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严重低估的“汉人蒙化”现象——我们对元朝有什么误解？（二）_风闻

  在上文中，我们谈到了元末明初汉族知识分子的“夷夏之辩”之淡漠的现象，引起了不少读者的讨论。

   个别读者认为此文有失偏颇，是“先射箭后画靶子”。不过无论如何，洪武年间，刚刚坐稳江山的老朱家不得不用数量繁多的严酷的法令逼迫那些“非暴力不合作”的乡贤士绅出来做官，而元末有着大批“遗民”心态的士人对旧朝年年不忘，皆是无可辩驳的史实。

   本篇，我们不再用朱明做侧面观察，而是直接从元朝整个一个世纪的统治情况入手，看看14世纪中国人夷夏、正统观念是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脉络。

  前文中，我们曾经举出一个鲜明的例子，即扩廓帖木儿手下的首席参谋蔡子英被明军活捉之后，被押解到南京，上演了一个思蒙版的“文天祥正气歌”，连明太祖朱元璋都深深触动，派人护送他回到了漠北。而蔡子英的主子，这个叫扩廓帖木儿的不是别人，他原来姓王，就是《倚天屠龙记》中王保保的原型。

    王保保沈丘人，自小被察罕帖木儿当外甥养着，属于典型的蒙化的汉人。有趣的是王保保的妹妹没有改姓，还是姓王，而且还曾被朱元璋的小儿子朱樉收纳为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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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中的王保保

“王保保”现象，引出元朝几个学界注意较少的现象——汉人蒙化。

以往我们通常的宏大历史结构中，在几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如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以及辽宋夏金元，或者清帝国时期，在寻找文化融合的“入口”和“出口”的主流叙事模式往往皆为“汉化”，意思是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在南下征服中原之后，和汉人杂居，通婚，然后汉化。

过去二十年以来，一股来自美国汉学界的强有力的风吹皱了大陆学界一池春水——新清史。新清史研究之“新”处之一，就是挑战原有的满人“汉化”说。客观的讲，美国汉学界真正搞新清史的满打满算一只手都可以数过来，但一时间让国内的清史学家们手忙脚乱，仓促应战，搞得国内学术界鸡飞狗跳，连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受到了不少冲击。

不少国内史学家甚至跳出了学术讨论范围之外，直接斥责美国新清史家们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或者说有政治目的。在学术范式转换的过程中，对民族史“宜粗不宜细”的固有套路掩盖了很多问题，这才是导致一开始应对“新清史”挑战不力的主因。

不放我们移植一下“新清史”的研究范式，检讨以往对蒙元史过粗且单线条的路子。蒙元一百年，汉化之外，是否有大规模的“汉人蒙化”现象？即便我们预设“汉文明”处在高段位，蒙古草原文明处在下游的相对低级的阶段，但后者作为军事上的征服者，有无可能导致文化高低的逆流？或者说，文明形态的演进是否一直是从高到低，这一点也是可以讨论的。

欧立德，新清史的代表人物

无法用名字来判定他在血统上是不是蒙古人

前文中的王保保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蒙元近一个世纪对“汉地十八省”的统治期间，有两个癖好，一个是喜欢抓小孩，掳去当奴婢，长得好的，机灵的会被充任蒙古贵族贵族宿卫；另外一个，在科举不彰的情况下，喜欢收纳各种技术性人才，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曾有这样的表述：**蒙古屠城，唯匠不杀。**木匠铁匠鞋匠这类技工是蒙古贵族争相招纳的对象。

某种意思上讲，汉族姓氏以及名字有着特殊文化含义，姓本来代表血统，氏本来代表地域分封，在战国后姓氏分封之后，汉人对姓名的珍视程度在一段时间内有增无减。

魏晋史学家唐长孺先生曾在《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中，用一个极为精彩的个例，证明魏晋时代被迫“改姓埋名”的士人对族裔身份认同造成的巨大伤害。

但时过境迁，在蒙元时期，数量庞大的汉人出现了改用蒙古名现象，并且一度以蒙古名为“时髦”，就跟现在的王二狗，张三丫取个洋名叫Andreas Wang，Christina Zhang一样。

汉人改用蒙古名的现象也不能一概而论，走上层路线的往往是经过赐姓的阶段，像宣德人刘敏从小被当做养子的，因为聪明伶俐，被赐名玉出干，同类型的典型还有孙威、刘斯敬、郑鼎，这类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从小被虏，寄人篱下；一个是都是出身燕云十六州地区，这个地区的人群“胡化”程度也是“汉地十八省”中最高的。无可置疑的是，虽然在血统上，他们还是汉族，但在文化认同上，他们属于基本上完全蒙化的“蒙古人”。

《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从小随妈妈一起生长在蒙古大漠，能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某种意义上，他也算“蒙化的汉人”一种

