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变迁——第一篇_风闻

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变迁——第一篇

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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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公司深陷美国事件，好多事暂时押着不能做，凭空多出些时间用来天马行空般思考，便有了此文。关于社会制度演进，中国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西方的社会发展史著作也看过不少，马克思这套理论的斗争性太强烈，动不动就是掘墓人，让西方世界难以接纳；但马克思的逻辑又是对的，西方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实际上马克思理论的成果已经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发达的西方世界普遍生根开花结果，某些方面甚至已经明显比马克思嫡传弟子的中国做的还要好——毕竟，老马同志也讲，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天然续集，需要资本主义提前准备好巨大的物质基础。这方面中国小平也承认，我们如同跳级升学的优等生，思想上提前掌握了更优秀的知识就毫不犹豫的跳级升学，但小身板的肌肉还得慢慢长不能一蹴而就，所以才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指导我们发展。我们能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社会发展规律，新的理论最好不似马克思那样富于斗争性，把一切都归结于残酷的阶级斗争，也不用像西方资本主义历史观那样扭捏，不敢正视马克思而又不得不拥抱马克思？

我认为，社会自身会根据所处时代的特点，自我决定其内部的社会制度特点与演进，目的只有一个，让社会内部资源综合利用率最高，从而让社会自身获得最大发展效率。这么说，我采纳了时下最新神经网络的理念，用更通俗易懂的比喻你可以理解为类似电影《达凡达》里讲述的阿凡达星球，上面所有的树都盘根错节互相连接，局部看是没有生命，但宏观而言构成了一个有巨大智慧与神奇力量的庞大生命体——我们应该把人类社会自身宏观看作是一个有智慧的生命体，她在自主地选择自己内部的社会制度模式。阿凡达星球上的战争与其说是主角杰克·萨利、格蕾丝·奥古斯汀博士、纳美族公主以及所有纳美族战士联合起来斗争以迈尔斯·夸奇上校为首的地球暴力殖民主义反派，不如说是阿凡达星球用自身的智慧巧妙的策划与促成了这场对贪婪人类毁灭星球的成功反抗。马克思引导我们更多关注社会制度更迭时期的革命性与暴力特征，本文研究后提出的观点从另外一个维度着眼（我们不妨称之为“阿凡达视角”），我认为是人类社会自身要求其内部社会制度模式根据时代与科技发展而内生变革——如同螃蟹蜕皮脱壳一样，旧壳不适应继续身体发展了，自然就要长出新的壳来给身体继续发展成长提供更大空间，褪去旧壳的方式，革命式激烈蜕皮也可以，温和非革命的方式蜕皮也行——这不是新壳对旧壳的革命，而是螃蟹自身发展的内生需求。马克思同学观察到蜕壳期间旧壳对其内部新壳生长壮大的压抑与阻碍，就武断的认为社会更迭是新壳对旧壳的革命，这个观察从局部的历史时期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我看来，从更大的历史周期来看，从这只螃蟹的全生命周期来看，蜕壳这个过程是螃蟹（社会）自身一直在发展、当量变积累到需要发生质变（蜕壳）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动作而已，所以，对这只不断蜕壳的螃蟹（社会）而言，她其实是一直在不断的享受到成长带来的快乐。

