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警察的监视下偷偷学中文的泰国孩子们，现在都在哪？_风闻

【来源：泰国网；作者：岳汉】

他们，仍是当年的他们；我们，却已经不是当初的我们。

在比边疆更为遥远的远方，一个民族前世的记忆，就这样被封印在一代人那下落不明的青春里，入土为安，了无踪迹。

S伯：中国，是一块边写边擦的黑板

S伯，是老汉熟识的一位泰国本地华人。

年龄很大，也许六十多，也许七十多。

他在泰国出生，在泰国长大，虽然年轻的时候曾经到中国见过邓小平，但是终其一生，不曾在中国有过长期生活的经历。

他长着一张华裔的脸孔，满头银发，在办公室里总是用一件灰黄色的外套，将瘦削的身躯和寒气逼人的空调风隔绝开来。

他的脸上，看不到泰国大爷们身上常见的油腻与放肆。一如既往的笑意，稍纵即逝的狡黠，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智识上的优越。仿佛给小孩们讲解二元一次方程组的退休教师，没有权势，却有故事，只要孩子们想听，他便会摘下眼镜，和你娓娓道来。

每一个和他一同工作过的年轻中国人，都听过他讲的一个故事。

在S伯的少年时代，东南亚正是冷战高峰。

冷战时代的海外华人，日子过得憋屈。

越是憋屈，便越是紧紧抓着自己的血脉，格外思念那个“被禁忌的祖国”，心中爱屋及乌，个个又红又左。

正在对海外“革命输出”的红色中国，也暂时忘掉了万隆会议上的赌咒，将海外憋屈的青年华人当成重点培养对象。东南亚各国树林子里和小巷子里的本地左翼团体，华人三占其二，又拿着中国支援的物资，乍一看，的确像极了红色中国派出的第五纵队。

东南亚各国政府，半是防微杜渐，半是装疯卖傻，只要一看见说中文的，统统都是赤党。打击赤化的同时，顺带着把中文也给禁了。

于是，华人们过得更憋屈，更加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那没见过面的强大祖国，能够漫卷红旗，解放世界，把枷锁变成绶带，把南海染成红海。

那时的S伯，每天都在努力地学中文。

华文学校，已经被政府关闭；华语报刊和书籍教材，也被视为禁忌。

越是不让学，他们越是想学。

在当局严密的监视之下，中文老师们偷偷地教，华人孩子们偷偷地学。对血脉与革命心怀忠诚的华人教师和孩子们，用尽一切的方式，想尽一切的办法，瞒天过海，见缝插针，偷天换日，暗度陈仓。

他们将被查禁的中文教材，套上泰语课本的封皮。旁人路过，他们便装模作样地朗读泰语；四下无人，他们便一字一句地学习中文。

台上的老师在黑板上写汉字，一边手写，一边手擦。

右手还没写完“地上霜”，左手便要擦掉前边的“明月光”。

只有这样，才能在警察突然出现在窗外时，迅速地清理出一块无懈可击的空黑板。让那些鬼鬼祟祟的窥探者们，抓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除了神秘兮兮的中文课，S伯还经常躲在被窝里“偷听敌台”。

当然，泰国眼中的敌台，便是中国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午夜时分，当《歌唱祖国》的旋律在收音机里沙沙地响起，“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字正腔圆的声线，是寂静的夜色里，唯一能够填满他心中空洞的东西。

每当此时，年轻的S伯便仿佛在空气中触碰到了那千里之外，从未谋面的故国。

华裔青年无处诉说的青春年华，就这样静谧的暗夜中，独自绽放。

曼谷的老报馆里，每一代中国青年编辑，都听他像祥林嫂一样，讲过这一段故事。

尽管已经讲了很多遍，但每次讲起，他沟壑纵横的脸上，仍旧会写满某种难以言说的动容。

那种表情的背后，是辛酸？苦涩？自嘲？还是自豪？

我们一时难以分辨。

S伯在泰国的华文媒体圈子里，是一个真正的老手。但他每当面对中国来的年轻记者和编辑时，却总是很谦虚——

不是那种佯装作态的谦虚，而是无尽的遗憾之中，埋藏一丝自卑的，酸涩的，黯然的，真实的谦虚。

他常说：“我们没有读过书，没有读过正规的中文大学，和你们这些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学生比起来，实在比不上啊……”

这种时候，我不知如何回答。

整个报社里的老华人编辑里，S伯其实是最强的。尽管他的文字，也是泰国唐人街里常见的“老侨体”，浓浓的民国风之下，部分词汇像是70年代的大陆官宣体，而剩下的一些专有词汇，则写得像是清朝的出土文物一般，古色古香。

