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外语高杆”在外国军校竟被33个字母的组合变化搞得晕头转向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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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外语高杆”也有灰心丧气的时候

出国留学是一次难得的学业深造和人生经历，国家又实行“三包”，自然令人羡慕不已。可吃洋面包的滋味，或许只有我们这些亲历者才会有真正的苦乐酸甜感受。

无论去什么国家留学，无论公费生还是自费生，首先遇到并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语言关”。我们军人出国留学也不例外。根据中俄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 我们为期 3 年的中级班学员将是全程俄语教学，不带翻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至 2013 年解放军外派军事留学生学制最长的一批，这期间到俄罗斯总参军事学院留学的高级班学员一般为带翻译的 1 年或半年时间，我们毕业之后的中级班学员留学时间都改成了 2 年或 1 年学制。随着俄军“重塑武装力量新面貌”改革推进和军事教育体系调整，从 2013 年开始，中国留学俄罗斯的中级班军官恢复了 3 年学制，一年预科，两年专业学习。

我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 12 名校级军官，分别来自总部机关、军区部队、军事院校和科研单位。年龄上，最小的 30 岁，最大的 38 岁；文化程度上，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还有 4 人为军事学硕士研究生；军衔上，上校 2 人，中校 5 人，少校 5 人；俄语水平上，有 2 人是本科毕业，一位在中学学过，其他同志则连俄语字母都不认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出国之路是从学习俄语 33个字母开始的。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1996 年 4 月至 8 月，从全军各大单位选拔出来的几十名留学预备军官，被集中到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进行俄语强化培训。总部首长和学院领导高度重视， 俄语教研室张瑞真主任亲自出马，老中青教员混合搭配，还为我们开设了外国军情、国际关系、外交礼仪和计算机等多门课程。

说来也巧，这所学院正是我的大学母校，南京是我曾经学习生活过 4 年的第二故乡。10 年前，我与朝夕相处几年的大学同学难舍难离，满怀着报国强军激情北上，被分配到青岛海军单位工作；10 年后，我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南京母校，内心充满着亲切、激动的回家之情。

首批军事留学生俄语强化班结业典礼

故地重归，触景生情，教学楼、宿舍楼、食堂、足球场、大礼堂和梧桐树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故事。但在我的记忆中，最难忘的还是学俄语的艰辛。我在中学时曾为“反修”“反霸”学过俄语，用的是辽宁省教材，也就几十页那么厚，“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公社”“小工厂”等俄文词汇始终没忘。1982 年 全国高考时，百分制的俄语科目考了 94 分的高分。谈不上什么功底，全靠死记硬背。上军校后，接受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的全方位专业训练， 早读、上课、晚自习，在教室、宿舍和食堂“三点”之间穿梭奔波。为了学好俄语，自己的确也付出了不少努力。别的不说，上学期间得过 12 次咽炎、中过 3 次暑，至今还记忆犹新，以至于一提“南京”就有点打怵，夏天的“火炉” 滋味让我这个北方人难以忍受。医生说，咽炎是学外语的“职业病”。教员讲， 不得几次咽炎也学不好外语。真好像得咽炎与学外语有什么必然联系似的。

学外语是枯燥的，整天跟字母的组合变化打交道，真需要一个好的记忆力、 机灵劲儿和文学水平，苦练“童子功”。自知没有那般天赋，加上外语只是工具、 拐杖，单靠外语吃饭路窄、发展受限，就在 1989 年工作 3 年之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攻读军事学硕士学位，专修军事战略，毕业后又留在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从事军事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邓小平战略思想等专业方向研究。俄语在工作中基本用不上，与我渐行渐远，日益变得陌生起来。

没承想，大学毕业 10 年后再操旧业。或许我这一辈子与俄语、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机遇可遇不可求。事实也是如此，我在 1988 年、1989 年两次参加国家研究生考试，备考期间外语基本没看，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复习军事战略、军战史、战斗条令等不熟悉的专业知识，外语考试成绩 依然上了 80 分以上。2004 年，解放军总部决定从回国的军事留学生当中选拔军事外交预备干部，我有幸成为 9 名候选人之一，并在 2006 年前往中亚的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任职，再次用俄语从事军事外交工作近 3 年时间。赴任之前，又回到南京母校进行了两个月业务学习。

