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国营厂下岗职工：几万块啊，就把自己彻底“卖”了_风闻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刘心惠

二零一六年八月，我们作为东北一家重型机械制造厂的集体工人，买断金终于获得了兑现。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下岗，二零一六年八月拿到这笔钱，签了字摁了手印，几万块，把自己给彻底“卖”了。最多的工龄有四十几年，最少的也有十几年。

一刀切，那种疼痛没有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好像做手术，麻醉师没有打麻药，手术师不管不顾地一刀切下去，就像切萝卜土豆似的。饭碗就这样没有了。

我们这里是重工业区，初下岗时找工作比上天还难，女工多数又没有什么技能，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也基本上是体力活，工资只有二百块钱左右，什么待遇也没有。

到了这把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的，莽撞不得，钱对于我们太重要了。买断伊始，我们几个姐妹的策略是等等看看，有一小部分人跑到厂前，工厂的大门紧闭，警卫把守，这是我们父辈贡献了一生的地方，也是消耗了我们的青春的地方，现在多么陌生，把我们拒之门外。

中间有一段听闻总经理发话，说每人可能领一部分钱，消息还没有坐实，总经理在办公楼自杀了。此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买断也被暂时搁置。到了八月又重新启动了，动作很快， 等到三分之二的人签了字画了押，我们也慌了，挺不住了，一起去把字签了——我不敢看我手指上余留下的红色印泥，它太醒目了，我也不敢看那些还在坚持的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叛徒。

工厂在我们身上烙下的印记太深刻了：十几岁就上班，工作是分配的，一家人都在一个工厂，好像世袭一样。很多人在厂办的幼儿园毕业，直接升到厂办小学，初中，然后高中，有少数人上了职工大学或者电大技术学校，看病去职工医院，有食堂，电影院，少年宫，洗澡堂，住的是工厂盖的楼房，小时候我很爱喝我们厂汽水站产的汽水，有橘子味和草莓味的，非常正宗不掺假。

现在，我们像是被硬生生地撕掉了商标的商品，就像一个人失去了故乡——我想对很多人来说，工厂比之于居住地，更像是故乡。

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区。“第一重型机械厂”的项目，与苏联援建的富拉尔基热电厂和北满钢厂，奠定了新中国的重工业基础。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陈荣辉图（除署名外）

【一】

到手的钱我一分也没敢花，都存到了银行。五万块对于我来说也算是巨款了，留着交养老保险，或者以备遇到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的一位姐妹把钱取出来给他的丈夫还了外债。她的胸怀还真是比嫩江还宽阔，自己的养老保险还没有着落呢。多年以前，她的丈夫同学聚会见到了初恋，心就不知道放在哪了，走到哪里都带上女同学，毫不避讳。不回家，还赌博，借高利贷，利滚利的，她吵过闹过，苦口婆心地劝过，都没有用。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但终究还是没有放下爱一个人的习惯。再有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儿子当时还在高中，马上要高考了。普通人家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或许也只剩下高考这一条独木桥了。

她自己没有稳定的工作，如果儿子归了丈夫，又担心毁了孩子，归自己，以自己的挣钱能力，只够养活自己，连保险都交不起，也不是明智之举。思来想去到最后只好忍了。

这些年她有工作就做，先后在超市打工，还做过送货员，像个男人一样搬运货物，她说她可有力气了，不像我整天像没吃饱饭一样。说这话的时候，她伸出胳膊，攥紧了拳头，让我看。她永远都那么乐观，活的没心没肺的。我们都喜欢她的没心没肺。

她最后一份工作是在街上烤串，熬到半夜，时常有醉酒的人耍酒疯，自己要机灵着点小心防范。一站好多个小时，腿都肿了。等没有客人的时候才可以回家，一个人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在无人的街道，总是疑心后面有个人跟着自己，掉一片树叶都会吓出一身冷汗。

久了身体累垮了。急性胰腺炎，转到省城哈尔滨医院重症室抢救，当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陷入昏迷状态，极度的危险。现在什么也不能做了。她不去想未来的生活了，不去想也许才是存了一份希望，活一天赚一天。

上一次见到她是四月底，她的身体很虚弱，过了年住了两次院，没有好转就出院了，没有钱了。开始她的丈夫还尽心照顾，后期说忙，教人打乒乓球挣钱，就再不露面了。

她还是那个乐天的燕子，但是脸色不再红润，说话有气无力，身体不自觉地想要靠住什么。才将近五十岁的人，脸上看不出什么沧桑，还是好看。她走的时候，看她的背影，佝偻着身体又像一个年龄很大的人，忍不住心酸。