但至少，还是看得懂的，明清古文与文革檄文相混合的文风，甚至还有一些与古老泰王国相契合的准确感。

而报社里其他老华人的稿件，我们却读得很费力。

老汉当年在泰国报馆里，一半的工作时间，实际上只是在将老华人们手写的“明清白话文”，转译成今日的中文阅读者所读懂的“现代汉语”。

除了那些年轻的大陆青年翻译之外，文稿不需任何修改而能直接放上报纸和网络的编辑，S伯，是唯一一人。

我很怀念他。

怀念他那些被讲过几千遍的故事，以及我们这些“外国人”所永远无法洞悉的泰国政坛内幕，和稗官野史。

每次打开那一家我曾经服务过的报纸，我还是能一眼看出，哪一篇是他老人家的手笔。

那是一个受困于历史的机缘而“没有上过正规中文大学”的泰国华裔青年，用青春岁月中无数个寂寞的夜晚，无数次执着的坚持，无数次无望的追寻才换来的技艺。

那个他年幼是未曾谋面的祖国，那些他毕生未曾谋面的先祖，都应该为他的忠诚而嘉奖。

我很想代表祖先和祖国对他说：您的中文，真的很强。

在你们这一代人中，绝无仅有。

L叔：泰南山林里的“红小鬼”

L哥，泰南和马来西亚边境出生的华人。

与我和S伯的办公位置，只隔着一张桌子。

带着一双大框眼镜的L叔，比整天一脸笑容的S伯，还要沉静——或者说沉闷。

像这样沉闷而安静的中年人，要么就是一生没有任何波澜或亮点的人；要么，就是曾经的人生燃烧得太剧烈，因此在归于平静之后，才变成了一块沉闷的灰烬。

这位大叔，属于后者。

南洋老侨多左派，但整个办公室里“左”得最彻底的一位，非L叔莫属。

因为他，是一名“马共”。

就是切·格瓦拉那样，在树林里，扛着卡宾枪，打游击的那种。

马共，马来亚的左翼武装。

30年代成立，与日军、英军、独立后的马来亚政府作战。直到80年代中国外援断绝，才最终投降，在泰国境内定居下来。 

L叔从小出生在“革命根据地”的华人村落里，游击队员在茅草屋里，教会他和村里的孩子们读书认字，带着他们学会中国的革命歌曲，告诉他们外面世界的样子。

在那时，战士们告诉他，那个远在北方的“祖国”，在经年累月地援助他们的革命事业。只要坚持，只要坚信，在几亿祖国同胞的无私支持下，他们必将得到最后的胜利。

13岁那年，他加入队伍，成为了一名红色武装的游击战士。

一开始，他的任务还不是战争，而只是运送。从一艘艘起航于中国南部沿海的神秘小渔船上，运回一摞摞的粮食、药品、凉席、蚊帐，以及，军火与弹药。

16岁那年，他第一次在一场遭遇战中，体验到了战火的滋味。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血液涌向脑海，浓烈的肾上腺素，瞬间灌满全身的每一根血管。

他卧倒，射击，恐惧来得快，去得也快。一瞬间笼罩全身，然后在两分钟之内消散无踪。然后，便是令人上瘾的刺激与兴奋。

每参加一次战斗，那种兴奋，便越发浓烈。

80年代的某一天，他曾从香港入境，偷渡到内地去接受无线电联络训练。

来到香港之后，突然计划有变，预定好要接头的联络人，全都杳无音讯。

他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在香港逗留了半个月。最后只能放弃任务，自行搭乘一艘货船，原路偷渡回到了马来西亚。

回到部队中，他才知道，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那个曾经数十年支援他们的国家，终止了“革命输出”，一切都结束了。

数十年的武装斗争，这支弱小的游击队，依靠着北方的援助，才苦苦撑过一次次的风波与难关。援助停止后，所有的战斗行动很快归于停滞。

很快，他的部队放下了武器。

残余的人员，全部撤到泰国境内，在泰国军方的监视下，他们在一个被称为“劳动村”的地方安家落户，重新成为了平民。

几年后，他到曼谷谋生。那些曾经的生活，很快便遥远得仿佛前世的回忆。

用了很多个日子，老汉在报馆楼下的停车场里，一边抽着烟，一边断断续续地听完了L叔的故事。

听完之后，我不知如何回应他。

心中总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他，但是始终不敢问出口。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向他问出了那个问题：

“当年的一切，你觉得值得吗？”

他沉默了很久，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

“如果中国仍在支持我们，那就值得。”

我不确定，他是否误解了我的问题。

又或许是，我误解了他的回答。

今日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热衷于“世界革命”的中国。这个国家抛弃了自己曾经癫狂的过往，做起了安分守己的生意人。不要说支持，连这段历史是否存在，都成为了一段如同虚构的记忆。

