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是西方的耻辱，同时也提醒了中国_风闻

【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高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马凯硕（Mahbubani, Kishore）在2018思想者论坛上的主题演讲，观察者网首发，未经演讲者审定。】

马凯硕（Mahbubani, Kishore）：

各位下午好。这两天会议都是在周末，大家在工作了一个礼拜之后，还保持热情和精力来参会，一直到今天下午上座率还这么高，我觉得很惊讶，这体现了中国研究院的魅力和吸引力，也说明中国模式对世界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我还想说“思想者论坛”的工作范畴变得越来越大，未来几年还会变得越来越大，越做越好。

显然大家在过去两天听了很多东西，但是记不住所有的内容，如果一定要记住一句话，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一句话，这也恰恰是我将要得出的结论：未来十年，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会变得更糟糕，所以大家要做好准备。

我想强调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在美国待了三个月，期间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都参加了一些活动，遇到了一些专家，每次我都会问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每一个人都说非常艰难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那么我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接下来我会从三个角度阐述。

第一，我会解释为什么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会变得更糟。第二，我会介绍一下西方会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中西方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中国模式下进行协调。第三，至于中国如何应对，我希望能够给出一些相关建议。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西方关系会变得更糟？**我们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了，现在正处于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而且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独特的历史时刻。因为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在世界基本上处于主导地位，从19世纪以及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世界进行殖民活动，进入20世纪，经历了一战二战等战争后，虽然殖民地一个一个被消除了，但是西方的力量仍然存在。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新型国家的崛起和回归，包括中国、印度，其实在过去两千年历史中，中印一直处于世界大国的地位。它们的回归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大国。当然，我们会看到欧洲、美国在不断地你追我赶。

这是我刚刚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Has the west lost it》，我在书中提到西方应该对大国关系调整，特别是中印两国的崛起表示接受和欢迎，应该对中国的成功进行解读和认识。西方创造了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然后这个学说传到世界各国，世界各国对此进行消化并形成了自己国家的发展轨迹和道路，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西方对这个道路表示很沮丧和失望。

未来学家一定会说今天，2018年6月10日，会成为西方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天，因为我们看到美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总统竟然用如此恶劣的言语诋毁七国集团的历史作用，这是整个西方的悲哀，美国作出如此表态，可见西方体系和价值观正在不断垮台和崩溃。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映出，它们的这种失落感或者卑怯感使我们有机会进行思考和反省。

这种失落感在西方是实实在在的现象，这是一个有着很深刻的现实根基的历史现象，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西方的失落是一个多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首先是实力衰落，过去西方说了算，其他国家会接受其一切制度安排，现在它们没有这个能力指挥其他国家了。第二个层面，是西方影响力的降低和衰弱，而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第三个层面，是西方实力的丢失，或者说西方模式输给了非西方模式，中国的成功本身就是对西方非常大的挑战，这是为什么西方感到惶恐，感觉深陷泥潭的原因，它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总之，大家不要轻易低估在西方世界弥漫的这种失落和彷徨。

**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如何针对中国模式做出回应，**在这个层面我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要传递给大家。好消息是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有很多学者提到中美之间可能会爆发战争，哈佛一个教授还有一本书《一定要走向战争》，我仍然很自信，中美之间一定不会有战争。因为在这个核时代，如果打仗没有赢家。另外一个好消息是，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将会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大家看到美国政府方面已经有了许多改变，同时中国政府也有回应，政府之间公对公层面的交流会保持稳定。这样一种定期交流和沟通机制已经建立，不会轻易通过人的意志而转移。中美之间在教育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现在有七千多新增留学生在美国，还有一些在西方国家深造，这样的教育文化纽带是非常紧密的。

坏消息是这也不是没有任何隐忧的，也有需要注意的负面东西。中国应该做好准备，做好有关新的针对中国模式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侮辱和挑战。因为西方将其视为一种威胁，所以它们觉得很必要做出还击。这种还击应该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西方一定会指出，中国模式有一些不足、错误或缺陷。在经济层面上，大家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来自西方的指责和抱怨，这些言论会出现在一些报刊上，比如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等等。它们会说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国掠夺了其他国家的资源，它们也会在商业方面对中国进行攻击等等。

对于这些攻击，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些客观的评论家来写一些针对中国问题的情况。几个星期前我去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遇到一些西方学者，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他们的确成立了类似于攻击中国模式的阵营。我称其为“意识形态侮辱攻击”，如何证明中国模式的成功不是强取豪夺所带来，也不是通过窃取其他国家知识产权，通过欺骗知识和不道德的商业行为获取的。

