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香港更全面纳入国家战略大局，促成类似“二次回归”的新周期_风闻

近来一段时间，中央政府对香港频频释放利多，内地和香港的互动融合也不断增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在港两院院士来信作出重要指示引发香港科技界热烈反响。5月12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出席汶川大地震10周年悼念仪式，并参访四川多地。

不久前，港澳办主任张晓明也对香港作出“去斗争性”表态，说明内地和香港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融合，这无不透露着希冀香港与内地“从斗争到大和解”的转变。

对此，有香港媒体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中央治港的新共识已逐步形成，聚焦于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通过将香港更加全面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发展大局，促成一种类似“二次回归”的、“一国两制”范畴内的国家建构及其制度化。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率团到访四川，出席汶川地震10周年悼念仪式。在川期间，林郑率团参观访问四川多处科教场所。

港媒：习近平在给香港院士回信中提到，支持香港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提出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发挥内地和香港各自的科技优势，为香港和内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作出贡献，是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题中应有之义。此番表态，被认为是在为香港下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心剂。对此你作何评论？

**田飞龙：**习近平回信总体上体现了中央对“一国两制”之国家理性及发展主义逻辑的全面准确理解： 其一，“一国两制”是中国整体性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战略方案的一部分，纳入这一宪制体系的中央与地方都有责任去思考如何实现国家发展与地方发展的动态平衡，创新科技是新时代推动国家与香港“共赢发展”的抓手，符合“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战略定位；

其二，“一国两制”包含着深刻而富有生命力的国家理性，即国家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授权与香港对国家的持续贡献力的理性结合，创新科技是一个最佳结合点；

其三，“一国两制”已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创新科技层面的融合发展可以促成香港经济的结构性升级以及与国家发展及科技进步的协同整合。

其四，经济民生是中国模式之“发展主义”的核心内涵之一，通过“发展”解决问题，而不是陷入“过度民主化”的政治陷阱，是“后占中”治理的共识基础，回信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治理的基本立场与发展期待；

其五，香港在新全球化时代维持其国际地位离不开国家的“精准”支持，“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国家对香港发展的新战略设计，是香港传统“四大中心”之外的增量式发展，代表了香港的未来竞争优势。

港媒：将“一国两制”从政治层面扩大至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并直言是题中应有之义，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拨乱反正”了。

**田飞龙：**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既往存在变形走样的情况，比如香港偏向于理解为完全自治及单纯保护香港利益，对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未能体认及自觉促进，这就远离了“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回归后一段时期内国家对港政策也存在过度放任及对“一国”之利益与制度性权力认知与维护不足的缺陷，宽泛遵循“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取向，对“两制”的融合发展及“一国”之国家整体利益的凸显未能提供充分的法理及政策支持。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在新全球化、国家发展及香港“占中”运动等多重因素刺激下重新通盘思考“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意涵，通过2014年白皮书、2017年“七一讲话”及十九大报告“一国两制”专节相对系统完整地回答了什么是“一国两制”以及如何结合时代需求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重大问题。

此次习近平回信认为香港应发展创新科技及改善经济民生，尤其是聚焦与内地的融合发展，正是对既往认知与实践的合理调整与校正，符合“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及国家与香港的共同利益。

“一国两制”是一个全面涵盖香港治理与发展的整合性宪制框架，不限于政治层面，也包含了丰富的经济社会内涵乃至于国际化因素。“两制”受国家宪法保护，其根本目的在于促成国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促成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族伟大复兴。无论是对“一国两制”偏向本地化的理解还是偏向政治性的理解，都有一定的片面性，不适应新时代依法治港及有序融合的发展需求。

港媒：具体到陆港两地的科创发展，有什么具体建议？

**田飞龙：**第一，特区政府加强创科局的政策制定功能及预算经费支持，加强对创新科技的产业激励及对大学相关专业和研究机构的资助；

第二，香港与内地的创科合作以“深港合作”为基础，全面对接，实现创科研发与成果转化的一体化，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科技发展的主动力；

第三，国家更加全面及具体支撑香港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将香港更深度纳入“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规划，鼓励和支持香港举办国际科技创新高峰论坛及联合创新体系建构；

第四，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开展更深度的联合培养创科人才合作，鼓励支持香港高校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创科取向的分校或研发基地。