另外能获得赐姓的是在蒙古人手下当差，某一项技能展示地相当好，比如管如德在跟随忽必烈游猎的时候遇到一条很宽的水沟，马不能过，他施展出很强的游泳技能让猎队过河，忽必烈高兴地赐他“塞音囊加人”。

顺便说说这个“囊加”或者“囊噶”。这个发音在西北某地区还常说——这个其实是“南人”的音转，专指称汉族。“塞音囊加人”就是“很好的汉人”，现在的回族称呼汉人很多时候还用“囊噶”（说实话，这个称呼有点不怀好意）。

另外，欣赏汉人技艺的蒙古贵族特别看重太医和国厨，燕京大兴县的贾某因为厨艺精湛被赐名贾昔剌，他的女儿丑妮子，两个儿子贾买狗和贾寄狗也分别被赐姓名（从名字上看，贾家的孩子不是什么读书人）。

蒙古帝国

燕南冀州的刘医生因为医术精湛被招入蒙古宫廷，全家被赐封蒙古名（他本人赐名哈剌斡脱赤），而且还被赏赐蒙古宫女做妾，这几类人都是蒙古化比较深的代表。

忽必烈还御赐过肇州宣慰使刘龙名叫察罕斡脱赤，后改名为哈剌八都鲁，意思是黑面勇士。

蒙古人纪检委，搞内务检查的姚天福因为工作做得好，刚正不阿，被赐名“巴儿思”（意思是老虎）；而且大批入怯薛宿卫的汉人名字里都带有“忙古歹”。忙古歹这三个字在元杂剧和话本小说并不罕见，是小厮和随从的意思。

于是我们看到有一定蒙化程度，但蒙化不深的汉人，保留了姓氏，却换了名字，比如“张忙古歹”、“李忙古歹”、“王忙古歹”等。

另一类是走的类似于“科举”之类的上升通道，虽然没有得到赐姓，但改名以蒙古人自居。其中一个重要企图就是冒充蒙古人获得政治利益。比如兴盛秘书少监萧也先不花，西安县尉王蒙古歹，东阳县主簿赵伯牙歹，镇江怀庆翼下百户李彻里拔都等等（拔都的意思是勇士）……不一而足。

蒙化较深的汉人很多被赋予了“国人”的地位，在色目人和南人之上，背靠蒙古权贵反过来欺压其他族裔的人群，徐霆在《黑鞑事略》中敏锐地观察到：

才会译语 ,  便效通事 ,  便随鞑人行打 ,  恣作威福 ,  讨得撒花 ,  讨得物事吃。

汉人改名现象，相比元朝初年，元顺帝时代明显更有两个特点：一是绝不限于幽云十六州等长期被胡人统治的北方地区，扩大到了江南一带；不限于士人、读书人阶层，不少中下阶层的官吏及平民改用蒙古名字者日渐增多，出现了数量繁多的xx也先不花，xxx忙古歹，xxx拔都等等。

须知，蒙古前四汗之后，几乎不再给汉人赐姓**，那么汉人改姓成了纯自发行为**，改了姓名的汉人在仕途已经政治资源上更容易接近蒙古官僚架构的统治中枢。从现在发掘出土的元代文物来看，不少葬礼呈现汉族特色的墓碑，碑文都书写赐名、蒙古改名等等，逝世后 “葬漆园先茔”，以示家族荣耀。

汉人曾掀起过学习蒙古语的热潮

蒙古人在征服中原和江南的过程中，草原游牧的积习和已经发育相当成熟且高端的汉文化发生碰撞，其紧张的互动之源乃是文字不通。

至元六年（1269）二月，忽必烈委托帝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彻底改变了蒙古“有音无字”的现象，八思巴字以吐蕃字母拼写蒙古语而形成蒙古新字，看起来有些中性，但文字毫无疑问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蒙古族官僚阶层大力推广八思巴文字，也是意在让蒙古文化扎根华夏之地。

元朝三大儒许衡、程钜夫、吴澄会八思巴文字的创立都有高度评价，吴澄更是说：

以开皇朝一代同文之治者也。圣度如天**,无所不容,圣鉴如日,**无所不照……

程钜夫说“制蒙古字与正朔同被”，意思是此种文字的创立代表了元朝之正朔，将其上升到了政治法统的高度。

前文中提到从小被掳的汉人幼童，成为最早一批学习八思巴的一批汉族人士，这批人从小从蒙古帐篷里长大的，早就被蒙古人成为“怯怜口”（意思是俺们家的孩子）。相当多的汉族军政官员子弟和文人士大夫为了仕途进阶，私下修习八思巴文字，成为蒙古前四汗到元末的司空见惯的现象。

八思巴字

比如元代大儒许衡，被忽必烈召见时“委曲问时事,悉以国语对。”（国语即蒙古语八思巴），忽必烈大喜，让他做了襄阳路均州判官，另外还有陈灏、张震等湖北湖南等四川、江浙行省的儒学宗师级别的人物，都自学并熟练掌握了八思巴语。