十几年前，她穿着老公给买的衣服，到我打工的图书馆借书看，指着身上的新衣服说你看漂亮吧，我没有好意思直说，看她满脸的幸福，不忍心打击她。说实话，那样的花布衫子，又肥又大，颜色又深，夏天，我妈穿上都不显年轻，她可是三十刚出头。

在别人眼里她有些土气，自信心爆棚，但是你又不得不羡慕她。自从下岗以后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集体焦虑，没有安全感，幸福感迟钝。不像她还是像一只快乐的燕子，吱吱喳喳的。我们以为上天眷顾她，物质上的贫乏，并没有夺走她身上的少女心。

我记得没错的话，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初恋，他追的她，那时候青春年少，她芳华十七八，脸上嫩得出水，她把他介绍给我们时，一脸的幸福，说这是她的白马王子，明明长得很黑么，黑马王子还差不多，背着她我们偷偷说。 

她的丈夫喜欢踢足球，经常参加一些比赛，家里就全靠她一个人支撑。这些年她伺候了婆婆公公，他们活到了八九十岁才故去的，孩子也上大学了，好日子眼看就要见亮了。但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就什么都不对了。

【二】

我的另一位姐妹和我一样也把钱存银行了，留着将来给儿子买房子付首付。她现在还在打工，月工资八百，是正式员工的一个零头。早上七点半上班，下午四点半下班，中午不能回家，礼拜六值班，节假日也要值班，没有值班费。没有保险，她一年交最低养老保险六千多，挣的钱差不多只够交保险，而且保险费还在每年递增。她的丈夫现在也去了外地，因为在工作中被意外砸伤，身体不能再吃力，只好去往外地，寻找机会。

现在邻居或是同事看她的表情意味深长，这让她很是不自在：失眠多梦，消瘦，整个人无精打采，大把的吃药。不吃药浑身痛痛，干不了活。我劝她去医院，但她舍不得钱，自己胡乱买点药吃了了事。

有人问起她的丈夫，她就想发火，偏偏有人多问，不识趣地问，绕着弯地问，甚至连邻居一个傻女人也直接问她你男人老不回家，是不是不要你了，有外心了。四十多岁的人进入更年期了，像一只小兽，心里装着一颗定时炸弹，随时会被引爆。

说实话她有时候挺羡慕那个傻女人的，什么心也不操，老公下岗后打一份工，挣钱不多，长得也比较低调——这样也好没人惦记，儿子比较自立，大学毕业后自己找了老婆，贷款买了房子。

她每天早上五点钟准时起床，给儿子做早饭，遛狗，上班，好像一切都正常不过。但是晚上十一点钟打点好一切，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不禁多想，每一个人都像一个疑犯，想得她脑袋生疼，太阳穴不停地突突。

他在干什么呢，过节为什么不回家呢？分居两地，都在忙，时间久了未免疏离，少有交流。有时候她明显地察觉到，他们中间有一道裂缝在蔓延，看不到摸不着，但确实存在，微妙地横亘在他们中间，这让她恐慌，一恐慌就开始冒虚汗。

我说要不你去他的城市看看吧，好的话你也留下来打工，她说那儿子怎么办呢？日子过到最后，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了。

儿子工作，找女朋友，成家立业， 买房子装修，想想头都大了，钱在哪里啊？原先她只管上班，收拾屋子洗衣服。做饭采买以及一切人情世故都归她的丈夫管。现在这一切压在她一个人的身上，还有她未成家的哥哥，下岗以后就拒绝出去工作，啃老，父母不在了，她这个妹妹仿佛一下子变成可啃食的食物了。有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就站在悬崖边上了，就差纵身一跳了。但她必须坚持，活着就要坚持活下去。

【三】

我妈妈同事的小女儿，人长得很漂亮，是那种很健康的漂亮：个子高高的，眼睛大大的，走起路来带着风，马尾辫一晃一晃地青春逼人。以前她带我去市里买裙子，店员说你长的真漂亮，给我们做模特吧。跟她相比我好像还没长开的小学生，其实那时我们俩差不多大，都二十岁上下。

下岗后她消失了一段时间，没有联系我，二零零一年春天在早市上碰到她，那时候我在早市摆地摊，卖一些袜子手套针头线脑什么的，我喜欢养花，等花开了的时候我也会拿出去卖，卖过秋海棠，仙客来，菊花，还有像韭菜叶子似的兰草，开粉红色的喇叭花，卖不了几个钱，都是邻里邻居的。

她穿的很时尚，化妆有些浓——我更喜欢她不化妆的样子，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在市里搞批发，我说我去了好几次，怎么没看到你呢，那我以后去就去你那里批发好了。她楞了一下，说好的。

