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国贫，影响国强民富的制度因素_风闻

资本权利是决定国家是否富裕强大，人民是否走向富裕的核心因素。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消费过程的分离，在于生产的专业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生产的剩余。这种剩余再成为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出更多商品，实现更多的生产剩余。这个循环的反复实现就是扩大再生产。因为扩大再生产是以几何级数增长财富。因此只要这种扩大再生产能够持续下去，必然会快速积累财富，最终国家走向富裕。

传统社会是注定要走向贫困的。传统社会的发展以中国为世界的高峰。就是世界上传统社会在发展也就是中国汉唐时代或康乾盛世到顶了。传统社会也会有经济的发达和兴旺，但是，传统社会中，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是无法解开的死结。

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经济模式，虽然也有生产剩余，也有个体的积累，但是个体的积累无法转化为社会的积累。因为土地的规模是有限的，任何一个人的土地的增加，都意味着另一个人土地的丧失。以土地为核心生产资料的自然经济，由于土地数量的限制，其生产无法持续地扩大。小农经济无法避免人口的增加。因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中，缺少劳动力就必然在生存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农业生产在时间分布上是不平均的。有农忙和农闲之分。农忙时节单一劳动力无法应付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另外小农经济的低劳动生产率，也使得养老成为严重地问题。一个劳动力根本无法供养一个老人的晚年生活。因此在小农经济体系中，必须有多个儿子才能保证养老的需要。所谓多子多福就是这个道理。也因此小农经济必然地人口是几何级数增加。土地的有限与人口几何级数增加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因此传统社会的治乱兴替的循环是一个社会、经济固有矛盾必然的结果。也因此，小农经济的社会必然走向贫困和衰败，不论它曾经有多么地辉煌。中国的康乾盛世有百年之长，但是即便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它同样还是要走向衰败。这就是导致贫困的第一个陷阱，传统社会陷阱。或者说自然经济陷阱。

在自然经济社会中任何想建立现代国家结构如法制社会，民主化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第一是自然经济经济无法承担现代社会的上层建筑。小农经济的负担率在中国就是十分之一。再多农民就会由于负担过重陷入深重的贫困，进而导致社会的动乱。小农社会只能采取习惯法或者是传统法治理。第二个原因是小农经济的基础以土地为核心。土地关系是一种零和关系，即土地的集中是以他人丧失土地为前提。这里面没有利益的交集。因此没有公共利益关系，也就无法建立利益协商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制度。

因为比较社会化生产来说，小农经济是一种低级的经济形式，同时它也是一种比较简单的经济形式。小农经济生产和消费的主体是一体化的，不像社会化生产还有一个流通过程。因此小农经济的运行成本低，风险小，不需要组织成本，社会管理成本更低，也不需要太多的外部条件。同时由于小农经济避免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痛苦，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小农经济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就是曾经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想。因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较低级经济形式，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的状态。要想走出自然经济，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首先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实现扩大再生产，要实现积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剩余都能够变成积累的。对于一个贫困的欠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要抑制其消欲望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就有许多的事例，比如农民把扶贫的种羊宰了吃肉。即便是人民能够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也不意味着这种剩余就可以变成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分散在个体手中的生产剩余并不能变成积累，就像我们个人手里的钱并不是资本一样。我们手里富裕的钱，只有存进银行或投入到股票市场中，才能成为资本，进入到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剩余必须有一个资本化过程才能实现。在自然经济中，这种扩大再生产受到土地的限制。这种生产剩余的资本化的过程，也就是扩大再生产实现的过程，称之为“资本权利”的实现过程。这种过程或者是由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掠夺而实现，要么是由国家对于经济的管制来实现，所谓看得见的“手”的直接索取。总之，没有这个资本权利的实现，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是不可能实现的。将生产中产生的微薄的剩余从牙缝里挤出来，实现扩大再生产，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往往是非常残酷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无法明显地改善自己的生活。这个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资本权利实现的初期的过程基本上是强迫实现的。也就是资本权力背后站着国家机器。资本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权利。这不是一个仁慈的过程，而是一个很暴力的过程。比如英国为了实现当年的原始积累竟然公然勾结海盗，给海盗封爵，与海盗分赃。

