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问题_风闻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致命缺陷，就在于其新古典方法，没有充分吸收科斯《社会成本问题》关于外部性问题的研究成果，没有将外部性问题及其产权思想纳入研究视角，没有注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及欧盟排放交易法令等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国际法新成果，更没有注意到美国排污权交易和国际排放权交易等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新的市场实践，林毅夫的“要素及其结构”没有涉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产权要素和纳入外部性产权要素后的新的要素结构，因此，林毅夫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仍然是老结构经济学，即与工业文明条件下国际贸易相适应的老的结构经济学。

如果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出版）算起，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发展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期间经过古典阶段、新古典阶段和新贸易理论阶段，反映了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日益加深，贸易与投资日益呈现出一体化的局面，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亟待创新，特别是90年代开始，美国开展的排污权交易创新以及新世纪《京都议定书》和欧盟排放交易法令开始的国际排放权交易实践，需要新的国际贸易经济理论。本文对国际贸易分工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回顾，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新结构经济学，做一些“七通一平”的基础性工作，为真正的建筑大师建立“新结构经济学”大厦，做一些地质勘探的铺垫性的工作。

一、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创立阶段，即古典阶段，从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绝对成本理论到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成本理论，前后共41年。

1、绝对成本理论及其贡献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在《国富论》一书中，开篇第一句话就论述分工，认为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促使国家财富增加。斯密将其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贸易分工领域，创立了绝对成本理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一国只要专业化生产本国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产品，用以交换本国生产成本绝对高于他国的产品，就会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获得总产量增加、消费水平提高和节约劳动时间的利益。斯密不仅论证了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是各国商品之间存在绝对成本差异，还进一步指出了存在绝对成本差异的原因。斯密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适宜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因而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会绝对地低于他国。一般说，一国的绝对成本优势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禀赋的优势，即一国在地理、环境、土壤、气候、矿产等自然条件方面的优势，这是天赋的优势；二是人民特殊的技巧和工艺上的优势，这是通过训练、教育而后天获得的优势。一国如果拥有其中的一种优势，那么这个国家某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就会高于他国，生产成本就会绝对地低于他国。

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并不难理解，但是，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却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学说从劳动分工原理出发，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克服了重商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只是对单方面有利（即一国之所得必然是另一国之所失）的片面看法，从而给自由贸易政策以理论上的支持。根据其理论，斯密主张取消对外贸易中的一切特权和限制，实行贸易的无限自由。他认为，只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适宜的国际分工体系才能建立，各国才能合理地使用资本和劳动力，从事最有利的生产。这种贸易分工互利的“双赢”思想，到现代也没有过时，将来也不会过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双赢”理念仍然是当代各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贸易的指导思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闭关自守肯定落后；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仍然是斯密的贸易分工理论留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至于各国以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以获得利益，那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需要根据各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来决定。

不仅如此。斯密关于人们“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的论述，还是杨小凯教授等创立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杨小凯的内生分工与专业化的贸易模型认为，“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改进，劳动分工演进会发生，而经济发展、贸易和市场结构变化现象都是这个演进过程的不同侧面。”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发展，为解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理论内核”，其完美的理论框架和现实解释力引人瞩目，使得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成为当代贸易分工理论的重要流派，也是斯密的贸易分工理论生命力的有力证明。

2、比较成本理论及其评价

虽然绝对成本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具体的贸易格局上，斯密把互利性贸易限制在绝对成本优势的范围内，其理论局限性同样非常明显。在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比较成本理论，第一次以无可比拟的逻辑力量，论证了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不限于绝对成本差异，只要各国之间产品的生产成本存在着相对差异(即“比较成本”差异)，就可参与国际贸易分工。按照比较成本差异进行国际分工，各国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贸易，就可获得比较利益。“两优择重、两劣取轻”的思想，就是比较成本理论的“合理内核”或“精髓”。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的理论的问世，标志着国际贸易学说总体系的建立。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称它为“国际贸易不可动摇的基础”，“是在那些可以称作既正确且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中首屈一指的”。比较成本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领域客观存在的经济运行的一般原则和规律。如果说，绝对成本理论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原理，那么，比较成本理论就进一步将贸易分工互利性原理一般化、普遍化了。也就是说，李嘉图的基于比较成本的分工原理比斯密的基于绝对成本的分工原理更具有一般性。比较成本理论表明，不论这个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经济力量是强是弱，都有可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处于劣势的也可能找到劣势中的相对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从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中获得利益。从哲学高度看，比较成本理论揭示的是人类分工、协作、交换、互利的“大道理”。只有从这个角度看，才能深刻理解比较成本揭示的分工思想。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个道理，我们不妨举大家熟悉的律师与打字员的例子，这个例子几乎在每一本流行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律师能提供法律服务，打字的速度也是打字员的两倍（因为他天资聪颖），而打字员只会打字，且打字速度只有律师的一半。也就是说，律师处于绝对优势，打字员处于绝对劣势。比较成本理论告诉我们，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存在互利性分工的可能性。律师应该专门从事法律服务，打字员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也有他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这种分工对两者都会是有利的。国际经济领域也是如此。

