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声名赫赫的经济学家往往不懂经济规律_风闻

          厉以宁曾经是我年轻时的崇拜对象。到今天我也认为他的很多观点对于指导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价值。可是他在经济原理方面确实存在错误认识。这一点我年轻时就有所怀疑，如今看得更清楚了。

        在他的《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中，他批评中国政府干预经济过程，导致了经济发展中的五个不利：【第一是资源消耗过度，而且消耗得很快；第二是环境破坏；第三是低效；第四是有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第五是错过技术创新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就是他不懂得什么是经济规律，从而在经济原理方面存在错误认识的明显表现。

        经济规律第一条就是，经济发展必须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基础。可是经济本身对与生产力的进步作用是不一定的：根据环境的不同，既可能有正面作用，也可能有负面作用。

        具体地说，在通过利益激励机制促进生产力进步方面，有正面作用；但是在导致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平等感增强，从而造成经济与社会不稳定，导致生产力受到破坏方面，有负面作用。

        因此，政府对于经济的合理干预，就是经济规律的要求之一。也就是说，【按经济规律办事】本身，就应该包括了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内容。

        厉以宁把中国经济在政府的调节下连续几十年超高速发展，说成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很明显是不符合逻辑的。

        顺应经济规律的要求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本来落后的国家能够以超高速度追赶上先进国家，而中国几十年的经济超高速发展，不正应该被证明为顺应经济规律要求方面做得很好吗？难道经济发展速度不够快，反而是顺应经济规律的结果？

        当然，厉以宁的意思是，在这个长期超高速发展的同时，伴随了环境被严重破坏、以及在他看来科技进步不够快这两个现象。他以为，如果中国经济不是这么几十年的超高速发展，环境破坏不会这么严重，科技进步速度也会比较快。

        他不明白，生产力进步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条件。而生产力进步的根本条件又是科技进步。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科技进步的快速，是不会有生产力进步的快速，也就不会有经济的长期超高速发展的。

        这个逻辑，他本来不应该不懂得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思维不清晰，还是因为利益关系要求，故意要忽视这个逻辑？这是个问题。

        中国在经济起飞时期的科技水平很低——所有后起国家都这样，而且人口又特别多。客观存在的巨大困难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几十年之间，就把科技水平发展到至少比中国先进了半个世纪的发达国家水平。

       人口多则劳动力供应充沛，劳动要素成本偏低，经济中运用科技手段的必要性就不高，这个市场规律决定了，中国科技进步在一段时期不会很快。可是厉以宁却拿西方发达国家【抓紧技术创新】来证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误，而不是用中国经济发展的快速，来证明中国经济政策的正确。是非常令人不解的。

        中国经济虽然起飞了几十年，可是由于起点低的原因，科技水平仍然低于发达国家，为什么不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科技来提高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却去不顾自身的能力与经济成本，与西方发达国家比搞技术创新呢？

        要知道西方发达国家是因为已有的科技手段已经不足以支撑它的经济竞争力，才不得不搞技术创新。也就是说，他的生产力状况决定了，他不搞技术创新就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中国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阶段，厉以宁凭什么指责中国经济在这方面失误了呢？

        其实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调节行为中就包括了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跨越式引进与改造国际先进科技。没有这个科技跨越式进步，中国经济不可能连续几十年的超高速发展。

        世界上同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里，只有中国的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发展几十年，政府的正确干预，尤其是在科技领域，超越市场要求的跨越式引进与改造国际先进科技的行为，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不同之处。

        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消耗过度】，不知道他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从逻辑分析来看，资源消耗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经济的特征。中国的巨大人口和生产力水平起点低，这两个客观环境因素决定了，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资源消耗多现象必然会持续比较长时期。

        因为在劳动力供应充沛环境下，市场规律决定了，资本是不会在现有利润空间足够的条件下，去提高科技水平以节约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只有当经济规模扩大到就业问题不严重、劳动成本上升、导致劳动力资源不再廉价的时候，资本才会通过科技进步来节约劳动力资源。

        在劳动力资源廉价的社会里，其它的初级资源也必然会因为生产成本低而廉价。同时在经济水平低、人民对于直接生存条件要求更迫切的条件下，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也会偏低。这就导致了各种资源都廉价。

        而资本的唯一目标就是利润。在廉价资源提供了足够资本利润空间的环境下，社会的科技进步动力不足，与【资源消耗过度】，是必然现象。厉以宁会不懂？

        同时，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环境里，为了保障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也不可能从社会产品中分割较多的财富去充实财政。财政力量薄弱的国家，是不可能做好环境保护的。