在南京的 1996 年军事留学外语强化班，我和几个俄语科班出身的同学被指定为“小教员”，虽说自身也有一个恢复、提高的过程，但主要任务还是帮助那些没有学过俄语的同学，为他们讲授一些学习方法、录制课文、解读词汇和语法等。大家把我们称为“外语高杆”。的确，从零开始的俄语强化学习， 对我们这些学过俄语、接受过科班培训的人来说毕竟是太简单了。5 个月的时光是令人难忘的，大家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同学谊。每个人都明白，尽管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出国留学目标而走到一起来的。每一 个人的人生开局结局都一样，但过程体验各不相同，所以人生重在过程，相逢相识是难得的缘分！

“俄语真难学，尤其是语法最难把握，变幻莫测的。”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学英语出身的，不少人还达到了国家英语六级考核标准，他们在学俄语时不时发出这样的感慨。俄语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读写基本一致，有点像汉语拼音。但俄语不同于汉语一类的象形文字，它是形合语言，词义本身与字形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需要通过形式分析理解语义。在构词上，俄语多为派生词， 借助一个词缀产生多个词语，习惯用概括的词语表达具体事务；在组词造句上， 名词、形容词、代词等有“性、数、格”变化，动词有“时、体、态、式”等变化，突出主谓语中心地位；在连句成篇上，行文多用带定语的扩展句，开头直接点题，关键词、主句在前，然后依次揭示主句或主句中的词汇；在表达思想时，围绕主语、主句展开，由主到次、从小到大、从点到线，直线式有序递进叠加，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主从性、直线性和精确性。可以说，只要两个词 放在一起就有词法问题，一动口、一动笔就要想着词尾变化，严格遵循语法规则，难怪大家说俄语的一个名词实际上是 12 个名词，一个动词有 20 多个动词表现样式。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语的复杂结构和特殊思维，同时也折射出我们留学生活的艰辛，需要应对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 早年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元帅对自己学习俄语的感受曾有过这样描述：“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 尤患饥谨，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 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国之心。然不过外语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前辈和高级将领都能如此，我们新一代军官没有学不会、学不好俄语的任何理由，只有迎难而上，加班加点，废寝忘食。

“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但真正领会其深刻含义大概还是有了出国留学一事以后。也许是过了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段，也许真是因为俄语太难学，大家普遍学得很辛苦，有人把学俄语的过程形容为“掉一根头发，记住一个单词”。即便到了临出国前，不少同志还不会发俄语字母“P”这个颤音。不过，当听说革命导师列宁和一些俄罗斯人也不能十分纯正、准确地发出这个音时，大家自然得到了不少安慰。据说，汉语中的俄罗斯 “Россия”俄文一词被译为“俄罗斯”而不是“罗斯”“罗西亚”，就是与俄文辅音字母“P”这个颤音难发有关。初学者和非俄罗斯人常常在发“P”音之前加一个“O”音，曾经统治俄罗斯 200 余年的蒙古人习惯把“Россия”一词读 成“OROS”或“OROCCIA”，受此影响，中国晚清时期出版的《大清统一志》等都以“俄罗斯”取代了“罗斯”“罗刹”等各种叫法。

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媒介和前提。它来自生活实际，学好外语自然离不开一 定的语言环境。在我的记忆中，出国前与俄罗斯人只有过两次接触。印象最深的是在军事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1991 年秋参观北京国际航空展览会，与俄方参展工作人员进行过简短交谈。这位工作人员夸我俄语讲得好，还赠送了一套俄航空装备明信片，但我有自知之明，这仅是一种友好姿态的表示。学了几 年俄语，由于没有实践的机会，渐渐地生疏了，基本上变成了“哑巴”“聋子”， 原来掌握的基本技能差不多都还给了老师。出国留学给了我重操旧业、在实践 中恢复并提高的机会。

我们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第一年是上预科，主要任务还是学俄语、熟 悉军事术语。只是教员全都变成了俄国人，生活环境也全变了。正是这一变化， 让一切都变得那么直接、似懂非懂的，要不是有国内打下的基础，我肯定也会 与大家一样在留学初期处处发蒙。但话说回来，也正是这一变化，使我们能够学到地道标准的俄语，养成一些用俄语思维学习办事的习惯，进而为准确地理解和掌握军事专业知识、作战指挥能力创造了条件。

不带翻译的军事留学是艰难的、痛苦的。 我和另一位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外语高杆”盛跃忠同学，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期间特别是预科阶段为大家义务地承担了一些“翻译”“跑腿” 工作。其实，我只是比其他同志多学了几年俄语，有一定的词汇量和语法知识。 置身国外，时时感到底气不足，灰心丧气的时候也有过。尽管我们留学军官是有思想有理性的成年人，但从学语言的效果来说，真像幼儿园大班孩子似的。