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比较成本理论的“误读”，都与对李嘉图揭示的“大道理”理解不深有关。一些经济学家（主要是西方经济学家）经过严格证明（包括数学推导），提出比较成本理论只是在一系列假定前提下（大约有九大假定）才能成立。比如假定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要素（劳动），一旦放宽了一些假定，比如多于两种产品，就很容易找到比较成本理论不能成立的例子。实际上，李嘉图是在阐述其比较成本思想时，正确地运用抽象法而作的假定，意在说明贸易分工互利性的“道理”。也就是说，李嘉图打了个“小比方”，说了个“大道理”，这种分析方法正体现了比较成本理论的科学性。另一些经济学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比较成本理论只着眼于眼前的静态优势，不注重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和长远发展利益。按李嘉图的话去做，把生产的相对优势长期固定在少数几种产品，特别是固定在少数初级产品的生产上，将是非常不利的。甚至还有人认为，比较成本理论是产生旧的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根源。这至少对比较成本理论存在两点误解：第一，比较成本理论阐述的是贸易互利性的普遍原理，而不是对国际分工格局的具体“规划”，李嘉图绝没有让一些国家长期生产初级产品的意思，更不能对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负责。现存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其他种种历史的现实的原因造成的，与比较成本理论本身无关；第二，比较成本理论中的比较成本状况或比较优势状况实际上是李嘉图分析的外在条件，是一个“外生变量”，并被有的经济学家称为“外生比较优势”。当这种外生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时，即使根据比较成本理论本身，一国的分工格局也应发生变化。那种根据比较成本理论一国应固守原有比较优势格局说法，实际上是对该理论分析前提误解

关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讨论，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还有一个讨论的热点，即如何看待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不少专家学者仅仅根据在具有相同比较优势国家的竞争中，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的情况，就将两者对立起来。其实，这是片面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之间不仅不是根本对立的，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一致的。其一，如果不注重发挥现实的比较优势，何谈竞争优势？其二，从最抽象的理论层次分析，按照比较成本优势进行完全专业化分工，两国在特定产品生产上就具有了绝对竞争优势。假定A国生产X和Y产品比B国都具有绝对优势，而A国生产Y具有比较优势，B国生产X具有比较优势。两国进行完全专业化分工，A国专门生产Y产品，B国专门生产X产品，则A国的Y产品就会有绝对竞争优势，B国的X产品也会具有绝对竞争优势。道理很简单，因为A国完全放弃了X产品的生产！其三，如果有多个国家同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同类产品，一国的比较优势能否转化为竞争优势，那就要看各国产品的比较竞争力状况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本章后面还要作进步的讨论。

总之，古典理论揭示的是贸易分工互利性的普遍道理。这是斯密和李嘉图对贸易分工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也是后来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发展的主线。

二、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1、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及其贡献

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伯尔蒂尔·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用在相互依赖的生产结构中的多种生产要素理论，代替李嘉图的单一生产要素理论。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被视为现代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基石。由于俄林在其著作中采用了他的老师赫克歇尔1919年用瑞典文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的主要论点，因此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也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O模型）。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假定各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一样的(即各国生产函数相同)，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各个国家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不同。所谓生产要素禀赋，指的是各国生产要素(即经济资源)的拥有状况。一般说来，一个国家丰裕的生产要素，其价格就便宜，反之，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其价格当然就高些。各国生产要素禀赋比率不同，是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各国都生产使用本国禀赋较多，价格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的商品以供出口，这样，双方都可获得利益。另一个是生产各种商品所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不同，亦即不同商品生产的要素密集度不同。根据商品所含有的密集程度大的生产要素的种类的不同，可以把商品大致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土地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不同类型。即使生产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生产要素的组合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同样生产大米，泰国主要靠劳动，而美国则主要靠资本和技术。不论是生产不同的商品，还是生产相同的商品，只要各国生产商品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或比例不同，就会产生比较成本差异。从而产生贸易分工的基础。很明显，一国如果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佳组合，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中多用价格低廉的生产要素，就能在该种商品上具有较低的比较成本。

俄林论证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逻辑思路是：商品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而商品价格的差异是由于商品生产的成本比率不同；商品生产成本比率不同，是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比率不同，而生产要素价格比率不同，则是由于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不同。因此，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不同，是产生国际贸易的最重要的基础。一个国家出口的是它在生产上大量使用该国比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进口的是它在生产上大量使用该国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各国比较利益的地位是由各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相对充裕程度来决定的。用俄林的话来说，就是：“贸易的首要条件是某些商品在某一地区生产要比在别一地区便宜。在每一个地区，出口品中包含着该地区拥有的比其他地区较便宜的、相对大量的生产要素，而进口别的地区能较便宜地生产的商品。简言之，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昂贵的商品，而出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

