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发文41篇，中国人大陈力丹教授是怎么做到的？_风闻

日前，一份全国高校学者中文期刊论文排行榜在学术圈中流传，在“新闻传播学”子榜单中一位年平均发文41篇的陈力丹教授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

这份榜单的数据采自2006年到2018年5月中国知网收录的所有论文，时间跨度超过12年。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退休教授的陈力丹以总发文量495篇高举榜首，其中核心期刊数量为412。平均计算下来，陈力丹每年发表41篇论文，一年当中每9天就要发表一篇论文。

这样的一位学术“牛人”也是让人啧啧称奇，惊叹其人勤勉的同时不免生疑，这些论文是否含有水分。

这并不是陈力丹教授第一次引起类似的争议，2016年也曾有一篇名为《人大教授十年内平均每年发表中国知网文章70篇》的微信文章刷爆朋友圈。该文章称，陈力丹在最近十年（06-16年）保持着每年约70篇的收录量，其中2015年达到了81篇。

这个数据与截止到今年5月的年平均发文41篇的数据相比，或许可以认为陈力丹教授在这两年还稍显懈怠了呢？

查询中国知网发现，陈力丹教授仅在今年就已经在各类期刊上发文25篇，多数是独立完成，多发表在《新闻与写作》《新闻前哨》《新闻界》《新闻知识》等期刊上。因为发表时间较近，目前并未看到相关引用数，但是一份今年3月发表的文章《“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学习十九大报告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论述》就已经有230+的下载次数，早一个月发表的文章《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下载数目同样230+，最高的则是今年1月发表的《2017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下载数650+，远超其他文章。

在2016年那一次引发关注的时候，陈力丹就接受过澎湃新闻的专访，回应了外界争议。

他主要谈到了几点：1.中国知网收录的并非都是论文，而自己发表的一些只能说是“一般文章”，主要有自己的议论或会议讲稿，与外界想象的不同；2.发表在相关期刊上的文章也并非自己主动投稿，很多都是约稿，自己身边的朋友都知道自己不善于拒绝，所以发着发着就这么多了；3.退休后事有想过清闲生活，但是自己在一些杂志上有专栏，也被一些大学聘为特座教授，也常被邀请参加学术研讨会，自己平时也主动给自己充电，参加这些活动跟同行交流有很多的想法想要付诸笔端吧。

链接阅读：《年均发文70篇人大教授陈力丹：都不畅销，无关挣钱》

来源：澎湃新闻（2016年8月10日）

65岁的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退休教授，不久前因为“论文数量远超常人”而被短暂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缘起是一篇名为《人大教授十年内平均每年发表中国知网文章70篇》的微信文章。

该文称，学术文章如今越来越难以发表，但“学术大神”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被中国知网收录文章1000篇。知网结果显示，陈力丹在最近十年保持着每年约70篇的收录量，其中2015年达到了81篇。

文章据此称：“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努力到需要拼天赋的程度，榜样在前，小伙伴们，努力吧！”

此文一出，有网友评论“文科的论文好出”、“本文高级黑”，亦有人在朋友圈转发文章时对陈力丹在期刊发表论文的频次和质量提出了质疑。

在众多业内学者的印象中，陈力丹被认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精神相通”，是“离马恩最近的人”；在互联网世界里，他常在百度知道等平台上解答新闻专业考研等其他问题，因此被网友称为“尊敬的陈力丹教授”；在弟子口中，他是偷偷违抗师母命令，带学生到十三陵时吃冰激凌的“丹爷”。

陈力丹门下一位刚毕业的博士生写了七千多字的文章想发到网上替导师辩护，被他拒绝了。

“不要发，事情过去就完了。”他说。

高产者

中国知网收录的陈力丹文章已逾千篇，学科内，这一成绩冠居全国。但经过舆论发酵，陈力丹的成绩开始被外界视为“有水分”。

风口上的陈力丹并不知晓。他不用微信。

“文科跟理工科不太一样吧，我的大部分文章算不上论文，那叫‘一般文章’。” 7月29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江苏人陈力丹开口就是流利的京腔。他把自己的成果分为一般文章、论文、论著、编著和教材。

与学术论文需要花费几千甚至上万字来集中论证一个问题并附上完整注释不同，“一般文章”可以是议论或会议讲稿。在陈力丹看来，“一般文章”与一篇真正的论文相差甚远。

爱写东西，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想说说话，写完后发表，这是陈力丹多年来的习惯。他评价自己，“发表意识比较强、比较勤快”。此外，中国社科院工作二十多年打下的基础、担任《光明日报》编辑时新闻实务操作的实践经验，也是他自认“能出成果”的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这么高的发表量，尽管水平不怎么样，也得有思想。没思想写不出来，话不能老重复，我也老得看材料。” 面对质疑，陈力丹显得比较平淡。