港媒：就在习近平表态支持香港科创以及致信的同一天，香港科技大学发表大湾区创新科技发展报告，指本港竞争优势正迅速消失，而特区政府“放任”政策不再合时，应积极透过政策带动创科发展。被问及香港需否等待国家出手驱动创科发展时，加盟科大的张炳良表示，“我不赞成等人（中央）给我们框架，我们才去做，这不是香港精神。”你怎么看报告对于港府“放任”政策的指控？又如何理解“根本不需要等待国家政策”的言论？

**田飞龙：**港府“放任”政策来源于港英时期新自由主义管治哲学，强调市场优先，政府只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是与香港当时所处的大英帝国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及香港的自由港地位相适应的。有英国的决策保障，当时的香港管治自然可以“放任”，不仅“放任”市场，也放任殖民者的高层决策，而香港人只需要利用好这一自由贸易体系的机会及制度便利即可。这种历史上的“放任”政策促成了香港的“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从而为港府所信任及延续，亦为港府内部之保守取向的公务员所一致维护。

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管治哲学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已无法有效促进经济繁荣与社会公平，对香港在九七回归后面临的贫富分化、产业滞后、与国家经济体融合不足、创新科技政策支持不力等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从梁振英时代开始，港府已有检讨“放任”政策并提出“有所作为”，创新科技局及其政策推动也在这一时期起步，但港府之“萧规曹随”的保守惯性很强，新自由主义在管治团队及一般精英心目中仍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故转型并不容易。

此次科大的报告批评港府之“放任”属于合理定位，对港府施政改革应有帮助和促进。与港府“放任”相比，国家在政策推动创新科技方面可谓历史悠久，经验丰富，此次习近平回信反映出中央对香港管治及香港发展的积极期待。

张炳良的“香港精神论”是有道理的，符合香港人的自主奋斗及“狮子山精神”的实质。国家的政策引导只是提供大的机遇和框架，但具体如何行动及抓住机会，不可能是国家手把手地教，还必须香港主动思考和对接。

面对“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之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及香港经济自身日益紧迫的转型升级需求，在中央宏观的战略及政策框架内，香港人的首创与自主奋斗精神应当再次焕发，产业精英及青年世代应当率先投身其中，为“一国两制”继续惠港惠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港媒：你提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事实上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日前在川港合作会议首次会议发表讲话，也借“分享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和港珠澳大桥建设等内地与港澳交流合作事项时所强调的一些指示精神”，谈到了十九大后治港策略主旋律，以及很香港的议题——香港与内地政府部门可以怎样推进事务合作。从原来的“斗争性”到今次更强调“事务合作”、“交流合作”，香港发展某种程度上也进入了新周期。而且这样的“合作”，不能只是过往总体性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惠及普罗大众。在你看来，为了达至“大和解”的目的，港府以及中央政策应该着力从哪些方面努力？

田飞龙：“后占中”时期，**中央治港的新共识已逐步形成，聚焦于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通过将香港更加全面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发展大局，促成一种类似“二次回归”的、“一国两制”范畴内的国家建构及其制度化。“融入式发展”成为国家推动内地与香港互动整合的基本思路。**川港合作及更多类似的地区间对等合作，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治港新思路。“融合”于国家是此次“大和解”的根本要义。通过这样的融合式发展，中央确信既往局限于香港本地的一系列政治冲突、法理对抗、社会不公及发展受阻的重重难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这里的“合作”当然是普遍吸引和惠及香港各阶层的“大合作”，而不是既往较多局限于工商阶层的合作。

为推动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式发展，港府应当：第一，结构性调整“放任”政策，追求“有所作为”，盯住国家发展战略寻求契合的；

第二，对大学及研究机构的资助突出创新科技取向，支持本港研究与产业创新和国家战略具体对接；

第三，设立专门的基金及奖学金支持香港青年学生投入创新科技研习及创业；

第四，在大湾区规划及实施中突出香港创新科技优势及其转化，巧用大湾区资源和政策实现香港创新科技产业走出去及融进去；

第五，推动更多的与国家及内地的创新科技基地建设及项目联合研究。

中央应当：第一，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及融入式发展总体政策方向，信任香港，帮助香港走出过度政治化陷阱，助其恢复信心；

第二，更全面推动香港居民在内地的“同等待遇”，使其产生具体可感的融入感及国民认同，激发其创造与奉献热情；

第三，国家在内地就业、就学、创业等方面更多支持有创新科技取向的香港居民；

第四，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要抓手，做好中央层面的规划、政策支持及对香港融入式发展的地区机制协调。

总体上，通过继续发挥香港制度与专业优势及在新时代战略性推动香港的融入式发展，有望实现香港经济社会的二次腾飞，以及赋予“一国两制”以更大更深刻的制度信心和实践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