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存在吗？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人品问题_风闻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离骚》

        屈原说：帝高阳是我的始祖，我的父亲是伯庸，我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父亲给我取名为正则，字为灵均。

        帝高阳是谁？查阅《史记•五帝本纪》可知：帝高阳，即帝颛顼，他是黄帝之孙；黄帝逝世后，他即位为帝。黄帝与嫘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玄嚣，即青阳；另一个叫昌意。高阳就是昌意的儿子。

        这就是说，屈原自称黄帝之后。

        屈原是楚王宗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史记•楚世家》详述了楚国王室世系：“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显然，屈原不是吹牛。

        上过中学的人，都学习过《邹忌讽齐王纳谏》，对战国时期的齐威王当不陌生。齐威王（约前378年－前320年）也坚称自己为黄帝之后。他留给后世一个青铜器“陈侯因齐敦”，其腹内铸有铭文：

        “唯正六月癸未，陈侯因齐曰：皇考武桓公，龚哉大谟，克成其烈，因齐扬皇考邵统，高祖黄啻（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诸侯贡献吉金，用乍（作）考武桓公祭器敦，以蒸以尝，保有齐邦，万世子子孙孙，永为典尚。”

       大意为：六月癸未这天，我铸此器向父亲报告：我将继承先祖黄帝之德，弘扬父亲您的功业，并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大会诸侯，以光宗耀祖。我将以此敦年年祭祖，愿祖先庇佑齐国万万年。

        根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史记•陈杞世家》，春秋初，陈国君主厉公之子陈完逃难到齐国，世代为齐国高级官员，后来篡夺了齐国君之位。齐威王是陈国开国之君胡公满的二十三代孙。陈胡公是舜的后裔，而舜是帝颛顼的第七代孙。

        也就是说，齐威王和屈原同是帝颛顼高阳之后。

        黄帝是传说中的人物？黄帝是春秋战国时期编造出来的人物？

        谁能编造出一个人物，能让齐国、楚国的王族共同认做祖宗？须知，各诸侯国不仅拥有自己的史官，而且都有专门负责王族事务“宗正寺”，高度重视血缘、谱系的王族，会随意认祖宗么？

        祭祖，是古人的头等大事，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古人绝不会像当今的“公知”那么不要脸，乱认祖宗。

        司马迁是一位十分严谨的历史学家，没有把握的事情，绝不落笔。

        在《史记•三代世表》中，司马迁说：“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於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於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意思是说：商朝及以前的诸侯，没法详列世系；周朝以来诸侯们世系比较清楚，所以，孔子作《春秋》，所涉各诸侯国都详列时间，而《尚书》却没有，估计是孔子慎重吧。我读过关于黄帝以降历史的“谍记”，其中记载了每个帝王在位的时间。但是，我发现“谍记”中帝王之“五德”，与其它资料所载各不相同。我根据《五帝系谍》、《尚书》等，做了一个自黄帝到共和时止的《世表》。

        屈原、齐威王、司马迁所说，可靠吗？

        汉朝紧承春秋战国。由于天下太平，且不断以国家力量征集以前流散于民间的古代文献，所以，汉朝人手头的历史文献很多，学者们据此整理、编撰了不少史书。

        汉朝学者认为，《史记》是对历史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撰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故谓之实录。”

        《世本》，大约是战国初完成的一部史书，幸运地传到了汉朝。《汉书•艺文志》说：“《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遗憾的是，这部书在宋朝末年散佚，后世学者费尽千辛万苦，搜集古人引自《世本》的只言片语，形成辑本出版。

        司马迁逝世360余年后，晋朝太康二年 (公元281年)，因为一次盗墓行动，战国七雄之一魏国的史书出土了。据《晋书•束皙传》：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作为魏国国王的随葬品，显然是魏国官方所修的史书。该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该书记载了从黄帝到周隐王十六年（472 年）的史事。遗憾的是，该书于宋朝散佚（今有辑本）。

        学者们以之与《史记》对照，可以说高度一致，仅少数事件在细节上有所出入。

        《史记》、《世本》、《竹书纪年》三者高度吻合，那么，它们所载内容是否可靠呢？

        在“疑古”成癖者看来，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汉朝人不会伪造《世本》么？晋朝人不会伪造《竹书纪年》么？即便《世本》、《竹书纪年》真是战国传下来的，难道战国人不会伪造以前的历史么？即便《世本》、《竹书纪年》是原文照抄古代史书，难道古代史书就不是胡诌的么？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是一种病态心理。在小人眼里，天下人皆为小人。在小人“学者”眼里，除了洋大人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小人“学者”跟着洋大人说：商朝王室（商人）是“异族”，反正不是中国人，甚至是来自西方的啥子民族。

        近些年，中国出土了太多太多的高大上的商朝文物，所以，对于小人“学者”来说，“证明”商朝是“雅利安人”、至少是商朝文化来自“雅利安”，非常重要。

        司马迁距商代已有千年之遥，战国人离商朝灭亡也有几百年。据《史记•殷本纪》，契，是商朝王族的始祖，他是帝喾高辛氏的儿子，生活于尧、舜、禹时代，因为“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司马迁从契写起，直至商朝灭亡，详列了殷商世系，时间长达千余年。

        在《史记•殷本纪》中，商朝建立前，大致伴随整个夏朝，经历了十四代，世系为：“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最后这位成汤，就是起兵造反，消灭夏朝、建立商朝的商汤。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数以万计的殷墟甲骨文献先后被解读出来，证明了司马迁对殷商世系记录的高度准确性；证明了《史记》不仅对商代记录准确，而且对属于夏朝的诸侯国的商君世袭传承记录也是可靠的。