那么，L叔的回答，不是很明确吗？

我感到莫名的尴尬与惭愧。尽管这一切，看似已与我身后的那个国度，不再相关。而对我讲述这一切的人，也早已没有任何的委屈与愤懑。

他，脸上写满了平淡。

那一切，都成了一场无果而终的幻影。

没人能记取，它究竟去向了何方。记住的人，也已经对它的消逝，一片默然。

C女士：未能登上的北行客轮

C女士，泰国出生的第二代华裔。

与她，我仅仅只有一面之缘。在泰国大商场里人来人往的火锅连锁店里，不记得是为何原因，吃过一次饭。

与S伯和L叔相比，她算是世俗意义上最成功的一人。她家境殷实，在曼谷的一个什么华侨社团里挂着一个很高的头衔。

退居二线之后，她甚至在中国的厦门大学考取了中文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她的国语说得很好，穿戴时尚而华贵，任何一个人都会把她当成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功成名就的赢家，几乎看不出，她与那个红色的岁月有何关系。

但即便是她，依旧是一个左派。

而且是一个比S和L要更激愤的，泰国左派华人。

在她的少女时代，她也有和S伯一样，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偷偷摸摸学习中文的经历。

不过她更进一步，不但要学习中文，且还要学习“典范的中文”。

她告诉老汉，在当年的泰国华文学校里，有大陆背景的中文老师，也有台湾背景的中文老师。

大多数泰国华裔青年，更欢迎大陆的老师，而对台湾的老师和教材，激烈抵触。

有一段时间，她学校里的校领导遭到了撤换，换了几个台湾的老师。而有三分之二的青年华裔学生，对学校里来的台湾老师，以及那些来自对岸的，讲述着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故事的，繁体字的教材，完全不屑一顾。

在她们心中，大陆才是彼岸。

彼岸的对岸，只是异端。

她的回忆里，当时比她更年长一些的华裔青年人，有很多人都自诩为社会主义的“海外接班人”。

华裔大哥哥和大姐姐的梦想，便是有朝一日，登上一艘驶向中国的客轮，到那片充满着理想与激情，笼罩着神秘与热血的国土上，去拥抱火热的人生。

她亲眼见过自己的学长，在码头登上一艘向北航行的客轮。

当这些华裔学生一登上甲板，便欢畅地叫喊，痛快地怒骂。

所有人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手中一切可以当做武器的水果，向码头上的泰国警察们扔去。

那是70年代的事情。

后来，那些登上轮船的华人青年，还联系得上吗？

我不敢问。

C女士没能登上北上的客轮，似乎她至今仍在遗憾。

谈到中国，她有一些怨言……但那些怨言，并非中国对海外左翼的抛弃或别的什么，而是对中国某一任著名总理“让华人华侨忠于所在国家”的政策，让她感到“心寒”。

似乎，只要祖国振臂一呼，她仍然还可以抛弃一切，投奔北方，为了那个她少女时代心中所认定的祖国，献出她所能献出的一切。

我很想说：幸好你没有上船。

现在的你，或许是一个热爱红色中国的泰国华裔青年，能够得到的最好归宿了。

当然，这句话，我也是不敢对她说出口的。

当年少年，今何在？

上个世纪，无数海外出生的华人青年，都将红色中国视作寄托理想的民族故土，承载人类解放的应许之地。

他们不曾窥探当时中国的真相，执拗而天真地将那个神秘的国度，当成精神的家园，当做天堂的彼岸，青春的幻梦，就这样在历史的大幕之下，臆造出一座触不可及的围城。

这一切，我不知他们是否看到。

如果看到，他们又是否像中国那一整代人一样，为自己所曾经钟爱的幻梦，怅然若失？

异域昔年，北望中原，

彼时梦中，红旗猎猎。

在比边疆更为遥远的远方，中华前世的记忆，就这样被封印在一代人那下落不明的青春岁月里。

他们所诉说的历史，我知道，但却无法理解。我所生活的国家，他们奉献，却事过境迁。

就像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当年亲密无间，再见之时，我们之中的某一个，早已莫名其妙地穿越了历史，脱离了原有的故事线，从一个异世界之中猝然归来。恍若隔世，似曾相识；物是人非，无言以对。

那些在夜色中偷听中国广播，在码头上笑骂本国警察，在丛林中等待祖国船只的泰国青年。

他们所热爱的那个国家，是真实存在的吗？

他们所忠诚的那段历史，是无谓的付出吗？

我不知道。

他们仍是他们，我们却已不是我们。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为这份热爱，而永世铭记，

只因我总觉得，说不清为什么，我们欠他们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