初到俄罗斯的几周，我们都有一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笨拙感，基本处于 “半聋半哑”状态，与俄罗斯人交往比较困难，甚至有怕俄罗斯人讲话的心理。 既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也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意思。坐地铁听不出报站名， 坐过站是常事；到商店买东西，就用手指要“这个”“那个”的，买肉时分不清牛羊肉，手势比画也帮不上什么忙，就学几声羊叫或牛叫；想放松一下， 看个电影、电视也搞不清楚人家讲的主要内容。我是能听懂大概意思，嘴上却说不了多少，加上生活学习是全方位的，我比大家也好不到哪儿去，同是天涯沦落人。

在预科的下半学期，我们开始转入学习军事专业术语和战术常识，困难不是很大。要说 3 年留学最艰难的时候，是进入第二学年的专业学习前半年。我们经常满怀信心地走进课堂，却很失望地走出教室。这是因为我们上“讲座课”（лекция）犹如听天书，一堂课下来没记几行字。这种课是满堂灌，实际上是 教员介绍军事学术前沿、军事实践需求和发展趋势的讲座报告会。教员布置的阅读、笔头作业，对我们来说就别提有多困难了，且不说一晚上看不了几页， 就是看过的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书借了不少，有的干脆一页没看就还给了图书馆。学习完全是一种被动应付式的，学习非常辛苦、收效却不大。

我们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军官，有的是部队营长、团参谋长，有的是机关处长、 业务过硬的参谋，有的还具有副教授、讲师和助理研究员等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在各单位可以说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真没想到，在异国他乡被 33 个字母的组合变化搞得晕头转向，原本所具有的各种优势被俄语全给抹杀掉了。

由于进入不了状态，我与大家一样心里很焦虑，处处感到别扭，对俄罗斯人、俄罗斯社会也形成了偏激的看法。不少同志说，干什么事向来都很自信， 没想到让外语给难住了，遭死罪了。就是与俄罗斯人争辩个什么问题，想打架骂人也是一件难事。“用俄语难上加难，用汉语轻松自如”，成了我们经常自我安慰的一句口头语。

经过 1 年预科和半年专业学习之后，我们的外语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专业词汇大大增多了，教学环境也基本适应了，心里才略感到有些底气。尤其在各个专业教研室教员的“轮番轰炸”下，我们可谓摸爬滚打，尝尽了酸甜苦辣， 到留学的第二学年下半年才算闯过了语言关，学习上找到了感觉，有了一些主 动权。上专业课、外出旅行、购物办事基本都能自如应付了，养成了一些俄语思维习惯，心里较以前也踏实多了。

然而，留学毕竟是在远离祖国、亲人的情况下，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与国内存有很大差异的另一个国度里，“语言关”问题自始至终都存在。尽管我们都付出了艰辛，但听不懂、理解错、写不对、说不出的现象还是常有的。

记得一次我到莫斯科电器大集市购买录放像机，由于语言不通和缺乏经验的缘故，结果买回来的机器是单放机，只能放不能录，对学习和存储资料帮助不大。没办法又只好回去换，挑好一个“东芝”牌录放像机，卖主说要加钱， 结果又因为听错了钱数多付了人家 50 多美元。好在来自格鲁吉亚的卖主心善， 将多余的钱退还给了我。不知英语、法语如何，俄语的数字听起来挺费劲，需要领悟转换，因为俄语中没有“万”“十万”“千万”等计量单位词汇，要靠十个千、一百个千、十个百万组词而来，加上 1998 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俄罗斯卢布不值钱，10万、5万、1万面额钞票经常使用，我们不时会被天文数字所困扰。 问人家一遍两遍还行，问多了连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在专业课学习方面，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后，教员与学员之间有了许多默契感，一些同学学过的战役战术专业优势和技术装备知识储备也逐步显现出来，使留学生活的艰难局面有了很大改善。但在国外的生活学习是多方面的，所以总感到力不从心，没有融入人家的社会，没能真正了解俄罗斯人的内心世界。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郝智慧，祖籍内蒙古赤峰、出生于辽宁大连。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居住于北京海淀。1996年9月至1999年6月在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2006年8月至2008年12月在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工作。

主要研究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世界智库和俄罗斯军队等问题，出版有《邓小平军事生涯》（专著）、《和平之路：国民党军重大起义纪实》（合著）、《战略学》（合著）和主编《新中国周边大事纪实》、2014年以来的年度《世界智库战略观察报告》等书。

《我在伏龙芝学军事》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转发自中国军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