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胜利的关键就是怎样做到以强击弱_风闻

乍一看标题就是废话，强者打弱者当然能获胜，又或者胜者自然为强者。但这却是任何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具体战斗上自古只有强胜弱，从未听过弱胜强。只是许多人往往将大当做强，而不能透过本质分析交战双方的强弱，更别谈如何以强击弱了。今天我以明清战争、甲午战争为例分析大不等于强，小不等于弱，以我军在反围剿和抗日战争的做法为例分析在弱势的时候如何以强击弱。

一：看似以弱胜强实则以强击弱

1：明清战争

我们经常说后金以不足三十万人便入关鲸吞了人口数百倍于它的明朝，这句话其实不太准确。这是仅仅将部分特权阶级当做力量的整体，就好像说朱元璋一个人便打下了整个明帝国一样。满族人口当时的确只有这么多，但当时后金控制下的关外人口就有230万；入关时投靠的关宁军和关宁军控制下的人口数十万；听从调令的蒙古族人口数十万；被后金两次战争打服的朝鲜人口730万，虽然朝鲜没有被后金直接统治，但称臣纳贡外还要提供粮草、派兵辅助满清作战。所以，如果以能威慑调动的人口看后金一方将近1000万，往低来算也有300万。这300万人虽然也有矛盾，如八旗旗主间、满蒙间、满汉之间，但在对外掠夺获取财富地位方面意愿是一致的，而且分赃制度经过皇太极时期的改革已经趋于完善，军队数量在入关的时候将近20万。

而明朝一方，经过万历三大征和明末小冰河期引起的连续灾害以及数十年的农民起义后人口不足一亿。在民族主义没有兴起的封建时代，国家并不能视为一个整体。很多百姓一辈子连家门五十里外的地方都没有出去过，对其他城市的风土人情一概不知，更别谈将千里之外其他省份的人当同胞。所以古代往往能以小国吞并数十倍于它的国家，就是因为他们要对付的仅仅是那5%的上层人口。而这5%的上层人口还划分为皇族、太监、勋贵、士大夫、军将，士大夫集团又划分为楚党、浙党等；军队划分为关宁军集团和其他军阀。士绅阶级对后金入主并没有多大抵触，只要不损害他们的利益，现实是许多地主士绅对后金入关是持欢迎态度的，只为了阻止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对他们利益的危害，甚至直到南明时期依然有先联合后金对付农民军的呼声。军将们更是墙头草，谁强就投靠谁。如果没有剃发易服触碰到汉人千年的习俗和残酷屠杀引起的反感，后面也绝不会有百姓几十年的持续抵抗。军队数量虽然纸面上有近百万，但扣除吃空饷的实际人数能否有70万都不一定，而这70万绝大多数都仅仅是将领的农奴，大部分时间都是务农或给将领干私活，只有十分之一的家将还保持一定战斗力。如关宁军集团号称有20万大军，但实际上只有2万家将是可以和后金军队战斗力相比的，而这2万家将却分散给数十个军将。

他们的实际对比是一个300万人大致一心的集团VS500万互相扯后腿的明朝士大夫阶层；或20万清军VS10万明军。

2：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战争中时的日本是一个近现代化国家，而中国虽然经过洋务运动的改革，但本质上却还是一个完全的封建国家，近现代国家能调动自身实力的比率远远高于封建国家。我们看看它们的差别有多大。

①：财政

我们都知道即使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依然是世界第一，直到1895年的时候才被美国超越，即使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的GDP依然两倍于日本，在1895年的时候更是6倍于日本。

但你们不知道的是日本1893年日本决算收入为11376.9万日元，相当于7585万两白银；而同期清朝以6倍于日本的经济规模财政收入才仅仅8867万两。这就是一个近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和一个封建国家财政体系的差距，要清楚这已经是清朝部分进行了财政体系改革的结果，在完全没有进行税收体制改革前的清朝财政收入不过4500万两而已。而1800年英国的财政收入换算成白银就有2亿两，鸦片战争时期更恐怖的高达2.7亿两，是清朝的6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大概只占国民总收入的3%，而日本将近20%。

②：军费

如果看收入的话大家还差不多，但日本1889-1893军费支出最高时占财政收入的30%，也就是将近2000万两白银。日本当年为了准备对清朝的作战大藏省做了三个方案。甲号方案3300万两白银，乙号7000万两，丙号1亿两，并为每一种方案设计了完善的筹款计划。最终在整场战争中，日本军费预算折合1.6亿两白银，实际花费1.3亿两（包含胜利后一段时间维持占领地花费）；而清朝在战争中筹集的军费仅为5000万两，但战后赔款加利息却超过2.5亿两。即使如此，以清朝财政支出管理水平的低劣，这5000万两能真正用到实际的有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

