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完的大秦和商君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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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上周六解放日报的《读书周刊》，已获授权改编后发表在观网风闻。）

孙皓晖先生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出版十年了，中信大方出版集团今年5月又再版了这套书第一部《大秦帝国·黑色裂变》单行本。

十年来，通过小说、同名电视剧以及相关的媒体评论和学术争鸣，“再说大秦”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已蔚然大观。

写下这篇书评之前，我读到一篇《编辑手记》，文中写道：“对于这部书的形态，我们是有过强烈的争议的。84.5W字的小说，原来只出过16开的两卷本和三卷本，这次32开的精装只出一本。反对的人主要认为是书太厚了会很重，所以我们经过几次选纸最终选了顺纹的轻型纸，书本身重量可以接受且可以完美摊开。坚持做一本是因为那才能体现时代的气势！大秦的精神和气势不能丢！”

大秦的精神和气势是什么？

谢谢编辑的这句感慨，本文就以此为题展开一点讨论。

战国和大秦，这几百年的历史，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这是一个至今仍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一书从秦献公战场受伤去世讲起，21岁的嬴渠梁继任后决意变法强国，年轻的法家士子卫鞅入秦，以法家之论说服秦孝公，徙木立信，刑及公室，秦国大振。列国混战，魏国骤衰，秦国收复河西，卫鞅受封商君。孝公病逝，嬴驷即位，世族趁机反扑，商鞅以身护法…

“骤然间天地迸裂，天空中炸雷滚滚，暴雪白茫茫连天涌下。五头怪牛吼叫连连，奋力狂奔，厚厚的雪地上洒下了猩红的热血。冬雷炸响，一道电光裂破长空，接着一声巨响，怪诞的刑台燃起了熊熊大火！刑场陷入茫茫雪雾之中…”作者以车裂商鞅的行刑场景给了本部一个惊心动魄的结尾。而编辑也极为用心，在非常夸张地留出整整一个空白页之后，又赫然排出八个字：“商君虽死 秦法犹存”。

作者尽力了，商君之死，天地为之迸裂；编辑也尽力了，秦法之存，今天还在述说。

的确，秦国崛起和商鞅变法，是说不完的。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回头再看，意义反而更加凸显，那段历史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

首先，从大一统国家这个方面来讲，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大一统传统、现代化国家传统，追根溯源，即自秦国的商鞅变法开始。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将现代化国家定义为非人格化和基于能力的官僚任用制度的出现，那么这恰恰就是商鞅所做的事情。因此，如果秦朝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那么商鞅就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政治家，早于马基雅维利1800多年，早于克伦威尔和华盛顿等人都在2000年以上。可以认为，历史上没有哪个政治家像公元前4世纪的嬴渠梁和卫鞅那样，在人类政治文明如此之早的阶段（不是近代早期），在秦国这样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里（不是希腊城邦），进行了影响如此深远、意义如此重大的“现代化”变法。

所以，无论哪一本严肃的世界政治史著作，都应该将他们列入第一章，并奉为第一先师。

第二，如果在更广阔的文明冲突和融合的背景中看，秦国和商鞅变法还具有更深层的意义。而这一点实际上被很多人忽略了。

众所周知，五千年中华文明，并非是在单一地理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原定居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在很多时期，如南北朝、晚唐、五代、蒙元和满清，实际上是草原游牧文明压倒了中原定居文明，北方征服者入主中原并变身为中华正朔。

但历史见证，虽然每一次都是草原征服者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在文化上又反被中原文明所征服，并逐渐消融到了“中华民族”这个大集体当中。之所以发生这个现象，追根溯源，并不是因为中原文化柔弱胜刚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战国和秦汉几百年为中原文明打下了一个强者文化的坚实基础。

赵武灵王在“胡服骑射”大改革之后，完胜匈奴，“驱敌千里”。秦始皇时期的蒙恬、汉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去病，也取得过更大的反击匈奴胜利。这些伟人和伟业，不仅在中华历史上彪炳千秋，在世界历史上也堪称奇迹。普遍来讲，游牧文明战胜定居文明是铁律，少有例外，无论是古埃及还是古印度，也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当北方游牧文明进入强盛期并南下扩张时，没有哪个定居文明能够阻挡得住，结果注定都是被征服、被占领，甚至被同化。