后期知道她做了“小姐”，这让我很是震惊。她的父亲更是震惊，仿佛被人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整个人崩溃了——在父母眼里她一直都是孝顺的女儿，经常给父母买了衣服鞋子寄回来。她的父亲是一位老干部，跟随大部队开到北大荒，建设祖国的大粮仓。一向看重的女儿让他抬不起头来。他抄起棍子没头没脸地打，甚至把她关在家中，拿绳子捆起来，想过最坏的打算，养她一辈子。

但是父母最终还是会老去的，她的儿子还小，丈夫下岗以后开出租车，后来得了糖尿病，一只眼睛瞎了，经常发脾气打人。喝醉酒半夜把人打出门去是常态，日子没办法过下去了。

最后还是离婚了，她认识了一个新男朋友，小她几岁，人长得很帅，家里在市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回民饭店。男朋友的哥哥不同意他们在一起，那男孩租了房子，她又过回了小女人，每天洗衣做饭很快乐的样子。天气好的时候，男朋友骑上摩托车带她去钓鱼，我以为她会这么一直幸福下去，她要的实在不多。两年以后，她男朋友不声不响地回家去了，跟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结婚了。

再后来，她一个人又去了外地。

富拉尔基本地工业企业规模缩小，岗位减少也加剧了人口外流趋势。

【四】

我后来也去了外地，到了东营，给亲戚打工。亲戚是开画廊的，偶尔碰到那么一副学生的临摹画，就让我满心欢喜，比之那些流水线生产的“名画”，我感觉这才是真正的油画。

在外打工的生活真的很不易，我这个人没什么能力但责任心又太强，卖不出去画，上火得嘴起大泡，嗓子说不出话，觉得对不起亲戚。吃不下饭，体重急速下降。那时正赶上经济滑坡，不景气，周围的店面不亏损的或略有盈余的已是烧高香了。况且那是个装饰城，卖画的只此一家。显得有些曲高和寡的。

刚去的时候是五月末，没多久赶上下大雨，大雨像从天上直接倒下来一样，没天没地的，我顿时就慌了神，感觉自己像一座孤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先是把楼上楼下的窗户统统关上，还是觉得不妥，又把门关上，又觉得不妥，又打开，打开又关上，来回的折腾。我妹夫打来电话，让快点把窗户关上，免得进水。我说关上了，连门都关上了。他有些着急，让我把门再打开，万一来人买画怎么办。我起身把大门打开，外面都下冒烟了，哪里有人，连个鸟影都没有。

我还是喜欢东营，它是个崭新的城市，路边种了好多月季花，还有石榴树。建城不足三十年，听当地的人说在古代，它曾经是一个流放地，这一点其实跟我们那还是有一点相似。因建筑年轻，在此打工的人生活的人也相对年轻。人们从各地涌来，寻找机遇，一些人发达了。想到我们那当初建城时，也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吧，它的基础建设，在当时也是遥遥领先的，连我们厂内都有火车跑。我的父亲就是从山东响应国家号召，过去东北参加祖国建设的，拦都拦不住，一腔热血，什么都不怕。哪怕有人说，鼻涕刚流出就被冻住在脸上。走在东营的街道上，听到有些熟悉的方言，感觉自己的心安顿下来了，虽然东营的方言有些难懂，不如老家莱州的温柔敦厚，但也足以安慰我的了。

富拉尔基区的第一代拓荒者和建设者已经老去。

在高空俯拍的东营城市风光。  视觉中国资料图

但不久我发现邻居对我似乎有些防范或者看不起，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私下里还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自恋。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入室偷盗案，案子还没有侦破，周围就有些人，开始猜疑是东北人干的，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跟他们大吵了一通，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安静的人，这种行为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好像作案的人是我似的。

慢慢地邻居们跟我熟悉了，也交了朋友。朋友的婆婆做了好吃的也会经常想着我。下了班他们开车去逛商场或者公园，也会带上我。邻居开车去了很远的路程带我去采过桑葚，东营有好大的一片桑葚呢。还有采过槐花，是小时候的味道，回来以后朋友的婆婆教我做槐花饼。

在东营打工，我还认识了一个叫梅子的女人，人很热情，说话大嗓门，好像吵架一样，不到四十岁，也来自东北，认识没多久，早晨很早就起来，骑着她的破电动车，带着我去很远的早市买菜，那里要比超市便宜很多。

梅子坐月子时她的丈夫出轨前女友，因为生的是女孩，她的婆家对此不闻不问。她就一直住在父母的家里，弟弟成家以后，家里住不下，父母住进了仓房，冬天零下几十度没有暖气。她只好出来打工，让父母有一个安稳的住处。

