美元贬值，比索也会跟着贬值。

   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美元一直坚挺，当时阿根廷的平均工资达到了每月550比索，和南美洲周边发达国家比，是他们的3倍多。

从2001年底开始，阿根廷三个月换了四个“总统”

1998年的阿根廷，恰好处在国内产业结构周期替代的螺旋上升期，劳动生产率和高附加值产业还处在孵化和实验的阶段，再加上美元的对“后花园”的庇护，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成了一座奇异的“避风港”（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1998年已经埋下了阿根廷悲剧的伏笔）。所以，让阿根廷的经济学界坚信，走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是对的，毕竟有美国爸爸做靠山。认为本国的经济开放进程更为彻底、规范，乃是受西方赞扬的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楷模，没有裙带资本主义和政府干预过度，经济状况稳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

   有印象的读者估计还记得，1998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对着深陷金融泥潭的俄罗斯财政部的官员，像训孙子似的教训他们：“你们怎么不看看阿根廷？他们为什么能把金融业搞得很繁荣？卖啊，开放你们的银行业，加大外资控股啊！”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曾忽悠俄罗斯放开金融市场

但是俄罗斯毕竟还是俄罗斯，虽然当时金融寡头们已经开始摩拳擦掌敲骨吸髓，但俄罗斯走马灯换了四五个总理，最终决定坚守本国的金融阵地，没有卖。尤其是普里马克夫和普京相继当政 , 搁置了俄罗斯战略性行业的私有化。

   金融常识告诉我们，把本国的货币汇率盯住某个强国的货币，前提最好是两国的经济交往十分密切，但阿根廷的出口量当时在2000年占到美国的10%都不到。美元坚挺给阿根廷出口带来很多困难。

阿根廷走了一条扩张公共部门的路子，财政赤字用国债弥补，公共债务从1995年到2000年翻了一番，在国内生产趋于萧条，出口创汇能力低下之后，只能寅吃卯粮，用新债还旧债金融危机如洪水之决堤。

已经丧失了金融主权的阿根廷，无法使用国家金融调控能力，以国内12家银行为例，有10家已经私有化了，花旗银行、纽约银行、波士顿银行全面包揽了比索和美元业务，货币局和联系汇率制成了束缚了金融管制的手脚，在美元流通加大的情况下，外债迅速增长直至失控。

    前文中提到不少当时的阿根廷经济官员被隔离审查，上了法庭接受人民的审判，但他们绝大多数人最后都无罪，为何，因为美国爸爸这时候出手了。

西方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让外资银行的资本外逃合法化，已经冻结阿根廷老百姓的存款**要通过债务转换，用阿根廷比索国库券偿还，所以必须要让那些涉嫌颠覆国家经济罪的罪犯们免于起诉。**这时候，阿根廷平民私人存款已经不是自己的钱了，要用来还外债，否则阿根廷的国际贷款一分钱都拿不到。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金钟，之前曾撰文谈起过华尔街秃鹫乘虚而入搞韩国三星，文中提到，2002年，还不起债的阿根廷，一艘军舰曾经在公海上被秃鹫们强行扣押。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在这一刻被颠覆了，阿根廷给我们上了一课，没有主权的私有财产不能称之为私有财产。

    2002年年初，阿根廷还故作强硬了一把，挣扎了一下——最高法院宣布政府冻结人民的私有存款违宪，而且限制存款提款，也违反了美洲人权公约。

   本来是阿根廷政府和美元霸权的外战，变成了滑稽的阿根廷最高法院和政府的内战。已经成为“美国人孙子”的阿根廷联邦政府认为这会加剧国内的无政府状态。

司法和行政的对立让老百姓苦不堪言，国内的中产阶级，本来有大批存款的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在警察的保护和监管下强行冲进银行砸开银行金库保险箱，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大批的失业人群

     欲哭无泪的他们他们曾经满怀信心拥抱资本金融的浪潮，他们曾经为外资的大批涌入欢欣鼓舞，为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鸣锣开道，对利益本来受到侵蚀的阿根廷蓝领中下阶层遭受的痛苦无比漠视和麻木，他们没想到，如今灾难也降临到自己头上。

理解到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何在21世纪，阿根廷出现了工人蓝领阶级和原来的破落中产合流的民粹主义现象。

   如今，据观察者网报道，为加强自身对外汇市场的掌控力，阿政府想向中国求助。6月11日，阿根廷《金融界报》报道称，阿根廷央行希望将其与中国央行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额度提高30%-50%，即最多提高50亿美元。阿根廷还打算与中国加强贸易领域的联系。用观察者网忠实网友左手王的话说，

向中国求助？阿根廷先刮一刮自己的脸皮——你那个脸皮比苏州城的城墙还厚.JPG

经验教训

 笔者去年年底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参加了他们主办的一带一路蓝皮书活动。当时曾经的WTO首席谈判官龙永图先生也莅临现场，做了半个小时左右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透露了一个小故事，在WTO最终签字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找了四大国有银行的行长谈话，敲了敲桌子：“我们要加入WTO了，按照他们要开放金融业的规则，我预测三年内外资控股的比例要达到15%，你们能顶的住吗？”四大银行行长纷纷表态顶的住。

 中国入世后加大金融领域的开放乃是大势所趋。但外资银行常见的避税、逃税手段和转移定价，会在金融监管不利的局面下造成隐性外债和逃汇等等是一大问题。美国在上世纪末一直宣扬的“规范经济理论”，20多年过去了在国内还是有相当市场，这个理论看似中性却带有相当强的隐蔽的商业动机。

2004年前后，我国的五大银行进行了财务重组、股份制改造，引入了国外的战略投资者，这是第二轮的金融开放——到今天，转眼十几年过去了。除了农行以外，在股改的同时都引入了外资——境外的战略投资者。但真正的国有大股东，财政和汇金是70.6%。

以工商银行为例，美国的高盛、德国的安联，美国的摩根大通，他们合计占了工商银行股权比例的7.24%——国有股权70.6%，他们是7.24%，另外还有其他的小股东、公众股。

我们成功守住了应该守住的金融主权底线。

营养不良的，阿根廷嗷嗷待哺的婴儿

  早有读者指出，阿根廷从20世纪初最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准一步一步滑落到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此现象殊为罕见。直到今天为止，阿根廷仍有南美几乎最高的儿童死亡率和贫困人口比率，这一点各大媒体却鲜有报道。在眼泪流干之前，貌似哭泣国从不会停止哭泣，区别无非是啜泣和嚎啕大哭，而有着上百年苦难史的“种花家”，早已知道，那眼泪是多么的无效和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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