社会制度的核心在于它规定了对社会资源的优先分配方式。自然界的资源分配方式是食物链，强食弱肉，狮群狼群是捕食猎物之后最强的个体先吃——这种模式对于智商极低的动物群落无疑是非常合适的，规则简单粗暴，依靠本能就能维系整套资源分配体系的运作；人类原始部落与动物群落的资源分配模式高度相似，是平均分配结合按需分配的原始共产主义，负责捕食的强者肯定是优先吃饱喝足，但对老弱妇孺皆有一定的食物分配。相比动物群落有了巨大的进步，饥荒的年代，全部落有更大的几率存活下去、继续繁衍，而愚蠢的动物群落很可能只有最强的个体存活下来，而动物群落里面的老弱妇孺全死，结果这个群落失去繁衍能力，很快也就消失覆灭在进化的历程长河了；我并不确定夏朝之前中国原始部落是否实行禅让制，因为人类里面有很强能力的人像霍金教授那样的不多，在蛮荒的古代，更优秀的人大概率是脑袋聪明同时肌肉发达，斗得过野兽，也打得赢架，以各种方式（比如脑袋更聪明的学会了使用棍子或者抛石块，像大卫战胜哥利亚）把老酋长胖揍一顿赶走取而代之，然后鞠个躬可能就是古代文人历史书中的“禅让”吧；人类智慧进一步进化，当男人们意识到在部落里自己拥有的巨大的暴力可以背书自己说话的权力的时候，母系社会结束了，母亲抚育慈威抗不过爸爸的暴力。类似物种进化的本能驱使新的大猩猩王杀死老王的所有孩子（因为这些含有更差基因的孩子长大会浪费部落非常有限的资源），占据所有的部落雌性繁衍有自己更优基因的后代，于是姓氏产生，禹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以强者血缘为纽带的封建贵族制度诞生。当时人类智慧的进化程度很低，知识很少，绝对不可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待当时的人类。极少数进化更快的人变得更加聪明更能干，他们成为了最初的贵族，他们不仅更聪明，并率先掌握了当时非常罕见的知识，而同时期的大多数其他人则目不识丁，脑子也很笨，少数更聪明的贵族来领导广大愚笨的普通人是当时社会生产与战斗等关键活动运作效率最高的唯一可用与可行模式。生命希望永续，故贵族体制采用基因的血缘继承制，贵族内部通婚本身也是人类自身更快更高效进化的生物学需要，与杂交优选育种的道理一样，让优秀的贵族基因之间交配产生的新一代让进化效率更高。贵族与贫民通婚则显得毫无生物进化论的意义，除了迎合平民阅读的小说意外，在历史上这种情况的发生概率可以说几乎为零——袁隆平也不会答应这么做。习大大提倡唯物历史观告诉我们一定要站在历史那个时刻去思考问题，而不是今人说古话，用现在的观点去评价当时的事件。血缘关系是历史上进化优势的最佳传承方式，所以与人类历史上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按照血缘遗传决定的封建贵族体制，血缘姓氏来决定对资源的优先占有权利，这是当时社会资源最大化利用的合理方式。由贵族的后代负责社会各种事物的主导与领导，带领大家。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相符合的，所以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匹配就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理论看，封建贵族体制占据了人类有文字记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这也表明人类的进化速度实在是慢啊。生命希望永续，贵族封建体制希望按照血缘关系永远的保持这种对社会资源的优先占有方式，但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人类智商普遍的进化开始发生之后，一切就发生了变化。

随着人类进化不断进行，越来越多的人在聪明程度上开始启蒙并追赶了上来，曾经在很漫长的时间里，只有贵族才会识字，知识主要依靠昂贵且稀罕的手抄书籍才能被积累与学习。随着金属活字印刷等新技术发展（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木制或泥烧制活字印刷的成本还是太贵，不适应大众传播，制约了中国社会知识的大面积传播，最终是海德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革命性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大面积启迪了民智，奠定了西方率先发生工业革命的基石），导致知识传播与学习越来越容易，少数贵族继续依靠血缘姓氏就占据社会资源的主导权的旧体制愈发显得不合时宜，在贵族系统以外，越来越多的能力强、贡献大的人纷纷出现——那就是“资本家”们，他们的出现让越来越多的贵族后代们开始变得相形见绌。随着资本家们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要求在国家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相应提升，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纷纷爆发。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革命率先在经济与科技发达的国家率先发生，比如英国当时工业最强，所以英国最早有1888～1889的光荣革命。这也能解释为何中国会有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以及法国拿破仑的复辟这样的社会体制倒退情况发生，那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交叠时期，民智水平普遍还不高，简单的说就是资本家们数量还不够多。资本家们的诉求是打破资源按照血缘姓氏优先分配的模式，改为按照资本的占有情况来进行优先分配，这是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来源。不少资本家是贵族的后代，但到了封建贵族时代的末期，越来越多的贵族的能力与聪明程度已经不能与他们贵族身份所带来的资源占有优先权相适应，社会资源继续让贵族们优先占有相比让更优秀的资本家们优先占有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所以社会本身追求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动因促使了资本主义革命发生。当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资本家们期望从此以后不再以血缘姓氏关系决定对社会资源的优先占有权，而是以资本的占有多少来决定对社会资源的优先占有权，这相比封建贵族体制是巨大的进步。但资产的继承依然是在血缘关系内发生，依然会出现不够优秀的资本家后代依靠继承大巨大资产而对社会资源进行低效的优先占有的情况发生。我研究发现中国古人对此有精妙的总结，“以末至财，以本守之”，末就是营商，本就是土地，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意识到成为大地主才是财富传承的最佳手段，当然，后来的人又发明了基金和信托这样的新“本”，也可以很好的传承财富。而财富的长时间跨带传承的结果是阻塞了优胜劣汰的社会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社会自身逐渐的就自己看不下去了，社会就会内生对资本主义的变革诉求——又到了该蜕壳的时候了。不仅是类似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优秀的社会主义革命家，资本主义内部类似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超级精英们也纷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发起裸捐行动，希望打破资产在血缘体系内传承的资本主义传统。裸捐，在每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把资本归零，让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都能够公平地通过自己的勤奋与聪明才智去竞争对社会资源的优先分配权利，这是超级精英们纯理性思考的最优解——符合社会自身对更有效资源利用率的追求方向。

