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告诉我们 有钱能买中国证人 还能买美国正义_风闻

中国人在海外打官司，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内舆论都是盼着中国人打赢，哪怕是中兴也不例外。但是去年周立波在美国吸毒驾车被扣下，似乎大半个中文互联网都盼着美国警方赢下官司。令人遗憾的是，周立波赢了，仅仅交了几百美元罚金，就可以安然无恙回国。

虽然结果不太让人满意，但我们还是应该尽量从周立波案中发掘一点有用的东西，比如美国司法体系到底如何运行，中国人如何在美国获得正义。为此，首先要对案件做一番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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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顾

2017年1月19日凌晨，周立波在长岛莱亭顿驾车时“蛇行”被警察拦下。警方搜查车辆时发现手枪和毒品。周立波面临五项罪名指控。当时周立波同车的另一位乘客唐爽（MIT物理学博士，时任SUNY Polytechnic Institute，纽约一所普通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也一同被警方拘捕。

周立波持枪COS照

2月22日，周立波在美国纽约长岛纳苏郡高等法院出庭。法官当庭宣布听证会(Hearing)时间为3月15日。

7月，检方撤销了对同车乘客唐爽的所有指控，但仍把周立波作为指控对象。

12月，大陪审团投票决定以5项罪名对周立波提起控诉：

二级非法持有武器罪

非法持有火器罪

四级非法持有武器罪

七级非法持有被控物品罪

违反纽约州车辆和交通法律罪

检方表示，若所控罪名成立，周立波将面临最高为3年半至15年的监禁。但周立波坚持不认罪，称“自己整个事件中只有冤屈，沒有过错，更无罪行”。

2018年5月27日，周立波持枪涉毒案在纽约州长岛拿骚县法院再次开庭预审。周立波辩护律师Stephen Scaring（周立波在此案中的第三位律师）表示，有把握要求法官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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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转折

6月4日，纽约州长岛拿骚县法院开庭。

辩方主张：警方事前并没有合法理由搜查被告周立波的车辆，故其搜查行为必须先得到被告的允许。周立波和唐爽均为华人，母语非英语，在听到警方搜车要求时未能马上理解，下意识地点头并不意味着授予警方搜查许可。

因此警方其实是在并未得到合法许可的情况下实施了搜车行为，其行为和搜查所得证物（枪支和毒品）均属非法，不应作为定罪证据。

检察官认为，周立波长期在中国居住，不懂英语可以理解，但唐爽在美国读博士并得到大学教职，不懂英语非常荒谬。必须让唐爽出庭作证，才能厘清事实。

此时，整个案件绝妙的转折点来了！

作为本案唯一能给周立波定罪的证人，唐爽已经回国了！根本没有理会美国检方的出庭传唤，美国法警有心无力，没法跨国提人，只能放弃了通过唐爽定罪的企图。

当然，唐爽在私自回国，在不提供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拒绝作证，等同于蔑视美国法院，从此几乎没有再来美国发展的可能。但客观上检方终究未能就搜出的枪支和毒品完成立证！

所以，法官最终宣布，撤销周立波的非法持枪、持毒等四项罪名，仅保留第五项控罪，即开车时使用手机，并对其处以罚金及缴纳其它相关费用共计238美元。周立波立刻接受了这项判决。

当地时间5月24日，周立波与妻子胡洁走出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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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不便宜

前面提到周立波的辩护律师Stephen Peter Scaring，网上可以查到，此人是犹太家庭出身，从事刑事诉讼40余年，被纽约时报评为过去4年美国Top100的知名律师，在纽约长岛拥有自己的律所。

查一下Scaring大律师的收费标准，咨询每小时1500-3000美元，具体办案网上不开价，需联系后详谈。

不过我们还可以从Scaring律师的学历反推一下周立波同学的正义成本：

Scaring本科出身于私立名校纽约长岛大学（C.W. Post Colleage），法学院读的是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School of Law，即美国天主教大学哥伦布法学院。该校1897年创设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在美国法学院中排名80左右，每年招生人数仅200余人，本科生学杂费47524美元/年，硕士生学杂费38181美元/年。这样一所大学毕业，40年后挤进行业前100，办案的费用要多少……大概和我们请个中科院院士当家庭教师的价钱差不多吧。

Scaring律师毕业的美国天主教大学哥伦布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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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可以更正义

由周立波案，知乎上掀起了“是美国律师厉害，还是美国法律厉害”的讨论，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根本就是一回事，因为美国法律还是通过美国律师来落实的。所谓“程序正义优先”，无意中忽略了一个细节——程序是要花钱的，花不起钱，你连程序的边都摸不到。

若是不信，请看周立波同学庭审的发言。周立波走出法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最终的判决结果是“皆大欢喜”，同时表示 “这是史上最豪华的交通罚单，律师阵容是最强大的，费用也是最强大的。”可见狂喜之余，周立波同学还是……有点心疼。

如此昂贵的程序正义，最大的受益人是谁呢？周立波同学当然觉得还比较划算，但毕竟律师费已经花到心疼，补偿唐爽的机会成本也不可估量。所以周同学显然不是最大的受益人。

这时再回头看看Scaring律师的家庭资料。

Scaring的父亲是警察，当然美国司法和执法分开，这一点暂且不论。但Scaring同学自己可不是一直当律师的，在40年刑诉生涯之前，他先当了10年的检察官，职务就在负责本次案件的拿骚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一直做到该地的助理地区检察官兼命案局局长。而他的大女儿也是拿骚县助理地区检察官，嫁给了另一名助理地区检察官……

我只想知道，如果一个检察官出身，子女都在本地司法系统任职的中国律师帮助周立波脱罪，替他谋划证人出逃，让手枪和毒品等证物作废，最后再赚个几百万美元，中国舆论会作何评价。

总之，在美国司法体系中，只强调“程序正义”，而无视“程序”的成本，就好比把柴米油盐往地上一撒，期待它们自动变成大餐。更可怕的是，鼓吹“程序正义”的旗手，传授“程序正义”的学者，执行“程序正义”的官员，和从“程序正义”中发财的律师，完全可能是一伙人，一家人，甚至是一个人。前面提到这个Scaring律师当过检察官，实际上他的履历表中还包括以下职务：

长岛大学Post学院的副教授（教授法律与精神病学）

美国审判律师学院院士

纽约国防律师委员会成员

西奥多罗斯福法院酒店（这是当地法律界人士常用会所）前总裁

这些职务和周立波的百万美元律师费放在一起看，我也不想说什么结论了。毛主席说水浒传好，好就好在投降。现在周立波安然无恙回国，也很好，好就好在给中国人民上了一课。让我们在考虑未来司法体系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物。

最后的最后，还是很遗憾美国人民没有帮我们教育周立波。

本文自马前卒工作室微信公号

作者：ha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