由于后来学八思巴语的汉人太多了，朝廷决定举行官办考试，创立了一套类似于四六级或者雅思托福之类的外语考试体系，对此张震尤其感慨：

言语文史，莫不用焉。学其学者，皆尚以右。而有为之士彬彬焉，从此途出矣。

在元朝想混的好，混的出人头地，不学这门外语是不行的。张震本人也是因为“外语”流利，被选拔为中书省吏员。

元朝中叶之后，由于学蒙古语的汉人越来越多，朝廷在四六级考试中不得不增加特殊条款，比如年龄限制等等增加选拔难度。而且士人学八思巴的地域分布，也从广大的中原腹地扩散到“南人地带”。

元朝末年，福建一带还经常刻印幼童学习蒙古语的小册子《至元译语》。而且在序言中，有这样的话：“当今所尚，莫贵乎此。”换句话说，修习蒙古语成为汉族官吏和小民一时的风尚，有点类似今天全民学英语一般。

行文至此，不少读者会提出反驳，文献中区区几个个别例子可能不能代表什么，问题是当时元汉人和明初文人的笔记不约而同记载蒙元治下的人群学习蒙古语之盛：

人知国字之足以进身而竞习之……（陈旅：《安雅堂集》）

今人深中鞑毒 ,  匝身浃髓 ,  换骨革心 ,  目而花暄 ,  语而谵错（《郑思肖集 • 大义略叙》）

受到蒙古文字的冲击，汉语的语法在元朝被改变了很多，出现了不少带有明显蒙文语法的句词，如“根底”、“上头”、“有”等。为了给读者的一个直观的印象，笔者这里举两个例子：

 柴火俺的无有。（我这里没有柴火）。

你谁根底学的诗文？（你是从谁那里学来的诗文？）

把“有”放在一句话的后面，根底做介词，这是典型的蒙文特色，在元杂剧中不少见。而且蒙古人后来给辽金等政权写史，也是用蒙文翻译他们的话，所以出现了契丹人，女真人说话的蒙古味道特别重的有趣现象。

有关蒙古语对汉语的改造冲击，完全可以另写一篇专门探讨，限于篇幅，就不多讲了，不过这是一个“汉语蒙化”的有代表性的现象。

服饰、婚姻等深度“胡化”现象

除了姓名和文字之外，我们发现，元朝汉人的风俗也在不同程度上渐渐“胡化”,这是草原游牧民族汉化说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元朝汉人服饰的变化，也是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别，北方尤其是幽云地带胡化风气甚重，这和女真人颁布过严苛的礼乐制度有关，是第一版的满清入关的“剃发易服”：

禁民汉服，又下令髡发，不如式者杀之。

 在蒙古人尚未完全征服华夏之地的时候，南宋的诗人范成大去北方玩了一圈，发现：

最甚者衣装之类,  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

他悲痛地发现，北方人民的服装胡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不类汉民了。

元朝建立之后，被征服的汉族官员在入仕之后一般鞑帽毡裘，一派游牧模样。

如果穿越到13世纪末的中国，走在北方的大街上，会发现人群中的男性皆为“窄袖 、绯绿短衣 、长靿靴”，明显受到女真和蒙古服饰俗的熏染。

元朝服饰

而且发型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受降的不少南人开始用“削顶,  三搭辫发”这类“胡发”。

最能证明元朝汉人胡化之深的，莫过于朱明王朝建立之后，大力速清胡风胡俗，过程之艰难，各种条例能反证汉人“蒙化日深”：

南人士大夫汪炎昶痛心疾首地说，他这样的坚守宋俗的突然变成了少数：“效其语言容饰，以附于上, 冀速获仕进。”

明初士人的领袖宋濂和方孝孺曾这样说：

元有天下已久 ,  宋之遗俗 ,  变且尽矣 。

元既有江南 ,  以豪侈粗戾 ,  变礼文之俗 ,  未数十年 , 骨化风成， 而宋之遗习，消灭尽矣 。

汉人胡化之深，可见一斑。

结语

在固有的“汉化说”的影响下，不少似明似暗的历史脉络被人为切断，导致出现各类的“惊诧”党和“恍然大悟”党。

蒙元虽然“胡无百年国运”，但这百年的“胡俗”文化冲击，带来的士大夫和平民阶层的思想图式、民俗的改变尚待进一步挖掘。只有勾勒出蒙元百年更完整的“蒙汉文化交融”的图像，我们才能更深层次地理解明初为何用了取法乎上的各类政策“刮骨疗毒”，意图去蒙化。尽管如此，明初还是保留了大量的蒙俗，以及汉人蒙化现象的存续。

元史，乃是明史的入口，而明“驱除鞑虏”而立，却也亡于“鞑虏”，在这个意义上，元史也是明史的一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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