几年来，各类期刊登载的陈力丹的文章中，很多是杂志社主动邀约。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就形容陈力丹“约稿不会回绝”。

2016年3月退休后，陈力丹依然在几家杂志社维持着专栏。每家杂志社每个月都得交1篇稿子。他觉得太累，希望能缓下来，但缓下来的迹象并不明显。今年以来，他已经发表了40多篇文章。

尽管已经进入“退休生活”近五个月，陈力丹又有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冠名讲席教授和暨南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两份兼职。

他到北外开过一次外国新闻史的会议，指导不同语种的学者整理多国新闻史。“我整理过50多个国家的新闻史，但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自己做不完。”他说。那次会后，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师告诉他，已经落实了19个国家新闻史的认领整理工作，陈力丹很开心，并称如果两三年能写出原本计划要写的60个国家，讲席教授就不做了。

暨南大学那边，也有一本一百万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正在酝酿，争取后年出版。他还计划将在人大“做了一半”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论著的考证研究”继续组织下去，“这个比较难，每篇论著一万字的考证研究，目前出了30多篇，我列的是80多篇。”

“写稿与挣钱无关，我做的都不是畅销的东西，不挣钱甚至还被批判。”陈力丹说。有时他外出讲课一次就有几千元，“比写稿赚钱”。

在大多数人对学者“走穴捞金”司空见惯的当下，知名学者参加商业活动意味着几万或几十万的优渥报酬。相较之下，陈力丹显得并不“入流”。“力丹老师不参加商业活动。”展江说。

人大新闻学院副教授周俊在《师者：不惑不忧不惧》一文中亦表示，陈力丹经常提起，“别想通过学术升官发财。”

写作之外，与学生们的学术探讨花去了他大量的时间。陈力丹门下一位廖姓博士生说，“常常有学生打电话来讨论论文的写作，一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谈完了，陈老师连电话里的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陈力丹教授2016年2月正式退休，国内部分媒体对此有所报道

十几天前，一名非他门下的外班学生写了份长达27页的作业，内容是1975年至今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他把作业发给陈力丹，希望能得到些指导。

收到这份作业后，陈力丹发现学生研究得很深，所选材料也不错，从中选取角度可以作为毕业论文题目，于是很快开始与学生进一步讨论，并希望能帮助学生争取到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机会。

在这个向来看中资历的学术圈，一个没有名气的“学术素人”想要崭露头角并不容易。学生的论文若能挂上一位学界知名教授的名字，引起关注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学生希望他能署名，但陈力丹不太愿意，理由是“不想占学生便宜”。于是他设想先联合署名，争取投稿过审，再与刊物商量能否在最后发表时改为学生独立署名。

老师与学生联合署名的情况在学界并不少见，近些年却有不少此类论文被曝出涉嫌抄袭事件。陈力丹提到，在追责过程中，有些联合署名老师经常表示自己并不知情。“这不开玩笑吗？”他说，“我参与署名的文章，从头到尾几乎每个字都要改一遍。”

2016年3月退休前，他答应了帮最后一拨学生改稿。虽然他一再表示“太累了”，但最近还是在陆续帮他们修改、发表，“学生在学校里能够发表文章的话，将来前途发展会好一点。”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形容陈力丹是主流传播学界“一流的大师”，众多非本专业甚至外校的学生都竞相成为陈力丹的拥趸，希望得到他的亲自指导。

背后隐蔽的问题是，不少大学青年教师难出科研成果。他们或被校方安排了繁重的课程教学任务，因此没有时间专心搞学术，在指导学生学术研究方面就显得有心无力。

2015年5月，陈力丹在某学术研讨会上谈“网络暴民”这一话题

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往往与新闻实务的前沿密不可分。陈力丹觉得，很多年轻的老师“水平上不来”，跟他们没有实践经验有关。

他形容一些青年教师是被“赶鸭子上架，于是一辈子都在应付”，也称现今不只青年教师出成果难，学界很多教授在依托一定数额的发表量获得教授职称之后，也不怎么出研究成果了。

“论文杀手”

“论文杀手”是展江对“论文高产者”陈力丹给出的评价，意在形容他在学术方面要求严格。

从某种角度来说，两年前陈力丹介入“北大博士于艳茹抄袭事件”也与此有关。

2014年8月，陈力丹担任主编的《国际新闻界》发布公告称，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于艳茹发表在该刊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涉嫌抄袭。

于艳茹当时已经毕业离校。2015年1月10日，北京大学通报称，经查实，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于艳茹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存在严重抄袭，于艳茹本人对网络举报的事实也予以承认。经审议决定撤销其博士学位。