在这样一个文明历史的比较中再看商鞅和大秦，人们会认识到，实际上正是秦国，这个僻在雍州、长期杂处于戎狄之间的边陲国家，天命注定是要完成“六合毕四海一”统一大业的。因为在战国七雄中，它既承继了定居文明的典章制度，又保持了草原文明的洪荒野性，既发挥了定居文明的生产力，又获得了草原文明的军事力，先天地具有混合文明的优势。而商鞅的“农战”国策不是别的，正是让农业定居文明拥有一流战争能力、将定居文明的生产力与军事力整合在一起、使之能够抵御乃至胜过草原文明的不二路径。

秦末大乱之后最终汉承秦制，经过汉武帝的文攻武略，到汉宣帝时，“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尽为臣妾”，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和西域诸国全部臣服于汉朝，中华的国势达至极盛。追溯下来，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自秦国商鞅变法开始、历时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定居文明崛起之路。其间两种文明冲突不断，迭有攻防，互有胜败，但最终是中原定居文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可以说，在汉宣帝这个历史巅峰上，“商君虽死，秦法犹存”一语的声音，还仍在长城内外如雷鸣般回荡。

如此来看，大秦是什么？强秦是什么？若仅仅把它看作是横扫六国的一个强国，还是低估它了，而把它看作是定居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文明冲突”历史的优胜者，才能认识到它深层的文明史意义。这也意味着，大秦的精神和气势，不仅在中华历史2500年中延续，同时也彰显于世界历史2500年。

我们今天继承了什么？

凡事盛极而衰，中原定居文明在汉宣帝时期达到的历史高度，此后再也没有达到过。西晋八王之乱之后，五胡乱华，草原文明取得了对于中原文明的压倒性优势，后者从此丧失了亚洲大陆军事力中心的地位，被迫退守江淮，偏安南方。

南方不是北方，江淮不是关中，中原文明的中心大幅度南移，草原文明军事优势的长期确立，大大改变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走向和演变过程。西汉之后，中原对于草原的反击，除了东晋“南朝第一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那一次北灭后秦，再也没有了像样的胜利，只有一次又一次的称臣纳贡和国难国耻。

从大秦虎狼之师的“纠纠老秦共赴国难”，到江南文人墨客的“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一千多年的时间，足以让中华文明的品性大大改变。北宋与辽国的边界在河北霸州雄州一带，南宋与金国的边界则退到了淮河一线，虽然还有华夷之辨、正逆之争，但长城早已看不见了。

蒙元灭南宋，是草原文明达到的一个历史巅峰，压倒性的军事胜利令中原文明萎缩为单纯的生产基地和文化中心，被逼到了背水一战的绝境。朱元璋的大明朝，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原文明在蒙元野蛮征服下的一次野蛮复兴，再次吸收了草原的野性，也再次收复了长城，但却没有更多的力量冲击西汉的历史巅峰了。

明成祖利用了北元的内部分裂，15年里五次亲征，北伐蒙古，尽管也曾刻石“翰海为镡，天山为锷”，迫使瓦剌和鞑靼称臣，但气势已难比秦汉。1421年，朱棣召户部尚书夏原吉问边储多寡，对曰：“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仅凭四部尚书合议反对北征这一事件，即可看出明朝北伐外强中干的衰相。

此后，草原与中原继续对峙，胡汉分治继续上演。再过六百年，历经满清王朝和中华民国，直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相互融合贯通的大格局，终于彻底固定了下来。自秦朝开始实行的郡县制，已在新中国全部版图上确立。而长城变成了内地景区，河套也不再是拉锯战场，历史上的“五胡”、“西域”和“吐蕃”，都已顺利融入巨大的“中华民族”，并共同建立了超大型的现代民族国家。

今人可以告慰大秦的是，秦朝极盛时期的辽阔版图，都保持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凭着那一次惊人的“黑色裂变”，伟大的秦汉国家，一直延续至今天，并傲然屹立于世界万国之林。

感谢孙皓晖先生和中信大方，在最需要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新时代转折点上，让今天的中国人手里有这样一部沉甸甸、意深深的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