H－O模型继承了传统的古典比较成本理论，但又有新的发展。

第一，李嘉图用比较成本差异阐述了贸易互利性的普遍原理，而俄林等则进一步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解释了为什么比较成本有差异。第二，俄林把李嘉图的个量分析扩大为总量分析，不是单单比较两国两种产品的单位劳动耗费的差异，而直接比较两国生产要素总供给的差异，从一国经济结构中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这些最基本的因素来解释贸易分工基础和贸易格局，在理论上有所发展和创新。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不仅能说明比较成本的决定因素，而且也能说明要素价格的变动以及收入分配。在开展贸易后的短时期内，由于只发生商品价格的变动而没有发生生产要素在进出口部门之间的流动，两国价格上升行业(出口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的报酬都会上升，两国价格下跌行业(进口竞争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的报酬都会降低。开展贸易后的长时期内，由于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引致了生产要素在进出口部门之间的流动，引起了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影响到要素所有者的报酬收入，即会使在价格上升的行业(即出口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在价格下跌的行业(即进口竞争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如果各国都以各自的生产要素禀赋比率差距为基础进行贸易，其结果是贸易前相对丰富的要素价格上涨，相对稀少的要素价格下降。这样的过程发展的结果，将会逐渐达到要素价格比率的国际均等化。这就是所谓“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194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再论国际要素价格均等》一文，论证了这一定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来解释贸易格局，而要素价格均等定理则反过来分析国际贸易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发生增加了对相对丰富资源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它的价格，也就是增加了它的报酬，另一方面减少了对相对稀缺要素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它的报酬。通过国际贸易，可以改变一国的经济结构，使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从而使产量增加，收入增加。这些分析对于一国如何利用本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以获得贸易利益，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可见，新古典贸易理论对于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俄林因此获得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理论也一直存在争论

2、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对二战后的国际贸易分工格局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并受到不少经济学家的重视。其中，美国经济学家里昂剔夫1953年还以美国1947年和1951年的进出口结构为案例，借助自己的投入产出法，想来验证该理论的正确性。结果，他发现美国出口的竟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的却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一结论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推断的贸易格局相反而被称为里昂剔夫之谜。

里昂剔夫之谜的出现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激烈而富有意义的争论。不少经济学家据此认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被推翻了，因为可以找到大量诸如里昂剔夫之谜之类的“经验证据”，这里也明显存在对要素禀赋理论的“误读”。

其一，国际经济学界对昂剔夫之谜所作的种种解释，如要素密集度变换论、要素非同质论、贸易壁垒论、需求偏向论、自然资源论等等，大都没有离开要素禀赋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即一国要素禀赋比率决定一国产业（或产品）比较优劣势的的方法。可以说，围绕里昂剔夫之谜作出的各种理论分析，补充、丰富了要素禀赋理论，增强了这一理论对国际贸易实践的解释力。

其二，后来出现的所谓“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认为，应赋予生产要素以新的含义，扩展生产要素的范围，生产要素不仅仅是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所说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技术、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信息以及管理等等，都是生产要素，这些无形的“软件”要素越来越成为形成贸易的基础，它决定着一国比较优势格局。新要素理论当然是对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但就分析方法而言，新要素理论与传统要素贸易理论并无本质的不同。

其三，纵观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在理论上被证伪、经验上被否定的文献，无非是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所赖以建立的假定条件上做文章，声称要素禀赋理论只论述了贸易量及模式与相对要素禀赋的关系，忽略了需求、技术差别等因素。这显然是对建立经济模型所必需运用的抽象法缺乏足够的理解有关。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说过：“建造模型、深化认识的艺术，就是尽可能地做出最为彻底的简化，同时又不致排除掉对有关问题至为重要的因素。”“一个模型如果把现实世界的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其用处不会超过一张比例尺为1：1的地图。”俄林为了建立要素禀赋理论而作的一系列假定，是合理的。没有科学合理的假定，不运用抽象法，几乎无法进行任何经济分析。只要是正确的抽象，所得出的结论就更真实，更一般，更具普遍性。

关于要素禀赋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问题，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也存在一些分歧。

按照H－O模型，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在讨论迎接加入WTO的挑战时，国内广为流传着歧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点，以发展知识经济、高新技术产业而否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性，其理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实际上，一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自然就越强。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利用了由该国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中国目前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产品大多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利润从而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量也较大。林毅夫等（1999）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能够正确地遵循要素禀赋优势，其经济结构就会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而以“小步快跑”的方式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再者，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不一定是技术落后的产业，随着高新技术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里的快速应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也大大提高，同时，在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中，也有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我们应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相对丰裕、成本低廉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这不仅能够壮大我们的国力，而且可以解决十分重要的就业问题。

三、  新贸易理论

以比较成本理论和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理论有两个重要假设前提：一是假设产品的规模报酬不变，二是假设国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这些假定前提下建立的理论模型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经典理论。但是，也应看到，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商品是以递增规模报酬生产的，大规模的生产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同时，大多数工业品类似但有差异，国际市场是垄断竞争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吸取了以往国际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些经济学家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差异化等概念和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提出了所谓“新贸易理论”。