        因此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环境被破坏是规律性的现象。厉以宁应该明白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历史，单独的苛求中国，把环境破坏作为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看到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同时，对于环境保护的工作，已经比西方发达国家提早了至少一个阶段进行，是不客观的。

        说中国经济【低效】，也不知道厉以宁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经济阶段，低效也必然是普遍的经济现象。如果经济长期陷于低效环境中，是不可能实现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的。因为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充分的资源供应。如果经济低效，当然是投入高而产出低。

        产出低则资本利润少；资本利润少则资本成长不起来。于是市场上资本稀缺。资本稀缺则技术进步投资不足，生产力进步缓慢。这样经济如何能够长期高速发展？一方面指责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一方面说中国经济【低效】，厉以宁的逻辑思维很糟糕啊？

        至于说【有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我知道厉以宁先生年纪不小了，应该记得西方发达国家曾经都有过“产能过剩”的历史——也不要说历史了，就是他们的现状，如果不是“产能过剩”，经济危机怎么产生的？是被一些破坏分子捣乱造成的吗？

        懂经济规律的人应该知道，“产能过剩”是经济社会里的普遍现象。

        社会经济发展就是不断用高效生产力淘汰低效生产力的过程。要做到没有产能过剩，只好回到计划经济时期，一切都按照社会需要的计划进行生产安排。主张市场经济而斥责“产能过剩”现象，是众多经济学家自相矛盾的逻辑表现之一。

        说中国经济【错过技术创新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什么叫最佳时机？

        技术创新的问题上面说过了，发展中国家最需要做的事情不是技术创新，而是通过引进与改造国际先进科技，实现科技更新。因为这首先是经济效率要求决定的最佳手段，同时也是自身科技能力决定了的无奈。

        你本身科技水平低，当然先要通过引进与改造，先赶上人家再说，在这之前，搞什么创新呢？

        应该说，这方面中国一直以来做得不错，所以才会有连续几十年的经济超高速发展。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才进行的比较顺利。这可以从近两年中国经济中投资占比的下降，以及近两年的贸易顺差创纪录这两个积极现象上，看得很清楚。

        厉以宁提出进出口应该平衡的观点。说【并不是出口越多越好，进出口基本平衡才最好】他不知道这是计划经济的观念吗？出口进口怎样，应该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

        中国过去政府主导下追求出口，是中国市场资本缺乏环境下，为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行为。 也是适应中国劳动力供应充沛、生产成本低廉的市场规律的行为。

        如果中国劳动力供应不足，想要多出口也是办不到的。比如印度，尽管因为外贸逆差导致了国内资本严重不足，可是因为熟练工人不足，制造业劳动力供应不足，想多出口也办不到。

        更加需要明白的一点是，一国外贸顺差，是经济竞争力强的表现。出口多，说明经济竞争力强，资本盈利空间大。财富流入多。

        只有财富流入多了，国民才可能富裕，才有较强的消费能力。本国经济竞争力强，产品的国际有效需求大，不出口去争财富，难道让有效资源闲着？那对于需要中国产品的国家也不是好事啊？

        在本国经济水平还不够高，民众还不够富裕的时候，强调进出口平衡，不但是计划经济思维，也是在替外国垄断资本利益要求说话。当中国民众富裕了以后，各种经济资源将不会再廉价，对于进口资源的依赖会提升，进口自然就会增加，又何必厉以宁先生替外国人着急？

        接下来，再说说他的【高就业未必与高投资有因果关系】。这又是厉以宁先生不懂经济规律的明显表现。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阶段，要实现高就业，就必须高投资。因为只有生产力投资增加了，就业才可能提高；只有基础设施投资多了，改善了内地的基础设施，让内地与沿海之间的资源交流方便快速了，内地的就业才可能提高。

        当然，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高投资往往意味着用工更少的新的高效生产能力，淘汰用工较多的旧的低效生产能力，从而高投资未必导致高就业——可是那时候就证明不需要高投资保就业，国家也就不会高投资了。如果以增加就业为目的的高投资，必然地就会与高就业成因果关系。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因为就业问题相对已经不再严重，国家为了保就业而进行的投资活动已经有所减少。导致投资在GDP中的所占比例已经大幅度下降了。

        厉以宁先生应该看到了这个明显的事实，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无的放矢？原因在于他并没有明白什么是经济规律，又不是从事实出发分析问题，而只是依据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进行批判。这样，错误就难免了。