资本权利的实现即社会化大生产是比自然经济高级的同时也是复杂的经济形式。必然它的实现条件也复杂的多，困难的多。这样一个生产要能延续下去，必须要一定的条件，要有资源，有可供加工的原材料，要有市场，有基础设施，还必须有“自由劳动力”即无产阶级。这些都不是传统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东西，而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而仅仅有钱是无法买到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须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这必须有一个组织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比如英国资本主义初期的纺织业发展迅速，但是维持纺织业的原料供应出现问题。因此为了保证英国纺织业的发展，英国出现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英国对于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制度在资本权利面前立即烟消云散。为了保证资本权利实现的“自由劳动力”的供应，英国制定了《流民法》，自由也不再是人的权利了。为了保证英国纺织业的机器的原料供应，殖民地的印度人必须让自己的肚子让位于英国的机器。印度的大量土地不能用来种植印度人维持生命必须的粮食，而是用来种植满足曼彻斯特纺织机械的棉花。为此印度在殖民时代经常发生大饥荒，大量人口因饥饿死亡。

从资本主义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从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资本权利的实现的过程是一个强制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它的初始阶段根本没有仁慈或正义公正可讲。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发展比较高级的阶段，社会财富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那种过度严酷的剥夺和剥削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在这种剥夺和剥削已经没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据了。但是在历史上，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为了实现资本权利而实行的剥夺和剥削仍然有其历史的正当性，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理性”。黑格尔的名言不是“凡是存在的都是理性的”吗。在历史上，为了实现资本权利，连发动战争都成为国家的合法权利。通过战争掠夺和获得赔款来实现资本权利曾经是国际法的合法权利。

我们只有深刻地认识国家机器和资本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中的轨迹和作用，才能在现实的世界的行动中使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虽然当初在资本主义初期的许多行为已经失去了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怎么组织起来的，我们要最终摆脱贫困，就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大生产。而组织社会化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必须靠一个国家人民自己去创造的，外来的援助是不可能创造一个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外部环境的。外来的援助可以提供机器设备，提供原料，提供市场但是这些要素还必须有一个组织化的过程才能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循环。这个过程由谁来实现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要实现工厂化生产，劳动力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从小农或破产小农中无法自然产生符合现代工业产业工人。现代产业工人最低也要求服从劳动纪律，要有一定的文化和学习能力。这都不是传统农业人口具备的素质。传统农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基本上没有公共服务，也就没有人力资源的概念。普遍的文盲和无组织性是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

从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来将一个传统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困难性。任何实现了这样一个转变的社会都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实现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机器的作用是无法低估的。没有国家机器的强制推动，这样一个转型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所有那些鼓吹自由市场的人们的理论对于落后国家的现状是驴唇对不上马嘴。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不能否定。计划经济对于降低转型的民生痛苦和降低社会转型成本具有最好的效果，从这一点说，计划经济同样具有历史的正当性。当然官僚资本主义在推动国家的转型中同样有着历史的正当性。但是比较起来，计划经济具有更高的正当性。二战以后，成功实行转型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等，都有一段军事独裁专制时期。客观上应该认为这是为了实现转型所必须的管制时期。通过军事管制压制转型期因为利益冲突造成的社会冲突，制实现资本权利。但是在这里要明确的是，虽然资本权利的实现必然要求资本背后站立着国家机器。这种情况具有历史的正当性。但是资本权利+权力必然地导致官僚资本主义问题或者官僚体制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在发展的高级阶段予以处理。就是国家转型必然还需要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问题。历史的正当性将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被历史淘汰。

制度性的贫困即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问题造成的贫困是不可能用救济的办法得到解决的，无论是教育还是慈善，或者是大规模的援助都不可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因为在制度约束下贫困人口是增量。通过救济减少的贫困人口永远也赶不上贫困人口的增加。孟加拉尤努斯博士的工作是伟大的。但是尤努斯博士的工作永远也解决不了孟加拉的贫困问题。制度性的贫困只能通过制度的改变来解决。为了实现制度的改变，革命就具有历史的正当性。

现在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命运的使命和道路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还是要从建立社会化生产，即资本权利的实现来实现。现在世界的环境与100年前甚至二次大战以前有根本的不同。原先一些原始积累手段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合法性基础。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有利条件就是广泛的国际援助和产业转移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缩短资本积累过程和减少这个过程的痛苦程度。外部的援助可以解决或部分解决资金、设备和市场要素。但是外部的帮助无法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法律制度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相容性问题，也无法解决合格劳动力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发展中国家自己解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若干要素是必备的。第一中央集权的强有力的政府。第二强制普及教育。第三对于劳动力的组织和培训。第三点目前合法的手段就是普遍兵役制。通过军队的纪律和技能训练，将传统社会中的个体转变成为合格的劳动力。转型期国家为了避免社会动乱，一个强力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种政府往往被冠以专制政府的恶名。但是一个政府不能图虚名而招实祸，也不能在外来压力和诱惑面前放弃自己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