1、规模经济（规模收益递增）与国际贸易分工

现代经济中很多产品（如汽车业）的生产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规模经济又可分为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前者是指产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又称外部经济，是指单个厂商从同产业内其他厂商的扩大中获得的生产率提高和成本的下降。后者是指个别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又称内部经济，是指厂商的单位产品生产成本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这里的外部规模经济对于产业来说是内部的，而对于该产业中的厂商来说则是外在的。这不仅是指国内同一产业的扩大而且是指世界同一产业的扩大。由于国际贸易分工的存在，世界上同一产业的扩大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促进本国厂商生产率提高和成本下降。一般来说，厂商是不必为获得这种外部经济而付费的。

（1）、外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分工

外部规模经济（简称外部经济）的产生与聚集经济有关。所谓聚集经济，是指由于许多厂商聚集在一起而使单个厂商的生产率得以提高、成本得以下降这样一种状况。外部经济可以分为技术外部经济和货币外部经济两类。技术外部经济是指厂商通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厂商的技术外溢和从“干中学”获得技术和知识，从而带来市场效率提高和成本下降。厂商获得这种技术外部经济的途径主要有直接的技术信息传播、技术工人的流动、模仿和“反向设计”（即将别人的产品拆开来看它是如何设计和制造的）等。货币外部经济是指厂商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聚集中获得的市场规模效应，包括从这些产业的集中和扩展中便捷、廉价、可靠地获得原材料、中间品、技术工人和专门化服务，从而获得生产率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一般来说，狭义的外部经济仅指技术外部经济，广义的外部经济既包括技术外部经济，又包括货币外部经济。新贸易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引入了广义外部经济的概念。

外部经济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范畴，很难量化，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它又随处可见。我们可以看到，特定的产业或产业集团都具有在地理上集中的强烈趋势。一旦某个产业由于历史或偶然因素在某个地方率先建立起来，它往往引来更多的厂商在这里集结，从而使该产业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并维持下去，因此就出现产业在特定区域、城市和国家集中的现象。例如：产业的区域集中。1870－1960年间，尽管美国东北部的传统制造业带的自然资源优势日益减少，但制造业仍留在这一地带。产业的城市集中。如美国加州的硅谷，意大利米兰的时装业，伦敦的金融业，世界许多城市的电子街、金融街、文化街。产业的国家集中。如瑞士的钟表业和巧克力，意大利的瓷砖业，荷兰的花卉业，日本的机器人，德国的高性能汽车，美国的计算机。这些产业在特定国家发展，并不能完全用自然资源和比较优势来解释，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偶然因素或政府的支持使之产生在特定国家，而外部经济因素则使之得到发展，并使之在国际贸易分工中长期居出口优势地位。

可见，外部经济的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厂商和产业在地理上集中；二是促进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新加入厂商从技术外溢和干中学中获得已有技术和管理经验，同一产业的交流和竞争的促进，与相关产业互相促进、共同提高）；三是促进国际专业化分工的形成。

外部经济提供了政府干预贸易活动的依据。实际上，以外部经济为基础进行贸易干预并不是新观点，它是幼稚产业保护论的论据之一。但是，传统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定限制了人们对外部经济的认识，也没有外部经济发挥作用的空间。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贸易的基础是各国生产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而不是规模经济，因此没有外部经济的地位；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厂商的知识投资没有被引入模型，作为厂商不能完全占有其知识收益的外溢物的外部经济也就不能得到确认；在完全竞争的贸易模式中，唯一能够起作用的是与完全竞争相容的技术外部经济，即厂商相互学习彼此的创新，而排斥了与报酬递增相联系的市场规模的作用。由于技术外部经济是可以跨国界流动的，因而它与国际贸易分工关系不大。因此，以外部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分工理论和政策不可能得到发展。

20世纪80年代，新贸易理论把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引入贸易模型，确立了外部经济在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中的重要地位。首先，新贸易理论证明，由于外部经济可以提高生产率，使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着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因而它与生产技术、要素禀赋差异一样，也是国家之间贸易的基础。其次，新贸易理论把厂商的知识投资纳入了贸易模型之中，从而将外部经济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厂商不能完全占有其知识的收益，这就告诉我们，那些研究与开发投资比重大的产业最有可能产生大的外部经济。第三，新贸易理论通过将外部经济区分为技术和货币外部经济的方式，考虑了市场规模的作用，并将其纳入不完全竞争分析之中。最后，新贸易理论认为，由于许多市场（如劳动力市场、中间投入品市场等）并不是完全国际化的市场，外部经济也不可能完全跨国界流动。

