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存在一条牢固而清晰的乐器“鄙视链”？_风闻

近日有两大国际新闻热点。一个是青岛的上合会议，一个是G7峰会。前者的和谐和后者的不和谐，之间的反差引起了国内外网友们的热议。

在上合峰会正式召开之前，在人民大会堂有一个“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首枚“友谊勋章”。这次普京访华，他收获的还不止这枚勋章，还有两个物件：习近平总书记向普京赠送一把中国古老的乐器——古琴，和一尊天津著名陶土雕像--塑有普京面部的“泥人张”。

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送礼物，也本是外交环节的惯常操作。不过，在笔者了解到的民乐圈里却炸了一下下，古琴粉们兴高采烈地怼同样是弹拨类的古筝粉：哈哈，看到没有，习大大送给普京的是古琴而不是古筝哦。

古筝粉们不得不再喷回去：送古琴是因为这个乐器体积小，古筝身长快1米七了，不方便普京携带啊。一轮轮骂战开始了……

不过不同乐器之间以各种标准分出高下长短，恐怕要比同行内部之间的比拼还要“阴损”一些，因为这无疑直接挑明专业行工的地位问题。

古筝

一个喜欢拉小提琴的妹子说过，圈里玩西洋乐器的鄙视玩民乐的，玩键盘类的鄙视玩弹拨的，玩弹拨的鄙视玩吹打的，玩贵的乐器的鄙视玩便宜的，玩学习程度难的鄙视玩相对容易的……

乐论和乐器乃是毛和皮或者唇和齿的关系，于是话题极为容易被转化为民乐与西洋乐器的高下之分。那么，在民乐和西乐之间，以及在民乐内部是否真的存在一条牢固且清晰的乐器鄙视链？

如果你在各种搜索引擎和问答类社区论坛中发出这样的问题：哪一类乐器可被称为乐器之王？有一个词将会极为频繁地跳出来：钢琴。

就钢琴的形体而言，钢琴一起复杂的机械装置和硕大、器宇轩昂、雍容华贵的乐器形体，超越了绝大部分乐器，完全就是一架音乐机器；而且从性能上讲，钢琴有着近乎乐器中最宽广的音域，从大字二组的A到小字五组的c，跨度达七八度零四个音，频率可以从27.5到4186赫兹不等——音域之霸；钢琴还有宏大的音量和可塑空间，牛x程度直逼一直交响乐队。

所以说， 钢琴能胜任多声部复调与和声的自由演奏的特性，以及在独奏时的悉尼、丰富的表现力，吸引了大批一流音乐家的青睐，所以钢琴除了在纯音乐界之外，还被附有了浓重的社交属性（成了高雅、精美、时尚的礼器）。

钢琴沾染的文化身份的魅力让广大的中国中产家庭趋之若鹜，连BBC都曾经多次撰文，分析为何中国人的孩子都有“钢琴癖”。

而且乐器的制造水平特别能看出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而钢琴这时候就会被选出来当乐器代表。

对此，笔者曾不断咨询过沪上音乐系多位专业西洋乐器演奏者，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对此皆哂笑，有位桃李满天下的老教授还打趣：“乐器之王我看就是嘴和舌头，一个口哨什么调调都能吹出来。”

无疑，无论各种乐器越弹越深，奏乐者都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感。但钢琴作为各类乐器中的“奠基性”作用却也是业界共识，宽广的音域，极富有弹性的音色和高度标准化的音准让它不但能自带体系，而且在和其他乐器的配合中兼容性极高。

BBC的某专栏作者惊讶于在中国有高达四千万的小孩在学这种乐器（笔者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精确），并且撰文探讨“为何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对钢琴如此迷恋”。

BBC的报道

于是，我们可以较为大胆的做出结论，钢琴作为乐器类“食物链”的顶端层面问题不大。但对于其他可以“知万物之情”的乐器呢？

如果你具有基本古代中国乐器史知识，便可知“轴心时代”的中国，打击类乐器享有崇高的地位，有关这一点，可以参照有关对8年出土的超期国宝“曾乙侯编钟”的有关介绍（对打击类乐器的介绍）；另外先秦史籍中对打击乐器的描述非常繁盛，著名的就有蔺相如逼秦王击缶，荆轲刺秦之前，“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更别说在春秋战国时代战场上的钲和鼓。从乐器的使用频率和普及度上，那个时代的打击乐器绝对是独领风骚，更重要的一点是，它是当时“雅乐”演奏时的主角。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便是在那个孔夫子痛心疾首的“礼崩乐坏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年代，被降格的周天子之礼成了诸侯僭越的文宣阵地，但很多场合打击乐仍然可以居高临下俯视管弦乐同侪，八佾舞于庭的主要的合作对象据研究就是钟和磬。

几百年后的魏晋时代，优孟衣冠南遁，缺文少质的北地鲜卑政权虽自诩“阴山贵种”，但缺急切想要绳天命之德宣示华夏正统，迁都洛阳后才发现文献易寻，钟磬难觅，乐谱的失传和长期战乱对乐师生存环境的戕害让周礼的复兴之路很是艰难，但鼙鼓钟磬等打击类在乐器“食物链”中的顶端地位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但正所谓不是所有的摩登舞都能登大雅之堂，成为欧洲19世纪晚期的宫廷舞蹈一样，也不是所有的打击类乐器理直气壮地鄙视弹拨类或者吹奏类的小伙伴。

