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市场上的钱没有被政府绑住_风闻

         针对中国经济问题，吴敬琏先生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美国在每一次经济危机后，一定会带来一个产业的振兴，新产业、新技术的崛起，我们能不能做到？怎么才能抓住这个机会？核心问题就是要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有些人现在老是左顾右盼，就是想明天是不是会出台什么政策，宏观政策会不会松动。

        其实我们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这个体制使它不该有钱的地方有了钱，该有钱的地方没有钱。所以我们不能够心有旁骛，即使央行放松了流动性，大家都舒服了，还是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要看到机会、抓住机会并向那个方向前进】。

        这话的意思似乎是，一个产业的振兴必须经过经济危机才会发生，所以经济危机的产生是应该的。

        不知道吴敬琏先生本意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的话，人们是不是会宁可不要新的产业的振兴与崛起，也不要经济危机？从逻辑上说，应该是这样。

        因为危机尤其是严重的经济危机，会带给人民深重的苦难。二战的爆发就是与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紧密相关的。谁会为了要新的产业振兴而宁可卷入大规模社会动荡中去呢？

          事实上，经济危机是因为旧的产业结构不适应已有的经济环境要求了，必须要有新的产业振兴来为市场创造出新的有效需求。可是如果在经济危机之前，就有了新的产业振兴，经济危机就会不发生了。

        所以，不是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了新的产业振兴，而是因为没有新的产业振兴，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经济发展与人民需要的，是新产业的振兴，而不是经济危机。可是，吴敬琏先生的话就会让人们以为，经济危机是应该的。这是混淆了伦理与规律、颠倒了因果关系的思维。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的也发生过经济危机，但是明显远没有达到过西方国家的严重程度。尤其是2008年以来，按照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来看，可以说没有爆发经济危机。原因就是中国的新产业振兴，缓解了外部经济环境走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冲击。

        也就是说，中国在没有发生经济危机的环境下，实现了新产业的振兴。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新产业的振兴，不必以经济危机为前提。当然，吴敬琏先生并没有明确说新产业的振兴必须以经济危机为前提。我这里的分析，并不是说他这段话一定错了，只是希望别人不要因他的这段话产生错误的观念。

        从逻辑上说——事实也不断的证明过——新产业的振兴，往往是在经济环境趋坏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很好理解：资本的唯一目的是利润，只要既有的产业结构能够让资本获得足够利润，资本是不会流向有风险成本的新产业的，于是新产业也就不会得到振兴。

         只有当现有的产业结构利润空间不足以让资本获得必要利润了，资本才会向风险较高的新产业流动，新产业的振兴也才可能实现。

        西方发达国家财富绝大多数都在私人资本手中，私人资本是不会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而冒风险的。所以只有当经济危机让私人资本面临严重损失了，才会出现新产业的振兴。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政府手中，握有大量的国有资本。

        虽然资本的唯一目的是利润，但是国家的目的是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稳定的必要前提是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新产业的及时振兴。

        因此，中国的国家资本会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就被投入到新产业中，这样，当世界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中国的新产业就可以及时出来抵消外部环境的冲击。这就是中国经济危机即使出现了，也明显不如西方国家严重的原因。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现行经济体制总体上是一个好体制。是一个让【该有钱的地方】有钱的经济体制。而不是吴敬琏先生批评的让【该有钱的地方没有钱】的体制。

        相反的，从这个新产业及时兴起的必要方面进行分析，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才是【使它不该有钱的地方有了钱，该有钱的地方没有钱】的体制，所以经济危机总是从他们那里爆发，而且在它们那里的新产业振兴，往往只能出现在经济危机之后。

        这样分析的结果，显然吴敬琏先生在这里对于经济体制的批判是找错了对象。

        吴敬琏先生并不是一个反对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这从他在说上面这段话的时候同时说【最近出现了钢铁企业的整合，这需要政府的配合】上看得出来。

        那么，政府向市场投放资源，以振兴国家经济，当然也是他不反对——事实上即使是反对政府参与经济的人们，也会很奇怪地要求政府向市场投放资源——的了，他对政府的批判只在于资源投放的方向。这证明他不懂市场的作用。

        因为，投入到了市场上的钱，是没有被政府绑住的。

        首先，政府对于市场的资源投放本身，就是市场行为的内容。把政府的经济行为排除在市场行为之外，是不合逻辑的。

        其次，政府向市场投放资源也好、引导资源向特别行业投入也好，只要资源进入了市场，就不可能继续被政府的绳子拴住，而是会自动寻找利润空间大的地方流动了。

        比如政府把钱给了国企，国企要么把钱直接投放到经济活动中，会让能够赚到更多钱的私人企业获得；要么把钱存在银行里，银行终于也会把它放给能赚到钱的私人企业。

        别说中国的银行体制导致私人借贷成本高。要知道银行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企。没有经济效益的贷款是不会做的。私人借贷成本高，是经济规律决定下的世界普遍现象。

        即使在美国，中小企业的借贷成本也比大企业高很多。原因很简单：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比较高，而综合收益比较低。

        银行从风险效益比较出发，必然要更高的收益保障，在利率与担保方面，会有更高的要求。美国的大企业遇到困难，美国政府也会给予支援，比如以亏损上百亿美元的代价救助通用汽车。中国的私人企业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他们的借贷成本高，与美国的中小企业借贷成本高是一个道理。

        政府的资源投放要考虑的目标有两个：

        1、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

        2、对财政收入的效果。

        这与私人资本的投入只考虑资本利润不同。

        也正因为有这个不同，长期来看，政府投入资源的回报率会低于私人资本。于是政府手中的资源占全社会资源的比重会逐渐降低——这也是凯恩斯政策最终不得不破产的原因。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适应客观环境与规律要求的结果。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政府还有相对充足的能力适应与调节市场局面，所以还能够确保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而西方国家因为经济规律决定了他们的政府资源占比偏低了，面对市场危机没有了适应与调节的能力。

        当然，他们今天的这个局面虽然是必然的，但是如果他们的政治体制与中国一样，那么也许他们的今天会要晚一点到来。这是另外的话题，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