新贸易理论认为，作为国际贸易分工的重要基础，外部经济对国际贸易分工具有下列四方面的影响。第一，对那些具有显著外部经济的产业来说，需求和出口市场的扩大可以引起供给和产业规模的扩大，产业规模的扩大会强化外部经济的作用，促使产业的平均成本和价格的降低，产品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第二，在那些具有相似要素禀赋、成本和需求曲线的国家中，首先进行生产和开辟出口某种产品生产的国家将获得该产业的比较利益，并能通过外部经济的作用来巩固和扩大该产业的比较利益。第三，为获取具有显著外部经济产业的战略利益和有利的国际专业化分工，一个国家不能消极地等待偶然的机遇，而应当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达到这一目的。第四，外部经济产业的贸易扩展必然会对本国和外国消费者以及出口商品生产者带来利益，甚至能使外国的生产者得利，但如果它夺走了外国生产者的生产份额，则会使其竞争对手受到损害。外部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分工的影响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在国际贸易分工中，率先进入具有外部规模经济特征的产业的厂商将获得“领先一步”的优势。

（2）、内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分工

内部规模经济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生产要素的不可分性和厂商内部分工造成的。许多技术复杂的商品生产往往需要规模巨大而复杂的生产设备，高度的劳动和管理分工，大量复杂的科研活动，巨额原材料买卖，因而只对那些具有相当规模的厂商才是可能和经济的。由于规模经济的制约，这些行业不可能允许有很多厂商在该产业内进行竞争，因此，具有内部规模经济的行业，往往是不完全竞争的行业。实际上，传统贸易理论的代表俄林也认识到规模经济（报酬递增）是国际贸易分工的重要基础，但由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石是假定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无法将规模经济引入分析框架，否则传统贸易理论完美而简洁的结论便不复存在。而新贸易理论则将规模经济作为当代国际贸易分工的重要基础，着重探讨了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对国际贸易分工的影响。

 2、不完全竞争与国际贸易分工

传统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但实际上完全竞争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新贸易理论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分工的影响。

一般地，国际贸易分工中的不完全竞争可分为以下四类：（1）垄断，即只有一个卖者；（2）寡头垄断，包括双头垄断，即只有少数卖者，它们出售相同或类似产品；（3）垄断竞争，即有很多卖者，每一卖者出售的商品都不同于别的卖者，产品可相互替代；（4）卡特尔和国际商品协议，即由一种组织对不同国家的生产者或政府作出限制性的安排，以限产保价。按照正统经济学理论，不完全竞争扭曲了世界经济中的价格体系，厂商的定价行为背离了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从整个国家来看，商品之间的价格比率不等于其成本的比率，国际分工不能完全由机会成本调节，从而影响到资源的配置和社会福利，难以达到最优境界。由于纯粹垄断像完全竞争一样不切实际，而解释卡特尔和国际商品协议行为的模式是从寡头垄断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因此，新贸易理论主要分析了同内部经济有关的寡头和垄断竞争两种不完全竞争对国际贸易分工所发生的影响。

新贸易理论在分析寡头与国际贸易分工的关系时，大多采用数量假设的古诺模型，即假设寡头厂商在选择其利润最大化产出时，其他寡头厂商的产出不受自己的影响。用古诺方法考察寡头产业结构对贸易格局的影响有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卖方集中对贸易的影响以及贸易对卖者集中的影响；另一条途径是市场分割与贸易两者的相互影响。在卖方集中的情形下，若一个国家为生产一种产品而进行竞争的公司数目少于另一个国家，即卖者集中在后一个国家，其他条件相同，那么，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第一个国家该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而如果进行贸易，该国就会进口该商品。同时，贸易对卖方集中也有影响，因为贸易的存在，甚至双方进行贸易的可能性，都会加剧卖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的加剧，正是贸易获益的来源。在市场分割的情形下，如果运输成本或其他贸易障碍能使公司对不同的顾客索取不同的价格，寡头厂商就有进行价格歧视的动机。这表明，仅仅由于寡头厂商之间相互入侵对方市场的战略行为（如为夺取更大市场份额而在对方市场上低价倾销），或寡头厂商之间的模仿性出口战略，也能引起国际贸易分工。因此，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本身可以导致国际贸易分工，比如产业内分工贸易。

新贸易理论在运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来解释战后国际贸易分工新格局时，强调了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克鲁格曼甚至证明，在垄断竞争条件下，运用产品差异化，即使两个国家在所有方面完全相同，两个国家也会存在贸易。而且两个国家越相似，贸易量越大。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古典、新古典贸易分工理论是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研究的是主要是产业间贸易，因而在传统贸易理论框架中，没有关于公司的分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产业间贸易的基础主要是基于广义比较优势的要素禀赋优势，从而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当然会转换成公司的竞争优势。而新贸易理论研究的主要是产业内贸易，在产业内贸易中，各国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为公司的特定竞争优势，因为产业内贸易的基础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产品差异化优势以及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实际上，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使得众多的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形成一国内某种产品由一家或少数几家厂商来生产的局面，大型企业进而能发展成为出口商。由于规模经济的制约作用，每一国的大型企业只能生产出系列有限的产品来，同时，各国生产的产品又各具特色。产品差异的存在，既是促进企业走向专业化、大型化的因素，从而能获得经营上的规模效益，又为生产者的相互竞争提供了市场。可以说，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导致产业内贸易的基础性原因。而以产品差异化和规模经济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主体无疑是当代国际竞争的主角――公司。