上文提到的蔺相如逼秦王击缶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在重大外交场合中，任何可能一个不经意的道具都有潜在可能被解读为有一种特别的“纵横术”的用意，比如说安倍的这把椅子。历史爱好者读这段记载时，往往被蔺相如五步溅血的凌然气概所倾倒，也要看到这次渑池之会的两个乐器道具：瑟和缶。秦王挑拨赵王鼓瑟，最后却被迫击缶，欲侮人却自辱。

即便是抛开秦赵两国这一彤云密布的“第二战场”这一背景赋予的瑟和缶的附加含义，仅就这两种乐器的构造成本和演奏的技术含量谈，作为弹拨类乐器的瑟碾压打击类乐器的缶是毫无问题的。本来在东方六国眼中，祖先靠给周王室养马放牧的秦地本就是尚武轻文的礼簪荒蛮之地，成本制作低廉，演奏技巧单一的缶在设计相对精巧很多的瑟面前有自卑感实属正常。

蔺相如请秦王击缶

这么看来，庙堂之上的打击乐在鄙视链中的地位也最多只能笼统的讲。

按照《吕氏春秋》推演的诸夏上古先王制作乐器的初心来看，乐器高下之分的链条确实存在：“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拌瞽叟之所为瑟，以明帝德”，在华夏文明的初创阶段，打击乐（祭上帝）能排在管弦乐（昭帝舜之德）之上，笔者大胆推断很可能出于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承接上古蛮荒时代打击乐之通灵功能，毕竟管弦类乐器因为制作成本和技术精细划分问题而晚出；而俯拾皆是，制作成本相对简单原始石器便可以承担音律和声的大部分功能；第二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相比管弦乐和吹奏类乐器，制作精良的高端打击乐器几乎是唯一能充盈饱满地演奏“三分损益法”带来的十二律，比如深埋地下两千余年的，号称“天下第一乐器”的增乙侯编钟，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而且每个钟可以敲出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同时代的其他乐器很难做到这一点。

增乙侯编钟模拟图

换句话说，虽然不同种类的打击乐器的制作成本和技术含量之间可能有云泥之别，但高端打击类器械确实有一览众山小之感。

音域的宽广度，音律的精确度和其他乐器配合的兼容性，是不是可以拿来校验乐器鄙视链的硬核？以笔者愚见，上述标准确实有很强的合法性，尤其是在组乐配合曲目演出时，器械之间的重要性有明显的区隔感。比如一个草台京剧班子，由于受到资金和人员配备的限制，乐种不齐，那往往缺席的是月琴、笛和钹，而京胡和二胡却是必备的；而且演员在吊嗓打板的时候，一把京胡就足够了，因为这是整个乐队最核心的乐器器械，过门儿定弦全靠它。

读者提出的其他几个参照系，比如制作和购买成本的高低和学习难度（包括入门和进阶）算不算不可缺少的考虑因素？

虽然同一种乐器基本都有低中高等不同价位，但其中的市场价值的中位数还是很明显可以一较高下的。价格高昂的乐器无疑会极大地限制那些预算拮据的器乐爱好者的选择，但必须要指出的是，对于有志于进阶的玩乐器的人来说，花在购买乐器上的钱只占真正的财力投入的一小部分，而大头则是后续的学费。

以沪上古筝课的价位来看，一般情况下是90分钟250元上下，如果要请名师一对一指导，价格要至少翻2.5倍左右，从零基础到练到七八级左右所需的花费，秒杀碾压了乐器本身的成本，所以说单纯靠价格评判乐器高端与否有失精确。

在器乐的业余爱好者们经常撕x的一个话题是各类乐器之间的学习难度，而且这一点在票友圈里几乎成了乐器食物链的基本构成标准之一。

笔者在很多年前乡下旁观过一个出殡的场面，白事会自然少不了吹吹打打，无意间听到应堂会的丧乐队财会人员在讨论酬劳分成，吹笙的师傅说他的酬金应该是吹唢呐的两倍，这是行规，因为“半年的唢呐一年的笙”。

笙与唢呐

同样，有民乐皇冠上的明珠之称的“二胡”被拔高到如此地位，也是因为其特点在于门槛高，上手比较难。此外，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古筝和古琴的比较。

沪上徐汇区某器乐学习社区曾做过一个实验，让几十个个从未接触过古筝和古琴的孩子站在乐器旁边，听专业的音乐老师分别弹奏三首古筝曲和三首古琴曲，结果居然有近乎九成的孩子被古筝清脆活泼的音色和演奏技巧所吸引。对弹拨类民乐的受欢迎度市场调研的反馈也证实和此实验的结果的有效性。

百鸟朝凤，让我们确实见识了唢呐的威力

个中的缘由恐怕就是古琴“范儿”现代感比起古筝来讲是比较弱的，虽然大批的古代工尺谱的流传都是琴谱而非筝谱，但在国内外各大视频网站上，中国民乐弹奏西洋曲目其中以古筝的热度最高，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仅凭这一点，古琴爱好者吐槽古筝入门太水门槛太低就有些酸葡萄心理了。

焦虑感找错了地方，恐怕还轮不到民乐。舞蹈即是鲜活的例子。如果说乐器尚有实物作为载体而能传承下来，那么真正失传的则是纯粹的肢体语言的表达，道理并不复杂：古代没有活动的影像资料，虽然有考古学者在敦煌册卷中发现了一些舞谱的残卷，但由于舞蹈本身和音乐结合的独特属性，导致舞谱基本不可太可能被大批还原。

 即便是存在一条清晰牢固的鄙视链， 不代表很多民乐可以和西洋乐器和谐共存，笔者放出这么自认为民乐和西洋乐很经典的一段配合……央视版《水浒传》插曲：注意听41秒左右的唢呐，让人立刻汗毛竖立，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反了他娘的：

世界大同，音乐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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