西方很有可能还会在政治层面上不断升级攻击，他们可能会说任何不是公开选举的、民主的、自由的政府都不是合法的政府。他们希望寻求一个类似于阿喀琉斯之踵的最薄弱环节，即中国政府是否民主，如果是不民主政府，就是不存在合法性的政府。我曾经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做过一个演讲，主题是“中国政府是否是合法政府”，我希望就这个问题做一个直接的面对。之前大多数西方描述中国的内容或形象，大多是中国政府不是民选的，没有得到大家的拥护，所以不是合法政府。

我还有一个发现非常令人震惊，就是我在西方读了很多相关文献，很多受过良好教育很有思想的西方人士，他们真诚地相信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掌权的唯一原因就是压迫中国人民，使用暴力、使用警察力量来压制民众，他们这些想法是非常荒唐的，但确实是深入人心的一种信念。这就是为什么总会在西方媒体看到那么多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大家千万不要低估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和攻击，这是西方在现实中正在推进的事情，它们希望通过水滴石穿这样一种长久的宣传和洗脑，在全球范围内颠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

具体来说，西方是如何做的呢？看一下西方媒体对于习近平主席不再受连任两届的宪法限制的反映就知道了。我们知道对宪法进行修改，任何政府都可以做。但是中国修正宪法以后，西方就说你看中国有独裁者了。这个例子就是很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中国和西方之间有着非常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

在军事领域方面，我觉得不会有大战争，但是一定有挑战。美国海军可能在中国附近的水域变得更活跃，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在这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可能会有好处，但另一方面他给了美国海军很多自由来惹是生非。

**问题在于中国应该做出什么回应？**我觉得中国应该可以做三件事情。

首先，保持冷静，也就是要有定力。因为我们觉得你们对西方最好的回应就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不断取得成功，每年保持GDP不低于7%的增长，每年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每年增加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建造更多的学校、更多的高铁，每年不断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这恐怕是对西方最好的打脸方式。无论西方用什么样的形式对中国合法性进行攻击，最好的回应就是你不是不相信中国人民支持中国政府吗？那就来中国看看吧。

我经常和西方人谈，你觉得中国人不自由，感觉他们受到压怕，那你来中国看看就知道了。中国每年有一两千万人次可以自由离开国境，而且他们都会回到中国，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系统有非常大的自信。因此，中国如此表现其实就是对西方最好的、最核心的、最强有力回应。

西方人觉得应该通过流程或者过程来确保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但在中国，人们认为绩效和表现才是合法性的基础。中国政府在过去二三十年的表现很棒，极大提升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很多国家政府在三百年甚至三千年里取得的成就还要多，我觉得这是你们能够给西方的最好的第一回应。

与此同时，还要跟西方解释中国政府得到了人们的支持，能够跟人民合作来改善福祉，如何讲清楚这一点其实绝对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我和很多西方人都交流过，我可以告诉你这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会很疯狂地反扑。如果想要解释清楚，就要认真思考这一点，如何告诉他们，他们对中国的观感是错误的。

其次，中国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在周围国家建立信任圈，帮助中国的邻居，通过合作获得成功，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真正要义所在。如何亲邻、友邻、善邻，这也是成功的因素。但是“一带一路”要取得进展，重要一点是不能被看成是中国一家的倡议，这种参与感应该也要存在于中国邻国当中，这也是可以做到的。

同时，我想强调一点，中国有两个邻居应该给予特殊关注，一个是印度，一个是日本。印度开过一个秘密会议，说如何对中国进行围堵，他们希望拉拢日本，其实这个流程已经开始了。问题是如何说服印度和日本，让它们不要参与到这样的围堵政策设计当中。中国需要和印度、日本建立非常正面积极关系。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得到，不是不可以完成的任务。

最后，我觉得中国应该成为多边主义的最大支持者，尽管多边主义听上去是非常无聊的概念。我在联合国做大使有超过十年的时间，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中国想要选择一个地方和西方开展辩论，讨论到底是西方做得好还是中国做得好，最好的辩论场所就是联合国的会议场所，在那个场合，193个国家的代表都在那里，这一点很关键。当我在联合国做大使，我用正确方式提出了正确的观点，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你们需要支持我的观点时，我的这种观点或者说论证方式会在不同文化之间引起回想，我们一定要相信理性的力量，但同时我们必须有一个好的说理方式，而好的理由可以跨越文化。在联合国的会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对中国来说，要实现这个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我和中国的外交官、联合国的外交官们的合作也超过了十年的时间，一般来说中国外交官仍然保持着一个非常低调的形象，尤其是在多边场合，你可以看到在很多多边会议上，其他国家的代表都在踊跃发言，中国人比较安静。现在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新环境当中，当中国面临新的意识形态挑战的时候，你们必须有一个更为积极的、主动的政策，你们必须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如果能够这么做，需要投入一些精力、努力，在联大会场上好好表达一下自己。如果中国开始在这些场合发声，这是对来自西方的极其激烈的意识形态进攻最好的回应方式。将来你们会遇到很困难的时间，请做好准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