3、新贸易理论的地位及其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关系

 新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下的2×2×2模型不过是新贸易理论J×M×N模型的一个特例。事实上，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比较优势原理和要素禀赋论仍能解释一部分国际贸易分工现象，特别是产业间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则进一步拓展、细化了比较优势原理，并承认比较优势原理是无可辩驳的，只是在引入规模经济之后，比较优势的来源不仅仅限于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实际上，新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优势完全可以看作是比较优势的一部分，是动态的比较优势，杨小凯将其称作内生的比较优势。

新贸易理论尤为引人注目的地方，还在于其对贸易现实的解释力。由于以现实世界的客观事实作为理论前提，新贸易理论对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贸易量的迅速增长等理论难题的解释雄辩有力，而且在政策建议方面，新贸易理论更是在现实世界不能处于最优的条件下，提出了诸多使经济运行达到次优的对策措施。在这一点上，新贸易理论比完全自由主义经济学更为现实、对策更为可行。

总的来说，当代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比较成本理论、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等传统国际贸易分工理论进行了修正、补充和改造，并得出了不少全新的结论，这是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这是因为，传统贸易理论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以国际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为分析前提。但现实的市场是垄断竞争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日益普遍，跨国公司的决策影响甚至左右着贸易和投资格局，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发展迅速，在此情况下，再坚持生产要素禀赋比率的分析方法，显然难以对上述贸易新现象作出有力的说明。当代国际经济学家提出了种种新的见解，以说明这些国际贸易分工新现象。规模经济、递增收益和市场结构理论被广泛用来解释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

四、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国际贸易新理论已经获得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但实际上，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1991年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对当代国际贸易现象更能作出一般性的解释，也应被纳入新贸易理论的范围，只不过对该理论能否作为一般的国际贸易理论，在认同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争议。下面，我们首先介绍该理论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分析它与其他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比较优势理论之间的关系。

1、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

迈克尔·波特以《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三本书震动了西方学术界和企业界。前两本著作主要研究产业竞争优势的创造，而《国家竞争优势》则主要从宏观角度论述了一国如何确立和提高本国产业的国家竞争优势。所谓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国帮助其产业和企业持续地以较低价格向国际市场提供高质量产品、占有较高市场份额并获取利润的能力。因此，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实际上是探讨产业内贸易条件下，一国如何确立特定产业、特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的理论。

迈克尔·波特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有深刻的时代背景。20世纪70年代，美国汽车、钢铁等传统的工业部门被日本、西欧赶超，生物、电子等高科技产业也面临两者激烈的竞争，美国的国际竞争地位下降。在此情况下，提高美国国家竞争力问题举国关注。1983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成立了国家竞争力委员会，波特是其中一员，领导一个11人小组，负责产业竞争力研究。1991年提交了《国家竞争优势》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而取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有合适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而这主要又主要决定于四组基本因素，即要素条件，国内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撑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这四组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可单独发生作用，并同时作用于其他因素。四者组成一个系统，共同决定国家竞争优势。另外，国际竞争优势还受到机遇和政府作用的影响，但由于两者要通过四组基本因素影响国家竞争优势，所以属于辅助因素。因此，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实际上是研究这四组因素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的理论。由于这四组因素画图构成一个菱形，因此也称菱形机制。四组基本因素以及两组辅助因素对国家竞争优势影响。

（1）、要素条件与国家竞争优势。波特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对某一产业十分重要的某类低成本要素禀赋或独特的高质量要素禀赋，该国的公司就可能在该产业获得竞争优势。要素包括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等，它们不仅包括数量，还包括质量、获得成本的高低。

根据产生机制和所起作用，要素可分为基本要素和推进要素。基本要素是指一国先天拥有或不需太多投资便能得到的要素(如自然资源、地理位置、非熟练劳动力等)。推进要素是指必须通过长期投资和培育才能创造出的要素(如高质量人力资本等)。对于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而言，后者更为重要。这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基本要素的需求减少，靠基本要素获得的竞争优势难以持久。而只有推进要素才是稀缺的，这不仅因为它需要较复杂的私人和社会投资，而且要创造推进要素，创造机构本身就需要高级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因此，推进要素才是竞争优势的长远来源。在特定条件下，一国某些基本要素上的劣势反而可能刺激创新，使企业在可见的瓶颈、明显的威胁面前为提高自己的竞争地位而奋发努力，最终使国家在推进要素上更具竞争力，从而创造出动态竞争优势。但这种劣势向优势的转化是有条件的：第一，要素劣势刺激创新要有一定界限，如果企业处处处于劣势，则会使企业在过大竞争压力下被淘汰；其二，企业必须从环境中接受到正确的信息，从而知道挑战的严重性；其三，企业要面对一个相对有利的市场需求、国家政策及相关产业条件。

