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爱国应该是普世价值的内容_风闻

        茅于轼写了一篇文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自洽》，对于这个标题，我不反对。因为，作为一个价值观体系，它的内部逻辑关系确实应该自洽。

        中国政府推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中间，确实可能存在一些逻辑上相互有矛盾的现象，需要官方理论工作者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但是，茅于轼以为西方人的”普世价值“就不存在需要自洽的问题，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西方价值观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

        西方人在重要社交场合都要表现出对于主的虔诚；美国总统就职宣誓必须手按圣经。以至于中国的孙海英会说出”民主：民无论何时都要与主联合起来“这样类似于相声语言的话来。我想问问茅于轼先生，有了主这个主宰宇宙的东西，平等，还可能有实质性的存在吗？

        茅于轼说，【普世价值中最核心的基础是“平等”。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出自由、人权、法治等等】。

        平等，确实是一个不应该受到质疑的价值观。不过：

        第一、上面我分析过了，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西方价值观里面，不可能有实质意义上的平等概念；

        第二，当代西方价值观体系里的平等概念，只包括了形式上的政治权利，却没有经济上的实质平等内容。

        富豪可以住豪宅；穷人可以吗？穷人想住豪宅而不可得，是平等吗？

        即使是政治权利，拥有资源的人可以成为候选人，乃至于被选举成为总统；没有资源的人，除了投票以外，还能干什么？在有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连不投票的权力夜没有。这是什么平等？

        从这个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价值观体系里面的平等，不但在逻辑上不自洽，在实际上也完全是假的。那么，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出自由、人权、法治等等】的逻辑自洽性也就自然的不存在了。

        按照茅于轼批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使用的对于”爱国“与”诚信“的逻辑质疑方法，我也可以对西方价值观体系中自由与法治的关系进行质疑：

        自由就应该是没有拘束；法治则是要求人们接受规则的拘束。那么，当我要摆脱拘束，却受到法律的限制的时候，是应该要自由呢，还是应该要法治？

        从逻辑上进行概念分析，法治与自由之间的矛盾才是没办法调和的；而诚信与爱国之间，则可以通过理性的解释，在逻辑上得到融合。比如说，诚信指的是不违背良心基础上的诚实，而爱国则是良心的要求。那么，诚信与爱国之间，就是不矛盾的了。

        可是，自由与法治之间，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之间就是对立的。比如美国建国后一百年时间里实行的奴隶制度，就是自由与法治之间严重对立的典型现象。如果不是美国内战，美国社会的法治还会维持奴隶制度不知道多长时间。

        即使内战导致了奴隶制的废除，美国社会的法治依然维持了种族歧视制度一百多年。茅于轼先生是高龄著名学者，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些历史现象。

        如果从人类的伦理要求来说，法治不过是人类在追求伦理道路上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就是说，法治本身不是伦理要求。自由才是。因此，用茅于轼的逻辑分析方法，真正有矛盾的不是爱国与诚信；而是法治与自由。

        茅于轼说，【只要有了不平等，社会总也稳定不下来，总会有人造反要求平等。所以一个平等的社会才有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这话说得不错。只是不知道他说这话的时候，想到了实行了西方人的”普世价值“以后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没有？

        比如马里，曾被西方人赞扬是”非洲民主的灯塔“，比如利比亚、乌克兰等等目前处于战乱之中的国家，与他说的【有了不平等，社会总也稳定不下来，总会有人造反要求平等。所以一个平等的社会才有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

        我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很平等了。但是按照茅于轼的逻辑，今天的中国社会应该是比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等等实行了西方人主张的”普世价值“之后的国家，社会稳定得多，应该也平等得多。也就是说，西方价值观并不一定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平等，所以也就不见得不会【有人造反要求平等】。    

      茅于轼先生在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自洽》中说，【爱国也不可能成为普遍的价值目标。中国人的爱国可能和日本人的爱国发生冲突。所以爱国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倒是孙中山的“博爱”是可以成为普世价值的。一个国家的百姓不但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人民；也要爱别的国家，爱别国的人民。不过博爱比普世价值观要求更高了。一个还没有实现平等、自由等目标的地方谈不上讲博爱。】

        茅于轼先生不主张爱中国，在他的很多言论中都表现出来过。这一段话更明确地在暗示，日本等实行了西方政治模式的国家的人们不妨爱国，中国是万万不能够爱的。因为在他眼里，【一个还没有实现平等、自由等目标的地方谈不上讲博爱】，这里很明显说的是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是不应该被爱的。

        从他的这段话可以证明，连博爱是什么，他也没有弄明白。

        首先，”博爱“不是孙中山发明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历史上早已有之，所以，茅于轼先生这里的【倒是孙中山的“博爱”是可以成为普世价值的】这句话，逻辑上有掠西方人之美之嫌。

        如果说因为中国人的孙中山说过“博爱”，就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博爱“】，那么中国人自然也有人说过”平等“、”自由“等等概念，那么也就不用说西方人的价值观是普世价值了，因为这些都可以是中国人比如我的”平等“、”自由“了。那么西方人的价值观还有学习的必要吗？

        当然，这里可能不过是茅于轼先生一时不留心犯下的错误，其实他应该知道【孙中山的”博爱“】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早已有之，否则，他也不会说【是可以成为普世价值的】。不过他以为西方人没有明确把“博爱”当作普世价值的内容而已。