当初结婚的时候，梅子的父母死活不同意，她自己偷了户口本跳窗户跑出去结了婚。女儿上学看到爸爸这个词浑身发抖，念不出来。同事们都觉得她对女儿过于严厉了，考第一她高兴，第二不是打就是骂的，女儿见了她都害怕。

她本来工资就很低，一个人抚养孩子已属不易，又遇到了下岗。就去了北京当月嫂。她脾气急，饭量大，经常吃不饱饭，嫌大城市人吃饭的碗太小，又不好意思说出来。遇到不合理的事情，又不懂得忍耐，只好去医院做月嫂，这样收入相对比较少一些，但是工作环境比较简单，更适合她这种直脾气的人，后来她也来到了东营。

有一个福建人，个子高高瘦瘦，眼睛大得有些凹，整个人没有精神像一个吸大烟的，看不出年龄，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据说替他的姐姐看店，他姐姐跟一个有钱的香港人走了。他总是在招员工，要年轻漂亮的女孩，但那些女孩子没有一个干长久的，然后再招。其中有一个四川女孩，不到二十岁，来了没有多久。有一天我们站在门前闲聊，看到有一只大手，把一只小手拉回店里，那只小手想要死命地扒住门框。然后门被关上了。

我看到身边的梅子身体有些抖，样子有些吓人，眼睛好像蒙上了一层雾，突然想起了什么背过身去，开始不停地拨打手机。随后假装来了客人，不停地去敲那家的店铺，那男人走出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我知道梅子失业以后，一直辗转各地打工，女儿无人照应，学习下滑，草草地初中毕业，去了南方打工。女儿大了，性格比较孤僻，不爱接触人。很少有朋友，也不交男朋友。独来独往渐渐变得跟她对立，两个人见面不是大吵就是小吵，这让她有些落寞和茫然。想补偿女儿，却不知如何下手。

第二天看到那四川女孩，梅子不管不顾地直接让人家离开，女孩那么小，我们都担心她被骗了，旁边的人和梅子一起，劝她赶快离开吧，重新找工作。在外打工的女孩可能很多会遇到这种情况，要学会保护自己。女孩离开了没多久又回来了，那个男人开车带她买衣服，也就二百块左右的衣服，那个男人没有钱，还赌博，在老家有老婆儿女。

【五】

后来父亲重病，我又回到东北。到家的当夜，父亲就去世了，都说他是在等我。我母亲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经常又哭又闹的，不久得了脑梗，瘫痪不能自理。我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她，再也没有离开。

我体质弱，要打工，还要照顾老人，有些吃不消，得了一场重病，需要手术，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自己偷偷地去住了院。单位的人知道了以后，给我凑足手术费用，工会还派人带着水果去看我。一位办公室的姐姐生气地对我说，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太不拿我们当回事了。单位领导在会上说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的事就是他们的事。这件事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一生都会感恩。

能走的人都走了，留下来的不是老弱病残就是有正式工作的。现在望向窗外，半天不经过一个人，偶尔过一个人不是老年人就是中年人。我们这儿是一个重工业基地，曾经是新中国的长子。达斡尔语转音，红色江岸的意思，曾经辉煌的时候有三十几万人口。

富拉尔基的人口最多时有三十来万。这些年，人口在减少。

我们厂鼎盛时期也有三万来人口，那时候我刚上班，上班的时候厂前人流如渔汛，骑车想拐个弯都难。

现在我们厂还可以正常运转，而不少企业都在艰难度日。

年轻人上大学后都不回来了，没上大学的也都去了南方打工。有的时候一个人走在路上，会想这里有一天会变成一座空城吧，狼群会再次出没，野草荒径，灌木丛生。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我曾经看到有人在朋友圈发图片，也是苏联时期援建的大型钢铁厂，废弃的厂房、机床、锈迹斑斑的大吊车，厂房外一些粗大的树木早已被伐倒，仅剩下的杂木没人知道它的名字，花儿开到颓靡，开到人心生悲凉，仿佛所有的好时光突然来到眼前，又突然消散。 

就像我们或者她们，那些花儿，风抽走了她们身上的颜色，水分，她们皱巴巴地活着，只要活着就努力地活下去。是的，活下去。我们或者她们，没什么分别，身份模糊渺小，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向前，踉踉跄跄不能自已，但却努力地想要站稳脚跟。

（作者简介：刘心惠，东北国营厂集体下岗职工，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喜欢诗歌，有作品发表《诗刊》。在生活中丢失的自己，低头又在诗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