要素根据其作用和专门性又可分为一般要素和专门要素。一般要素是指适用范围广泛的要素，如一般的港口、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雇员等；专门要素则是指专门领域的专业人才、特殊的基础设施、特定领域的专门知识等等专业性很强的要素，比如专门供集装箱装卸的港口、研究所毕业的专业人才等等。越是高级的要素越可能是专门要素。专门要素比一般要素更能为一国创造持久的竞争优势，因为一般要素提供的仅是基本类型的竞争优势，它们的供给在许多国家都能得到，容易被取代或失去作用。而专门要素的获得不仅需要更专一、更具风险性的投资，而且通常需要以丰富的一般要素为基础，在更复杂或更具专业性的生产中不可或缺，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

（2）、国内需求与国家竞争优势。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国内需求对国家竞争优势没有影响，因为他们都假设各国消费者偏好是一致的。但波特认为，国内需求直接影响一国的国家竞争优势。波特认为，国内需求的重要性是国外需求所取代不了的。来自国内需求的信息常常在公司决策中占支配地位，一件产品的设计几乎总是首先反映国内需求的。

（3）、相关产业、支撑产业与国家竞争优势。所谓相关产业，是指共用某些技术、共享同样的营销渠道和服务而联系在一起的产业或具有互补性的产业，如计算机设备和计算机软件，汽车和轮胎等等；所谓支撑产业，是指某一产业的上游产业，它主要向其下游产业提供原材料、中间产品。

相关产业对某一产业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它可以促进有关产业的创新，这是因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相关产业一旦进入某一产业，往往使后者位于较高的发展起点，促进其创新和升级；另外，由于营销渠道和服务的共享，相关产业的国际成功还可带动有关产业的国际成功，使有关产业在生产初期便能迅速打开国际市场。高效率的支撑产业对下游产业的促进作用在于它能够有效地降低后者的生产成本，并不断与下游产业合作，促进其创新。

因此，波特认为，一国若有一系列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关联产业，则容易产生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有竞争力的相关产业往往在一国相生相伴。一国要使其某一产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必须注意相关和支撑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分布的集中、信息的交流，取得地方经济和集团经济效果，建立起强大的产业簇群。

（4）、公司结构、战略和竞争与国家竞争优势。波特认为，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皆有各自的规模、组织形式、产权结构和竞争目标，它们构成企业的管理机制。公司要在竞争中赢得优势，必须根据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作出合适的选择。比如一些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为适应客户千变万化的需求，必须选择灵活的体制；而一些大型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则必须保持组织管理上的严格有序。

对于公司间开展的国内竞争，波特强调，强大的本国竞争对手是企业竞争优势得以产生并长久保持的最强有力的刺激。激烈的国内竞争下，国内公司间产品、市场的细分可以阻碍外国竞争者的渗透；正常竞争状态下的模仿效应和人员交流效应可提高整个产业的创新速度，促进产业升级；国内的激烈竞争还迫使企业尽早向外扩张，力求达到国际水准，占领国际市场。鉴于此，波特反对“国内竞争是一种浪费”的传统观念，认为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在短期内可能损失一些资源，但长远看则利大于弊。国内竞争对手的存在，会直接削弱国内企业相对于外国企业所可能享有的一些优势，从而迫使它们苦练内功，努力提高竞争能力。

（5）、作为辅助因素的机遇、政府作用与国家竞争优势。机遇是指重要的新发明、重大技术变化、投资成本的剧变、外汇汇率的重要变化、突然出现的世界或地区性需求、战争等偶然性事件。机遇的作用在于它可能打断事物发展的正常进程，使原来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丧失竞争优势，落后国家的公司则可借此获得竞争优势，并后来居上。但一国能否抓住并有效利用机遇则取决于四组基本要素，因而它属于辅助因素。

政府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通过对四种因素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国家竞争优势。如政府可以通过教育政策影响劳动力要素；通过产业组织政策为产业、公司竞争力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环境；通过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培育国内需求，等等。因此，政府作用对于国家竞争优势必不可少。但由于政府作用通过影响四种因素影响而表现出来。因此，它也属于辅助因素。

2、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关系及其意义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当代国际贸易分工中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在这一浪潮中，国际生产要素的流动日益频繁，每个国家都逐渐被纳入到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全球网络中，这使得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和直接。在这种竞争中，任何一个国家不再可能一味依靠基于要素禀赋条件的比较优势，通过保护来赢得有利的国际贸易分工地位，而只能通过竞争优势的创造，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增进本国人民的福利。因此，国家竞争优势已成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关于国家竞争优势来源的论述、关于取得和保持国家竞争优势途径的探讨，对于所有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一个国家要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重视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投资，重视国内需求，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大力提倡企业的创新。

如前所述，对于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关系，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论。我们认为，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这里对林毅夫教授等对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介，以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林毅夫、李永军（2003）分析了作为一种贸易理论的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竞争优势理论所要解释的是企业或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来源，因此，直接构成一种国际贸易理论。这样，就可以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两种理论的对比放在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总体框架之下。