接下来，该我们的伟大的新中国登场了。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的立国先贤们决定把上述社会发展的逻辑向前大踏步的推进一步，虽然从现在来看，当时的新中国尚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财富积累与全民素质方面还需要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以东哥为首的新中国核心领导层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跳级升学的思想准备，跟着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内屁股后面追赶，从博弈论角度经过通盘思考觉得毫无赶超的可能性（与中国当初类似情况的印度，我看就已经没有希望反超西方发达国家了），直接一咬牙一横心就启动了对中国社会制度的“跳级升学”，以当时中国农业国的羸弱小身板儿，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人口，缺乏更高素质工人阶级的人口准备，缺乏普遍的工业基础与社会财富积累，就敢把目标设定为超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更高一级社会制度模式——社会主义。这完全是直接从小学，跳跃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高中阶段，直接蛙跳到了大学的下一阶段。从这个维度，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先贤们是如此渴望、如此积极的在全中国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用最严苛的填鸭式精英教育模式针对所有的大众学生，不惜一切代价用剪刀差反补，也要坚决发展建设新中国全面的现代工业体系。有伟大梦想的人，他的身体就要接受秉烛夜读的苦，流坚持锻炼的汗水，吃艰苦奋斗的苦；生在新中国的每个人遇上了中国共产党这么有抱负的执政党即是无奈也是幸运，我们因为从一穷二白起步一边补课一边发展，所以干得多吃得差点，对此，我们别无选择，没得选择，好在中国一路发展蒸蒸日上。中国的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获益明显，他们活得越来越有尊严，日子越来越好，最吃亏，抱怨最多的是中国的精英们，他们中不少人认为自己生错了国度、生错了年代，所以改革开放以后精英们不少出国谋生去了，在海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确他们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体现更大的价值，生活过得更精彩。好在不少次一点但还算是精英的人才留在中国体系内，是他们继续支撑了中国的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按劳分配”我认为就是按贡献与才能进行社会资源的优先分配。贵族体制的第一代，资本家的第一代都是因“按劳分配”而崛起的，但社会主义体制的巨大进步在于，在此基础上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自身需要角度，更加社会化，主动放弃“按血缘进行传承”。封建贵族要求按照血缘传承封号，其实就是制度规定了后代继续享有对社会资源的优先分配特权；资本主义要求按照血缘传承资产，本质上也是从制度规定了后代继续享有对社会资源的优先分配特权；而社会主义的核心诉求里在前述基础上去掉了“按血缘进行传承”这一点，弱化了生命永续，而更加强调社会永续，所以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要求每一代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对社会的贡献来决定社会资源的优先分配特权。资本主义制度社会里，考虑到类似优秀的资本家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等的裸捐行为，这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行径。可见，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了极度优秀的资本家的时候，符合社会自身要求资源利用率更高模式的内生诉求，在资本主义内部自然而然就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我们看到非常发达的西欧国家社会福利制度某些领域比中国更好，资本家裸捐行为比中国更普遍等等。资产传承的主要方式是房地产，至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新中国立国的先贤们给中国的住宅房产设立了“七十年产权”，七十年足够一个正常人一辈子居住了。至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建国后又把农民的地契收了回去，因为有了地契，你就可以按照土地的未来价值贴现到现在卖掉，没有地契，除了农民不能卖掉土地，丝毫不影响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与收获的权利（现在农业税也免除了，没有地契的中国农民都是“白种”自己没有地契的田地，这个与“拥有”这片土地的权利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却从根本上避免了大地主与佃户的产生，农民可以世世代代在自己的土地上“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生命希望永续，社会希望永续。生命永续的办法是物种不断进化，以更适应周边环境的变化。外部生存压力迫使物种进化、优胜劣汰，这更是生命永续的内生诉求。社会永续催动了社会内部强烈的体制变迁与发展的诉求，随着民智普遍启发与科技发展，孜孜不倦追求更高效率的新社会制度，以使社会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宇宙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我们来自“虚无不可描述”的奇点，紧接着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的世界将终结于完全无序的“热寂”，彻底毁灭了我们对遥远未来“永续”的美好畅想。原来“永续”的诉求既没有开始，理论上在未来也没有实现的可能，两头都没有着落，但生命与社会就是如此的有趣，抱着“永续”这个看起了非常可笑的观点在不断演变发展着，在得过且过中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