        如果我们还要怀疑夏朝是否存在、五帝是否存在，只能说某些人的大脑出了问题。

        抛开近乎弱智“古希腊罗马史”不谈，倘若以出土的文字资料、遗址和出土的器物、传世文献三者相互印证，作为证明一段“信史”的标准，那么，考察一下当今流传的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有几分可信性，不知这三国的历史，会“缩水”、“空白”多少年！如果有哪一位慕羊犬不服气，有种的话，就试试看，首先把英、法、德三国近千年的一个个“大王”的墓找到并挖出来，给大伙瞧瞧。

​        中华历史悠久，不是吹出来的。《汉书•艺文志》说：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了史书的价值。中国有一个优良传统，为了督促自己谨言慎行，并教育后人以史为鉴，不仅皇上身边始终跟着史官，定期形成“实录”保存到档案馆，而且，一个朝代建立，便着手为前朝修史，忠实地记录了前朝历史。

        更为宝贵的是，中国还建立起了地方修史制度，郡有郡志，县有县志；民间还有数不清的家族谱志。

        夏、商、周三朝朝廷均设有史官。《吕氏春秋•先识览》：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 ，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居三年，晋果亡。”

        夏朝即将灭亡时，夏史官将有关史书带到了商；商灭亡前，史官将史书带到了周。晋国灭亡前，晋史被带到了周天子那里。史官受到欢迎，可见其地位之高。

        “司马氏世典周史”，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叙述自五帝以来的司马氏世系时说。司马迁的父亲去世前告诉他，司马氏祖上在虞夏时代便任史官；到了周朝，则世代担任周王室太史；父亲对司马迁最大的期望，便是完成《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

        “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匆忙逃离的王子朝，到底带走了多少、什么样的典籍，是否包括《逸周书》之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先人重视史料可见一斑。

        《世本》、《竹书纪年》中如此准确的殷商世系，无疑来自于朝廷的史官，也证明《吕氏春秋•先识览》所言不虚。

        中国古代教育十分发达，因此，精通历史的人士无以计数。在春秋战国时期，商朝建立前帝王的世袭传承，这是当时的历史常识，学者、政客们在谈天说地中，一不小心就随口说出来了。《荀子•成相》说“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国语•周语下》说：“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同样的，黄帝的事迹，也是春秋战国时代全社会的常识。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著作中，我们可以轻松发现一个生动的黄帝履历。《国语》说：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与炎帝；《管子》说：神农氏没落，黄帝兴起；《左传》说：黄帝力量日益壮大，在阪泉战胜了炎帝；《庄子》说：黄帝在涿鹿擒杀蚩尤；《左传》说：黄帝设官治理天下，以各色彩云制定官名；《管子》说：黄帝制定礼法，教百姓务农畜牧、生火做饭，百姓安居乐业，故无为而天下治；《庄子》说：黄帝周游天下，到过大隗具茨山，上过崆峒山，登过昆仑山，在洞庭湖之滨弹过琴；《国语》和《礼记》说：舜和禹每隔五年隆重禘祭黄帝……

        诸子百家会共同编造出黄帝的故事，然后以一个假故事作为论据，相互展开论战？只有那些“疑古”小人，以难以想象的龌龊心理，才能想得出来这样的“层累说”。

          尊崇祖宗，饮水思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春秋时期，黄帝已经成为世人高度崇拜的神人，民间传说黄帝在位三百年。孔子的弟子宰我不解，于是，在《孔子家语 •五帝德》中有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吾闻诸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禹、汤、文、武、周公，不可胜以观也；而上世黄帝之问，将谓先生难言之故乎。”宰我曰：“上世之传，隐微之说，卒采之辩，闇忽之意，非君子之道者，则予之问也固矣。”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典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齐叡，庄敦敏诚信，长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服牛乘马，扰驯猛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后克之。始垂衣裳，作为黼黻，治民以顺天地之纪，知幽明之故，达生死存亡之说，播时百谷，时是尝味草木，仁厚及于鸟兽昆虫，考日月星辰，劳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财物以生民。民赖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黄帝三百年。”

        孔子在描述了黄帝的功绩之后，解释说：黄帝制定礼仪教化百姓，教百姓播种五谷、蓄养家畜，因此他在位时，百姓得以寿终正寝（百年）；他死后，百姓终身（百年）供奉他的神主；后人终身（百年）推行他的教化，所以说黄帝在位三百年。”

        据《史记•封禅书》：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上（汉武帝）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後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汉武帝在北巡朔方(今河套地区)后祭奠黄帝陵。

        自汉武帝在陵前筑台祭奠以来，历代帝王在清明节期间，常派祭陵钦差前往祭扫。民国以后，国民政府多次派员祭奠。

        1937年清明节，毛泽东亲自撰写了祭文，中共中央派林伯渠为代表到黄帝陵举行隆重的祭扫典礼。

        台湾台北县的淡水镇，每年四月五日为黄帝圣诞，举行大祭，并以西元前2734年起推算年数。

        但是，最早祭祀黄帝的君主，并非汉武帝，而是舜和禹。《礼记•祭法》：

        “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段话包含丰富而复杂的古代祭礼。简单说，舜（有虞氏）和禹（夏后氏）在祭祀黄帝时，都是使用最高礼仪；而商朝和周朝，则是世代用最高礼仪祭奠帝喾，而帝喾是黄帝的曾孙。

（本文原载“生民无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