他们认为，按照波特的阐述，竞争优势理论虽然也讨论“低成本竞争优势”，但是，该理论的重心在于解释企业、行业和国家如何形成“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进一步讲，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企业持续的“创新”活动。从这个角度看，作为一种贸易理论，竞争优势主要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相似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和行业内贸易现象，因而属于“新贸易理论”的范畴。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都证明，由于国际贸易产生的多因性，在比较优势理论（或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对立的或者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更接近于相互补充的关系。比较优势理论通常用来解释两个要素禀赋结构差别很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则被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产业内贸易现象。因此，不能因为比较优势理论难以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现象就简单地拒绝该理论，并将其与竞争优势对立起来。

在此基础上，林毅夫教授等还进一步指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是波特“钻石机制”中的四个主要因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是国家创造和维持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其原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要素方面，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都强调生产要素在企业和产业创造竞争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一个企业在其产品、技术和产业选择中，必须充分利用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而竞争优势理论则更加强调所谓“高级”生产要素（比如高级的人力资本、大学和研究机构等方面）的重要性。波特指出，“高级生产要素是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其创造的途径则是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方面进行持续的投资。但是，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必然需要大量的投资。投资的来源只能是企业和整个经济通过过去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经济剩余。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活动，企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因此，遵循比较优势，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生产活动，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而且，也是不断积累更为“高级”的生产要素的必要条件。

第二，同业竞争方面，波特认为，激烈的同业竞争能够给企业提供足够的压力来增加对高级生产要素的投资和研究开发活动的投资，从而有利于推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林毅夫等认为，对一个特定的行业来说，只有该行业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时，同业间的良性市场竞争才可能实现。一旦政府决定推动该行业违背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行“赶超”，良性的市场竞争就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1）赶超企业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技术方面的优势；（2）这些企业又不能利用经济的比较优势来形成成本方面的优势。在两种优势都不存在的条件下，在竞争的市场中，该行业中的企业不具有自我生存能力，只能依靠政府保护。如此，该行业不可能出现波特意义上的激烈竞争，只会产生行业垄断。行业中的企业热衷于借助寻租活动来保护垄断，而不是积极创新。所以，一国只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同业之间才会有最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第三，需求条件方面，林毅夫等认为，需求条件包括多种内容，一些内容更多地属于外生性条件，不必进行深入的讨论。但即便如此，其中的一些内容如消费者的“内行而挑剔”也不是纯粹的外生变量。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一个行业属于“赶超”性行业，那么，客户就很难挑剔该行业的产品。因为赶超通常意味着政府保护，政府政策总会或多或少地偏向于保护生产厂商而不是客户，这就使客户“挑剔”企业产品的成本提高。另一方面，赶超又总是与垄断纠缠在一起。在垄断的条件下，客户进行选择的余地会明显地缩小。两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就难以出现内行而挑剔的客户了。只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让市场充分竞争，“内行而挑剔”的消费者才能产生。

第四，关于相关与支撑产业，竞争优势理论非常强调相关与支撑产业（或产业集群）对于企业和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性。林毅夫认为，产业集群的出现以及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相互联系的性质都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在违背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下，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集群很难出现。首先，如果一个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完全的民间投资就难以持续赢利，进而就不会出现足够的民间投资来进入该产业。这样，如果政府选择某个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在某个产业选择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技术，它就需要利用财政资金直接在该行业建立国有企业或者通过向民间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该行业。由于国家能够建立的或是能够得到国家补贴的企业总是有限，这样，赶超企业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相关和支持性企业来支持。另一方面，政府的直接进入或者扶持又必然涉及相关企业的计划协调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计划协调的成本可能会相当高。其结果是，政府宁肯将主要的生产过程都包括在同一个或者为数很少的几个企业之内。这也正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赶超企业经常“大而全”或“小而全”的直接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与支撑产业或者一个产业集群是很难出现的。相反，在那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获利的可能性高，投资的企业会很多，分工也就可以比较细，新的相关或者支持性企业将不断出现。产业集群的出现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目前，我国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所出现的产业集群都属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其原因也正于此。

鉴于以上分析，林毅夫教授指出，只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才可能形成。或者说，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与必要性条件。波特特别强调高级人力资本和研发的重要性，这是和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等10个发达国家有关。发达国家拥有相对丰富的物资资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处于新技术前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各个产业中的新产品研发区段。在这些产业和产业区段中的生产和研发活动，需要高人力资本的人才，才能较好地克服新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所以，具有高物资资本水平国家的企业，必须雇佣具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强调研发和新产品开发的重要性，正是这些企业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必然要求和表现。

虽然理论和实践表明，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对当代的国际贸易现象作出解释，但由于其缺乏精确的计量分析，使用的一些经济学语言也不够规范，因此，对该理论能否作为一般的国际贸易理论，西方经济学界存在广泛争议。例如，格瑞威（Greenaway，1993）对波特将其分析框架称为理论感到“愤怒”，因为其模型既没有用标准的经济学语言表述，亦无规范的数学推导；著名国际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93）认为波特的理论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比较优势各种观点的旧调重弹，很难说该模型是波特的原创作品；瑞格曼（Rugman，1991）认为，波特强调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这只适用美国、日本、欧洲等大国，不适用加拿大一类的外向型经济，等等。

五、外部性问题的新探索：张五常租值消散理论

（未完待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