③：国民素质

和很多人认为的日本从1853年的黑船事件才开始学习西方不同，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就已经开始系统的学习西方知识，在当时主要是透过荷兰人来了解西方，所以称之为“兰学”。早在清初的时候日本就已经肯定了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兰学的研究涉及荷兰语、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欧洲历史、世界地理人文、测量术、炮术、金属冶炼等，这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得以迅速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要注意的是江户末期日本男人的识字率就达到50%，女性20%。

近代战争以来对士兵的文化素养的要求不断提高，各技术兵种不但要识字，还需要对相应学科知识的掌握。日本陆军军官将近一半进行过正规的军事教育，而中国的几乎都是旧式军人。不仅是士兵，普通国民识字率的提高也能提升国家凝聚力、政府的动员力。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全民识字率已经达到73%，男人的识字率为93%，这一成绩中国100年后才追上；同期清朝识字率不到10%。所以，虽然中国人口7倍于日本，但民众素质却是反过来的。

④：后勤

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后勤运输管理的效率往往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甲午战争时期，中国铁路不到500公里，日本3500公里。日本商业轮船680艘，吨位总共11万吨；中国当时的民营轮船并不多，招商局轮船26艘，总共2.2万吨。借助于铁路和海运的优势，以及高效的后勤管理制度，日本的后勤效率远高于清朝。而且中国当时的武器种类太多，没有统一的规格，给生产运输和维护保养带来极大耗费，这还不谈后勤运输管理中的层层吃拿卡要。

⑤:军队

日本海军军舰总吨位59000吨，中国虽然总体海军规模大于日本，但交战的北洋海军仅仅为41200吨。北洋海军除了几艘大舰吨位大点外，其余的军舰平均吨位是小于日本的。实际投入战争的黄海海战北洋海军32000吨，日本联合舰队40000吨；北洋海军火炮195门，日本联合舰队268门；北洋海军鱼类发射管556管，日本568管；北洋水师参战兵力2126人，日本3916人；航速北洋海军平均10.2节，日本14.5节。不谈中日海军训练水平的差距，也不说两国舰队作战意志的大小，更不谈两国舰队的舰龄、功率，只看上面的数据结果便一目了然了。

陆军清朝63万人，日本24万。看数量中国具有绝对优势，如果论武器数量质量也不差。但我上面说过，实力和能投入使用的实力是两回事。中国的63万军队分布上千万平方公里土地，因为权责不清、地方督抚派系矛盾，交通运输后勤补给能力的限制，实际能调动到前线和日军战斗的数量不到15万，而这15万里几乎没有多少新式军队，在组织调度、火力配备、军队编制、战斗意志等方面都远不如日军。而日本全国兵力不过24万，但几乎全是受过现代训练的新式军队，直接投入战斗的数量超过17万，另有15万人作为后勤补给。

日本当时已经属于近现代国家，全国基本属于一个整体，要对付的仅仅是满族和部分地主士绅阶级。全国百姓并没有现代的国家和民族意识，这一点要直到抗战时期才得到改变。即使如此，满族和汉族地主士绅有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有矛盾，地主士绅阶级间也有矛盾。所以海军分为北洋南洋；陆军分为八旗、淮军、湘军。实际上海战不是中日海战，而是北洋和日本的海战，而北洋集团怕实力削弱会被消灭又不敢全力作战，能赢才是怪事。清朝就像一个虚弱无力的胖子，日本却是一个精瘦有力的壮汉，实际上日本才是强者。

二：在弱势的时候如何以强击弱。

上面解释了大不等于强，小不等于弱，强弱要看能调动运用的力量比。下面来分析在总体弱势的时候如何在局部形成以强击弱，并不断累积转变强弱对比。

1：反围剿战争

①：站在多数人民的立场

反围剿的时候双方力量对比为国土面积8万平方公里:1141万平方公里，人口435万:4亿，军队数量4万:200万，至于武器、财政方面差距更大，当然，国军实际掌握的地盘、人口、军队仅仅是上面的一部分，但却是人口最密集、经济、工业、技术最发达的地区，所以我们可以缩小一点以双方1:20的实力差距来看。

这个时候弱势一方要尽量做到形成整体合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然要站在绝大多数百姓的立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是绝大多数，只有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维护农民的利益，充分动员人民使兵民融为一体，才能调动435万人的绝大多数。而反观国军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帮助地主阶级压迫农民，就必然使得他们可以调动的力量仅为人口的极少数。这就进一步拉近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敌方实际可动员的人员变成2000万。我方军就是民，民就是军；而敌方征兵都必须强拉壮丁。我军是百万百姓手推脚拉主动帮忙运输，敌方是逼迫百姓才有人运输补给。