        在厉以宁先生的《厉以宁谈供给侧：政府要知进知退 宏观调控要精准扶贫》中，厉以宁先生说了如下几个观点：

        一、【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并重，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没有供给也就没有需求，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主要的问题在于，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而供给方面比较难。】        二、【政府有规划、引领作用，还可能有微调作用，是在供给侧改革中需要的。】但【政府要及时退出。“政府不能老待在这个位置上，政府代替市场的主体起作用，只是短期的，否则对经济是有害的，历史已经证明了。】

        三、【物价会上涨，但物价的上涨一定是来自需求过旺或者供给不足，应该由市场来解决。】

        四、【要有重点、一贯式地调控，而不要像过去大水漫灌。其实过去已经吃过亏，大水漫灌的坏处是浪费了资金。一定要‘精准扶贫’，路子有很多，中国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从他说的这几个观点来看，明显是对西方经济史研究不够，对于逻辑知识掌握不够。

        一、【没有需求就没有供给】是对的，但是说【没有供给也就没有需求】，就违背逻辑了：没有粮食供给，不等于没有对于粮食的需求，这是没办法反驳的。如果没有粮食供给，就没有对于粮食的需求，那么人类就不需要生产粮食了。

        需求从来都是对供给的引导。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从来都是对于需求而言，从来都是在需求的引导下产生的：有些资源不符合人类的需求，却不缺少供给能力，这样的资源供给，是不在经济学意义上的“供给”范畴内的。

        说【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也是违背逻辑的说法。社会再生产意义上的需求，来自人类生存与生活的需要，是自然发生与存在的，不需要【做】，也就不存在容易不容易的问题；

        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指的是有购买力的需要，这个其实从来都不【容易做】：贫穷的人们很难实现自己的需求；政府的财政从来都不是【容易】得来的。如果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容易做】，经济危机也就不会发生了——市场上的商品【容易】卖出去，经济危机如何发生呢？

        【供给方面比较难】也没错。人类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供给没有困难，人类的需求就不会得不到满足。问题在于【供给方面比较难】的原因是什么？厉以宁先生的意思是市场出了问题。

        这个不符合逻辑：供给不足的问题在于生产力而不在于市场——原始社会没有市场，供给问题也在得到解决。生产力低下的国家有市场，资源供给依然困难。

        二、政府行为不是在【代替市场的主体起作用】，而是市场的一方主体在进行市场行为。

        市场是由企业、居民与政府共同组成的。它们各自有各自的要求，需要在市场上实现。同样，他们也只有在市场上推出被市场认可的资源，才能够获得他们需要的财富。企业与居民与市场的关系这里不用说了。

        政府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为了维护市场，也必须有可以支配的资源。而政府对于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对于市场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就是政府向市场推出的资源。

         本质上， 政府的收入也是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如果政府推出的资源不被市场认可，政府的收入就会减少。这和企业与居民向市场出售资源，然后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本质上是一样的。

        而且，市场对于政府能够推出的资源的需求，比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企业与居民能够推出的资源的需求，是更为不可或缺的。因此，政府参与市场财富的分割，其实比任何个别企业与居民更有理由。

         既然政府的职能是市场所必须的，政府的收入也是与市场状况紧密相关的，而市场状况的好坏，又与政府推出的资源与市场的需要相符合的程度完全一致，那么逻辑上就必须承认，政府的行为——做或者不做什么事，就是市场环境的必然构成内容。就像企业与居民向市场推出的资源的质量与数量，与市场的需要相符合的程度，决定了市场状况的好坏一样。

        既然政府的行为就是市场的内容，就没有理由反对政府的行为，而只能适应政府行为作用下的市场，就像人们必须适应由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关系组成的市场一样。

        至于政府的市场行为是否对经济有害，这不是市场主体主观可以控制的。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在居民、企业、政府三大市场主体中，最不能离开既有市场的是政府，其他市场主体都会因为自身利益的要求，而不顾自己的行为是否会破坏既有市场。因为它们都可能会因为既有市场不好了，而流动到别的市场去。政府却不能这么做。

        因此从利益要求出发，政府是最需要保护既有市场的市场主体。

        另一方面，对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只有政府集中了最大量的知识精英，具有最大的信息搜集与分析能力，才能够相对看清楚市场的规律，也才最具有维护市场的能力。

        也就是说，在所有市场主体中，只有政府这一方最有利益动机，也最有信息与知识能力，维护市场。所以怀疑政府对于维护市场的动机与能力，是违背市场逻辑的错误认识。

       而【历史已经证明了】，政府的市场行为能力越弱的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就越不好：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市场行为能力强的时候，经济发展很快，而如今不行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不好的，都是政府缺乏市场行为能力的。