不过，除了上述这篇论文，于艳茹的博士论文和其他在读期间发表的文章并没有被认定“抄袭”。

时至今日，陈力丹依然对于艳茹被撤销博士学位一事感到不解。在他看来，《国际新闻界》发布公告是正常工作程序，但北大的惩罚却有些严重。“（北大）不承认她的博士论文，我觉得不太好，想替她说两句话，但知道自己说话没用。”他说。

尽管觉得自己“说话没用”，两年来陈力丹还是多次替于艳茹鸣不平。他曾在2015年1月的一篇博文中表示，“撤销她的博士学位意味着她什么都没有了，考虑到当事人还年轻，应该给出路。”

2015年秋，陈门师生去北京十三陵景区游玩。陈辉供图

有一次，陈力丹还差点变成于艳茹的“媒人”。2015年初，一名自称喀什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的人给《国际新闻界》发来挂号信，询问于艳茹的联系方式，并附上了自己的作品。陈力丹看到后感觉一般，回电询问为何要找于艳茹，电话那头说“想找于艳茹谈恋爱”。

“这年头真什么事都有！”回忆起此事时，陈力丹感到滑稽，又觉得“挺有意思”。

在陈力丹看来，大陆类似学术抄袭的事情太多，整个社会环境普遍缺乏法律意识，故而有一个不守法的学者被处理，并不公平。“香港曾经有一位小有名气的人物，在升迁过程中被发现有一处履历造假，结果被一查到底，凡是基于目前身份得到的所有东西都要剥夺，处理非常严，这是整个社会都这么严。”他回忆道。

在这个很多人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去面对研究的学术圈中，大部分人摸着石头过河，意识不到一次抄袭、一次造假所引发的蝴蝶效应。陈力丹曾在不同场合劝诫学生和业界不说空话、假话。

2016年3月，他发表博文，批评《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作者高胜科：“这位记者事实上根本没有返乡，仅靠窝在城里根据过去听说的一些故事，打了几个电话，就攒出了一篇所谓返乡纪事的通讯稿。”

陈力丹质疑道，“如新闻界常说的那句喻证‘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生命是最可贵的，为什么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的记者对此不屑一顾？因为那生命不是自己的，但广大公众就可以被愚弄吗？”

《精神交往论》和《贞操带》

在2003年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前，陈力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工作了22年。这是他口中“安静做学问”的时期。

时间上溯至20世纪80年代，那时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还不像如今这般热门，新闻与传播学是社科院看不上的非重点学科。在当时舆论嘲讽“新闻研究所的人能研究出什么”的环境中，陈力丹在社科院冷清的9号楼里度过了“板凳十年冷”的时光。

直到1993年，他在社科院工作的第12个年头后，《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出版。这本书的背后，是陈力丹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后写出的3000多张卡片、1万条名目索引和一本提要笔记。

没有课题费，陈力丹只在接近完成的时候，得到过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给的所内研究经费，2500元，在当时相当于他一个月工资。

在人大新闻学院教授马少华笔下，陈力丹是他认识的中国人里“离马恩最近的人”。

他援引了社科院新闻所学者时统宇对比陈力丹与另一些人的马恩研究的段落：“有一些人……绝不是把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而是作为鞭子、棍子、帽子来使用。当马克思主义被他们当作这样的工具来使用，马克思本人也被糟蹋了……陈力丹与这些人的最大不同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来研究，尽管他的研究也许过于较真或偏颇，但他绝不会作为投机、迎合的筹码。”

2016年5月，《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在国内第四度出版。这部被认为是陈力丹代表作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础理论著作，近些年已经被翻译成英文、韩文等多种语言。

与给他带来学界名望、让他在马恩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且在学界中十分抢手的《精神交往论》不同，陈力丹的另一本著作却卖得不好。

《精神交往论》第三版，2008年出版。

《贞操带》，2009年出版。

《贞操带》，2009年香港出版，售价150港币。

1997年，朋友从海外带给陈力丹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一条有关马来西亚举办贞操带展览的消息，配发了法新社照片。陈力丹感到新奇，便着手寻找这方面资料。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朋友当时给他寄来了一张3寸软盘，并打印了几页当时关于贞操带的谷歌搜索结果。

随后几年，陈力丹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关于贞操带的介绍和论说文章，用的是笔名。他想着将来退休以后可以写一本关于全面介绍贞操带的书。

书比想象中出版得早，但过程并不顺利。

2003年，当时陈力丹门下一位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联系他，说自己丈夫开办的广告公司想做图书出版的事情，于是催促陈力丹写出一版初稿。紧接着，多家出版社在联系陈力丹后又没了下文。

