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平原的舟船生活_风闻

摘自冯贤亮著《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太湖流域每一个村落的人们充分利用便捷的水运系统，与四边或更远的地方进行着多方面的交往。特别在生产活动中，乡村民众参与田间劳动，收割成熟的作物，以及谷物的碾磨，粮食的外销，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的贸易，都要借助大型的负载工具。在太湖流域，这些工具就是各式各样的船。

王士性曾概括说：“东南饶鱼盐、秔稻之利，……东南泽广，舟行而鲜车马。”[1] 明末徐霞客在江南游历时，就是通过这些地区的水路，坐船由无锡经过青浦、嘉善、桐乡等地，前往杭州。所经之地，在他看来，大多仍属泽国胜地，而且许多水网交织的市镇都十分繁华。[2] 水上交通的最大依赖，只能是船。明朝人深刻地分析了船与马等陆上交通工具的不同适应性，指出在江南的常州、镇江、苏州、松江、嘉兴、杭州、湖州地区，由于沟河交错，水港相通，“惟舟楫之行，则周流无滞”，如采用步行和陆上交通工具，“每一二里必过一桥，或百五十里，必船渡而后得济”。[3]

所谓“南船北马”的说法，正是体现了中国南北水乡与陆地交通的本质差异，也显示了舟船在江南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兹举数例说明。

嘉兴府境东北的嘉善县，北部多湖荡，河港如网，舟船往来如织。[4] 万历年间的嘉善县令章士雅，深刻地指出了这种地理环境塑造下的人文特征：县境内支河干派，湖荡连接，芦苇蒹葭，旷野无际，轻舟小舫，倏往忽来，鼓浪乘风，瞬息万里。[5]

苏州府吴江县，地滨太湖，其最近处仅二三里，此外俱为湖荡，百姓生长于此，“行舟便捷，他处莫能及”，所谓“使船如使马”，老幼皆善于操舟，又能泅水。[6] 在县境的芦墟、八坼一带，操舟者都聚集在固定的码头上，大号船叫“太平桥”，中号船称“鸭嘴船”或“尖头船”，小号船则叫“埫板”，当地百姓无不从事此业，时称人数“无虑以万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妇女，其操舟之神与男子不相上下；男子十岁以上即可称为“舟师”，一日一夜可行250里，南至杭州，北至镇江，清代乾隆年间还远渡淮河、黄河，北达通州，这是其他地方较为罕见的。[7] 丝业大镇盛泽，如果没有舟船提供的交通，根本不可能在乾隆年间形成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天日中为市，导致“舟楫塞港，街道肩摩”的繁盛景象。[8] 悬隔海上的崇明岛，没有船，就根本无法与大陆沟通；在岛内，一方面因土瘠民贫，除了农业生产外，百姓就靠捕渔采樵为生，另一方面，在很长时期里，也是“非舟不行”。[9]

根据费孝通在其家乡吴江县的调查，当时的房屋分散于圩的边缘，人们广泛使用船只载运货物进行长途运输。连接不同村庄和城镇的陆路，主要是在逆流、逆风时拉纤用的，即所谓塘岸。除了一些担挑的小商人之外，人们通常乘船来往。几乎家家户户至少有一条船。由于船只在交通运输上的重要位置，为便利起见，房屋必须建筑在河道附近，这就决定了村子的规划。而在住宅区内，用船装载轻微的东西，或作短距离运输，不甚方便，因此在住房之间修起了道路以利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河流就成了交通的障碍，各圩被河流所分割，必须用桥来连接。小店辅大多集中在各桥附近，仍然是便于船只的沟通往来。[10]

以船为生的人们自然十分众多。早在明代，一些政府官员已经发现，太湖平原的船居丁口在不断增加，而真正从事田地耕作的人却在减少，特别是“流移之人”，举家以舟为生，四处漂荡，既可脱免差粮，又能“暖衣饱食，陶然无忧”。[11]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宋刻明印的岳珂《桯史》一书纸背，保留了一份明代嘉兴县赋役供单残件[12]，上面详细地记录了一户叫王阿寿的人家所有的人口、田地、事产等情况，包括所拥有的一只船。毫无疑问，这一例子显示了船作为民间家庭日用工具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同。

在一些官方编定的地方志中，对渔户船民都有记载，有的地方的船业工人成了一种专门服役人群，定期为政府服务。例如在万历年间的常熟县，官方统计控制的工匠人户中，最多的是船匠，共有45户，远远高于箬蓬匠（1户）、刊字匠（2户）、罗帛匠（1户）、蒸笼匠（1户）、刷印匠（1户）、木桶匠（19户）和戗金匠（1户）。[13]

在著名的桐乡县乌青镇（后来统称乌镇），据民国年间的记载，航运业堪称市集繁盛的支撑。这里没有铁道、公路的通达，全靠轮舟往来维持交通命脉，快班船、旧式航船等每天繁忙地来往于各埠头。同时，一些需求较大的客船、驳船、田庄船等，都有相对固定的制造公司，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黎里人与本地人两帮厂房。这些船厂都设在镇的栅外，在南栅养鱼窠一带，船厂有孙永茂、孙隆顺、沈永顺、沈源懋等十几家；在西栅高桥外，有沈森顺、沈洪顺、杨廉记、施茂记等，也是十几家。四乡各村的航船都向这些船厂租赁，遇有损坏，可以马上到船厂修理；至于船上的重要器具摇橹等，也有专门的制造工匠。在当时人看来，造船业是属于一种较为“稳健”的行当。[14]

由于民间用船的制造和维修，长期存在着一整套熟练的技术、工人队伍与固定的修造地点，因此在另一方面也保持了舟船的兴盛不衰。所以民间造船，经常受到世人关注。嘉靖、万历年间的叶权指出：民间造船多是因地制宜，“大抵皆卷箬蓬盖之，或用锁服板，则货在板下，人宿板上，下重上轻，便于波浪”；小航船有所不同，周札厚板，高方如榇（即棺材），形制细长，只开一个小门，“非伛偻不能出”。[15] 很多地方并不需要自己制造木船，只要从外地买入即可。在费孝通调查吴江县庙港乡的时候，每条船平均价格约为80－100元；除了那些不从事农业、渔业劳动的人家外，几乎每户都有一条或几条船；无论男女，都会划船；划船所耗的力气，并不与船的载重量成正比，而是与水流、风向等情况密切有关。水运载重的负担或费用是很低的。[16]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