        别拿几十年前中国被国际封锁时的情况来说事。那时候是因为得不到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所以生产能力不能转变为经济成果，所以没办法实行市场经济。因为外部市场被封锁，政府的市场行为能力自然缺乏。

        有人会说了，西方国家政府历史上就曾经不干预市场，可以证明政府与市场是可以分开的。

         确实，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期，西方国家的政府确实曾经不干预国内市场。但是别忘了那个时期，也是殖民主义时期，是西方国家政府用对外暴力征服殖民地，从而扩大海外市场的方式，向本国市场各方推出海外市场资源的时期。

        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西方国家政府，同样的在干预市场，不过形式与今天不同而已。

         当世界市场已经分割完毕，西方国家不再能够通过殖民战争，来向本国企业与居民提供新的海外市场资源，又一时还不能放弃原来的治理模式的环境下，西方市场经济就濒临崩溃了。

        首先用一战毁灭了一部分生产力；接下来用大萧条进一步毁灭生产力；然后再用二战接着完成治理模式转变前的市场供求平衡过程。最后终于实现了市场治理模式的转变。也就是人们说的“政府干预市场”。其实不过是政府改变了向市场推出的资源的内容而已。

         假如今天世界列强还可以通过对海外发动殖民战争，对本国的企业与居民推出新的海外市场资源，这些国家的政府仍然不会对本国的国内市场进行干预。

        因为，一方面，新的海外市场可以缓解生产过剩的压力，没有必要对国内市场进行干预；另一方面，政府从市场上获得的的资源有限，既然要尽量用于对外扩张战争，也就没有能力对国内市场推出符合市场需要的资源。

        所以，问题不在于【政府要及时退出】，而在于政府如果能够不退出，市场会更好，但是因为政府市场行为的边际能力必然下降，会不得不退出，从而经济发展会必然趋于缓慢。

        三、【物价的上涨一定是来自需求过旺或者供给不足】，说得没错。但是【应该由市场来解决】就错了。因为供给不足的原因在于生产力进步不够，而物价上涨正好是市场导致的。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生产力一直在进步。而生产力进步的结果，是资源的稀缺性下降。如果不考虑市场的规律中的负面作用，资源稀缺性下降的结果应该是物价降低。

        市场是人们为了财富目的而以价格为指向的资源交易场所。市场交易的结果是对财富进行分配。

        市场是一个竞争的场所。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少数人获胜。自由交易的结果，必然会出现大多数人在客观背景与主观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导致财富消失的现象。而少数客观背景与主管能力较强的人们，会获得更多的财富。

        在经济社会里，财富是消费的权力。于是少部分垄断了财富的人们会因为既有资源的消费已经饱和而不再付出资源控制权用于消费；而大多数缺少财富的人会因为没有消费权力，而不能实现必要的基本消费。于是生产力水平越高，边际消费越降低，经济危机就在生产过剩中出现。

        政府为了维持市场的不崩溃，不得不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低效经济活动，以人为扩大市场有效需求，或者用降低税收的手段，增大资本利润空间，在避免或者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同时，也保护了低效资产的生存，于是生产成本上升，最终导致物价的上涨。今天西方国家的货币宽松政策，也是为了促进市场物价上涨，以人为扩大资本利润空间的手段。

        也就是说，要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只能依靠生产力的进步。而市场恰好是导致物价上涨得原因。厉以宁先生没有明白市场、财富、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只是从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出发，指导政府的经济行为，是不可能正确的。

        四、批评中国政府过去调控经济的方式是【大水漫灌】，同样是不明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误思维结果。

        政府维护市场，首先就需要防止社会失业现象严重。因为失业现象严重会导致社会动乱，市场运行困难。过去的【大水漫灌】式的经济调控行为，是在市场劳动力资源严重供过于求形势下的不得已行为。政府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财政来源的不容易。如果不是因为不得已，政府是可以任凭经济增长停滞，而不扩大财政支出的。

        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政府面对经济增速下降，并没有再次进行大规模财政刺激行为，在货币政策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央行直接购买市场资产的行为相比，中国央行的货币宽松程度也远远不足的原因。

        前面分析过了，与市场其他主体相比，政府的信息搜集与分析能力是最强的，因此，政府对于市场的规律的掌握也是最强的。基本上不存在其他人看到了的问题，而政府不明白的现象。之所以还是需要学者们的意见表达，不过是因为社会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政府需要听取从不同利益要求发出的声音，以便平衡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尽可能和谐。

        学者们如果因此真的以为【肉食者鄙】，需要自己们发声以拯救世界，或者干脆就以为政府是【必要之恶】，需要自己们的批判与抗衡，那就错得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