书稿一搁六年，2009年才由香港一家出版公司付梓，但封面和版权都出现了些错误。封面将“belt”错印为“beks”，版权页上陈力丹的名字甚至被错印为“陈小丹”，对此陈力丹有些不满。

他不满意的地方还包括，这本书并未像外界以为的那样，给他带来丰厚的稿酬。他没有拿到钱，反而被出版社要求自费买了几百本。

“恩格斯说人的生产有两种，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陈力丹表示他对贞操带的关注是纯学术研究，虽然问题敏感导致学界关注颇少，但他不同意将其定性为色情。“没人去研究就是色情，这不是开玩笑嘛！”他忿忿道。

最近几年，他开始在网络上关注贞操带问题，“想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在做这件事”。此外，他不时会在网上回答网友关于贞操带功能、用法等提问，并称佩戴贞操带等工具是“轻度的虐恋游戏”。

有时，他还会随文配上相关的图片，但经常被以“涉嫌违规”为由删除。对此他感到不解，“我已经在反馈中说，此图该遮掩的地方都遮掩得很好，为什么还要删？”

“挺有意思的，文化嘛”

陈力丹的研究兴趣不止新闻传播学领域。复旦大学客座教授魏永征在博文中提到，陈力丹在地理和地图、名胜考察等其他方面也有涉猎。在2015级硕士生王敏的眼中，导师陈力丹“特别喜欢历史”。

2015年秋天，陈力丹带着门下的学生去明十三陵游览。出发前，每位学生收到了任务：一人准备一座陵的历史讲解。从最北的明泰陵开始，他们一天内“暴走”了泰、康、裕、茂、庆、献、长七个陵，其中多数是民间所称的“野陵”。中午走到康陵的时候，陈力丹还请学生们吃了顿人均40元的农家乐。

“多么可爱的老人啊。”王敏回忆起那天的导师，“我跟陈老师说空腹不能吃柿子，他笑着说‘哎呀偶尔吃一次没事’，转眼手里的柿子已经削完了皮。”因为在家时妻子不允许吃冰激凌，那天陈力丹还趁到十三陵游玩时在小超市偷偷买着吃。

“文史知识丰富、对历史掌故熟悉”是2015级博士生陈辉谈到导师陈力丹的一大体会。

2016年1月，陈力丹带着他和另一名学生熊壮游历颐和园。一行三人刚入颐和园，陈力丹便指着十七孔桥头的一只石狮子对他们说，1929年上海《新闻报》曾经刊登过一张人物兼风景照片，名字是“北京颐和园”，拍摄位置就在此处。师生三人随后分别在同一位置拍照留念。陈辉说，“有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感觉”。

重回历史现场拍照是陈力丹的习惯。

2014年陈门师生在香山碧云寺五百罗汉堂参观，于1945年蒋介石宋美龄参观同一位置处留影。陈力丹供图

2014年，他带学生们去香山春游，在出发前打印了几张1945年蒋介石、宋美龄北平之行期间摄于香山碧云寺的照片。到香山后，他把照片发给学生们，让大家分头找蒋宋二人合照原址，找到后以同样的姿势拍张照。其中有一张是蒋宋二人参观五百罗汉堂时所摄，在众多面貌类似的罗汉雕塑中拎出照片里蒋宋面前的那几个，并不容易。

但这张照片在他看来也是最有趣的，“挺有意思的，文化嘛。”

陈力丹对历史渊源十分尊崇，认为文化、学术都是自然形成的。“历史上所有的学派都不是人为建立起来的，是因为一个地区的文化素养较高，随后聚集人才，继而形成文化中心。”他说，“‘拉郎配’的典型就是浙江大学。”

“靠钱可以挖来教授，但彼此之间没有文化渊源，能行吗？”陈力丹觉得整个社会普遍使用工科思维，但文化不能依托这种思维被建造。

2014级博士生熊壮回忆与导师陈力丹的故事，还提到了他的“旅游癖”。熊壮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底随陈力丹去香港最南端的岛屿——蒲台岛游玩。

出发前一天，陈力丹就给同行师生发去长邮件，详细说明路线，包括从哪里搭巴士到哪个码头，并特意嘱咐不要误了时间。第二天一上岛，陈力丹便开始给大家介绍游览路线，讲解小岛的历史、岛上石刻的传说，沿路还给他们不时指示，“这是棺材石，那是佛手岩。” 

到了岛南面的乱石滩，陈力丹忽然不说话，快速往南端走去，在一行人还没爬过重重岩石时，陈力丹已经回头，向他们招着手，似乎在说：“这就是香港最南端！快来，给我照一张！”

（记者 官雪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