        他在这里的表现证明，他不知道，人类的普世价值的各项内容从根本上说，都起始于自由与博爱。人权、平等、民主等等都不过是从自由与博爱衍生出来的要求。

        不过西方人因为受到“性恶论”对于价值观思维的逻辑限制，渐渐地把博爱概念淡化了，过分强调了自由。但是从平等、法治、民主等等概念上进行逻辑分析，他们是不会不承认博爱的普世价值属性的。要知道，法国十八世纪大革命时期，就是以博爱为理论旗帜的。

       从定义上说， 博爱说的是人们应该爱一切人，这与一个国家的具体环境如何没有关系。茅于轼先生显然在这里犯了逻辑错误，才会说出【一个还没有实现平等、自由等目标的地方谈不上讲博爱】的话来。

        按照他的这个逻辑，他现在至少在中国是不会博爱的了。而不博爱的人，当然是与普世价值要求相违背的。一个自己的言行要与普世价值要求相违背的人讲普世价值，是不是在说谎？茅于轼先生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下面说说爱国是不是普世价值的问题。

        爱谁，就是希望谁好，并愿意为了让他好而付出努力。

        爱国，当然也是希望国家好，并愿意为了国家好而付出努力。什么是好？当然有客观标准。就像爱孩子，是希望孩子好，不会说孩子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还要纵容他。因为那就不是爱，而是害。所以，爱国，不等于纵容国家做坏事。

        一方面，国家是国家所在地域人们的生存环境，爱国就是爱自己的生存环境。

        人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家庭环境不好，就不爱自己的家，所以，国家条件不好不能成为不爱国的理由；

        另一方面，国家是统治者的工具，爱国不等于纵容统治者做坏事。这个逻辑，茅于轼先生大约确实不懂。所以当他认为中国不好的时候，就以为不应该爱中国。

        如果明白了爱国不等于纵容统治者做坏事，就可以明白，在逻辑上，在理论上，即使自己的国家很坏，人们也应该爱国的。只是方式应该与那些很好的国家的人们不一样而已。就像你给孩子好吃的，是在爱孩子，对犯了错的孩子进行必要的教育乃至于惩罚，也是爱孩子一样。

        在这里，不是说应该把统治者当孩子——事实上统治者也不是孩子——对待，而是说国家即使真的不好，逻辑上也不成为不爱国的理由。

        所以，茅于轼先生【一个还没有实现平等、自由等目标的地方谈不上讲博爱】的话，即使在中国社会确实不好的环境下，也是错误的。

        既然即使在一个不好的国家里也应该爱国，那么，爱国作为普世价值的内容，当然不应该存在问题。于是可以确定，茅于轼先生说【爱国不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而且，因为自己觉得国家不好，就反对爱国，这实际上是阶级斗争思维的结果。因为你觉得这个国家不好，还有其他人觉得这个国家好。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个国家不应该被爱，就是不愿意与价值观不同的人拥有同一个国家。这不是阶级斗争思想是什么？

        进一步分析，今天的中国很不好吗？茅于轼先生自己也曾多次说过，中国这几十年来的进步是很快的；人民的生活改善的程度是很大的。

        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好，最基本的不就应该是人民的生活环境改善与否吗？人民的生活环境改善了，就意味着人民的生活自由增加了，同时也意味着人民的生活水平与精英们的生活水平接近了，也就意味着人民与精英之间的不平等减少了，就意味着人民自由、平等的要求得到了实现。

        人民自由平等的要求得到了实现，不就是民主应该追求的目标吗？民主的目标得到了实现，不就是民主的实现吗？自由、平等、民主都在增加，为什么说这个国家不好？

        茅于轼先生在承认中国人民的要求在逐渐得到满足的同时，却否认中国的自由民主现象。原因在于他只是从自身的利益要求出发，来衡量社会的是否自由民主。

        在很多中国公知的眼里，只要自己们的自由最大化了，人民的自由再缺乏也不影响社会的自由民主属性；反过来，只要自己们的自由受到了限制，人民的自由增加再多，也不能说社会有自由民主。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精英阶层的自由受到的限制不一样。

        曾经有一位印度女记者，在中国待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感叹说：相比印度，中国底层民众能够获得很有尊严的生活，令她感到惊奇；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精英，她依然更愿意在印度生活。

        这个感叹充分说明了，印度虽然贫穷，虽然底层民众缺乏自由，但是社会精英们的自由空间却比中国社会更大——它们可以更自由地攫取社会权利，肆意操纵民众。而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在这方面确实受到相对较多的限制。

        那么，作为普通民众，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国家生活呢？除了一些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干净了的人以外，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

        但是从西方意识形态教条出发，中国却是比印度更坏的国家！尽管中国底层民众更能够有尊严的生活，也就是他们的利益与意志要求相对更能得到满足。

        所以，茅于轼他们坚决不肯承认中国社会的自由民主现象；

        所以，他们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就不应该爱；

        所以，他们就进一步错误地认为，爱国不是普世价值的内容；

        所以，他们讲话的时候就会逻辑破绽到处可见而不以为意。

        我知道，右边的公知与愤愤们看了我这篇博客会气得抓狂。为了缓解一下他们的神经，我这里解释一句：

        我并没有以为中国社会就自由民主了，只是说也有一些自由民主的现象，并且在越来越多。

        相对的——我这里又不怕右边的公知与愤愤们抓狂了——西方政治模式下的国家，自由民主现象有的并不多，有的虽然比中国多，却正进入减少的趋势当中。因此，相对于别的国家的人们，中国人更应该爱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更应该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