②：团结大多数力量

地主资本阶级中站在农民立场的部分是可以团结的。既然是站在绝大多数工农的立场，就绝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管辖的范围，国军下辖地区的大多数农民工人都是属于我们的力量。即使是国军内部也绝不是铁板一块，利用对方的矛盾、激化对方的矛盾，必要时联合其中一方打击另外一方。大多数苏区都是建立在县和县、省和省的交界处，或各军阀的势力连接处，这就给予我方腾挪的空间和利用对方矛盾的机会，也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形成我方优势。

③：增强自身力量

提高组织联系，把所有的工人、农民、军人、妇女、青年等组织起来，参与到各种农会、文艺、卫生、政治建设当中，使所有工农军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统一，还在现实联系上形成互动的整体。互帮互助，实现资源优势配置，最大程度提升生产力。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全面提升个体素质；这在军队里尤其重要，使得一个人的经验就是全军的经验，全军的技术就是一个人的技术。他们分散开来就是星星之火把全军的知识经验在每个地方传播燃烧起来，他们合在一起便形成燎原之势不可阻挡。

④：形成舆论优势

即是站在被剥削的弱势一方，又是站在绝大多数的一方，那么就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但这种正义性许多人是不了解或了解不充分的，所以就需要良好的宣传，而且不仅仅在己方地盘宣传，更要在敌方地盘宣传。这样便能提升我方凝聚力、提高军民战斗意志，又能打击敌方士气，削弱敌方战斗意志。所以每次我军在敌军围剿前都会对全体百姓进行动员宣传。

⑤：情报优势

正义的战争必然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这种认同运用到情报获取中就会如水渗土，无孔不入。因为所有人都是从百姓中来的，所有人都多少有同情心和正义感，这就对发展情报人员和获取情报具有了先天优势。

⑥：使用运动战、游击战形成局部优势

敌方的强大是整体上的强大，但在局部必然是有弱势的一面，避开敌人强大的部分，打击敌人弱势的一面。在找不到弱点的时候要进行运动战调动对方变化，在变化中找寻对方破绽；利用游击战蚕食敌方空白地区，增强自身。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在部分地区形成局部优势进行阵地战获取胜利，不断累积引起质变。如第一次反围剿，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为10万:4万，处于弱势的我军以少数兵力不断阻击后退诱敌深入，以游击战打击敌人运输线，骚扰、迷惑、疲惫敌方，用计诱使公秉藩和张辉瓒两个师发生矛盾而分散开来，我军则先集中优势兵力埋伏消灭张辉瓒的第18师，再打击其他敌人而粉碎了国军的第一次围剿。

2：抗日战争

抗战其实可以看作反围剿战争的另一个版本，都是用阵地战阻击敌人争取时间，诱敌深入拉长敌人补给线；都是团结绝大部分百姓建立根据地，并且团结全世界的反法西斯力量争取援助；都是以游击战分散调动敌人并打击敌人运输补给线；都是组织军民生产建设增强己方实力；都是用运动战调动日军在局部形成优势消灭敌人；都是一次次胜利形成战略优势再反攻。只不过这一次是国共合作的结果，由国军正面战斗节节抵抗延缓敌人进攻速度，拉长敌人补给线；剩下的步骤再由我军完成。最终使得我军在日占区咬下近百万平方公里根据地和9200万人口，并形成正规军和民兵等合计200万的武装力量。

总体来说就是尽量整合我方力量使我方形成整体优势，然后进行组织生产建设、训练、学习，增强我方力量，其次分化、激化敌人内部矛盾，最后以整体打敌人的分散、以多人打少人、以强兵击弱兵。在具体战斗中就是合理运用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尽一切可能找寻或创造机会，使得在局部形成优势以强击弱，一次次的胜利后改变敌我整体力量对比再进行战略大决战获取胜利。一切战争的原则都是追求整体或局部上形成“强对弱”的有利态势。总之追求以弱对强的不是勇士，而是笨蛋；任何时候都要欺负弱者，找敌人弱的一面攻击，硬杠的是蠢货。

实在难以避免进行防御战时也要积极防御，防御也是为了追寻进攻。就像克劳赛维茨《战争论》所说“防御的特征是什么？是等待进攻”，“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是防御的最光彩部分”。而最关键的则在于如何团结自身使己方形成整体合力，进而能最大程度运用己方力量，否则就会像明清时期的战争能动用的人力物力不足自身实力的百分之一，而且还是分散开来的。这就要求我们始终站在正义的一方，人民的一方；为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斗。所以人民战争理论是任何时期都不会过时的，现在的中国只要在内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外站在最广大的世界人民立场，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中华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