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成本与制度经济学_风闻

1、引导性制度与防范性制度

经济学家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开辟了新领域。制度的变迁，与交易成本的减少有关。经济学家诺斯认为，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才会发生。所谓制度，在经济学上往往理解为进行交流活动的规则。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制度至少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规范和引导正面行为，第二类是规范和防止负面行为。

我们可以参考佛家的制度，也就是佛家的戒律。佛家的戒律，用于规范佛弟子的生活准则。据《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戒与律往往并称戒律。但究其原意，戒侧重指防非止恶的戒法。律侧重指生活上的规则。戒律具有止恶生善两重意义，戒法由此分为止持、作持二门。止持门是指对于身心等的过非，制止而不作，就是守持戒法；如不当作而作了，就违反了戒法，此为“止持作犯”。作持门是指对于社会人群乃至一切有情有益之事，能积极去作，就是守持了戒法：如果当作而不作，也就违反了戒法，此为“作持止犯”。在实际社会也是如此，制度也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规范正面行为如何进行，如市场交易规则，一类规范负面行为如何防范，如经济犯罪法条。

以往的制度经济学，重点只关注第一类制度的分析，而忽视了第二类制度的分析。本文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注意到制度的不同分类，并根据不同分类进行经济学分析和研究。这两类制度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第一类制度规范和引导正面行为，不妨称为引导性制度，第二类制度规范和防止负面行为，可以称为防范性制度。引导性制度，主要是关注效率问题，如何进行更有效的交流。防范性制度，主要是关注公正问题，如何对不正义进行定义和制止。

那么，何为不正义？思考这个问题之前，相关联地需要思考何为正义。

2、何为正义

所谓正义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与社会共识有关系的问题，同时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我们考察以下几种标准。第一个可能的标准是康德的普遍法则。康德的普遍法则是，我们要按同时能够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凡是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准则都是违背道德的。这一普遍法则，对于当代世界可能是过高的。当然，康德的准则可以作为目标为我们所仰望和追寻。第二个可能的标准是现行法律的标准。法律标准是指，违反法律的行为是非正义的，其他行为是正义的。这个标准是过低的，并且依赖于法律的完善性。同样一个行为，在一个制度下是违法的，在另一个制度下可能是合法的。第三个可能的标准是诺齐克的正义理论。诺齐克提出三个正义原则：获取正义，转让正义和矫正正义。并且，诺齐克对正当获取和自由交换所提出的限制条件是所谓“洛克条件”，即这种获取和交换不可使他人的状况恶化。在诺齐克看来，满足洛克条件并且符合这三种正义原则的行为，可以称为是正义的行为。诺齐克的正义理论有三个特征，一是考察整个链条的历史，二是注重程序正义，三是相关当事人的自愿平等协商。我认为，诺齐克的正义理论是当前我们能够普遍接受的，也是可操作性极强的。因此，本文所说的正义，也就是诺齐克意义上的正义。

一个行为，如果在诺齐克意义上是正义的，那么我们称为正义行为。反之，一个行为，如果在诺齐克意义上是不正义的，那么我们称为不正义行为，或者称为投机行为。

这里给出一些例子。比如索马里事件，国际过往船只将垃圾排放在索马里海域，并且在索马里海域进行灭绝式捕捞，这就违反了诺齐克正义原则，从而在诺齐克意义上是不正义的。再如对于生活必需品的垄断经营，破坏了市场的竞争自由，这违反了洛克条件，从而在诺齐克意义上也是不正义的。

3、投机成本

投机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投机行为所付出的成本。投机收益是指行为人因实施投机行为所获得的或可能获得的收益。投机成本包含实施行为所付出成本，实施行为后行为人信托等级下降的成本和行为人被报复所带来的成本等。

这里给出一个“投机无益假设”：长期来看，投机收益小于投机成本。这不只对行为人适用，也对社会总体适用。

笔者相信，这个假设是可以实证确认的，也是为我们的经验所确认的。当然，在进一步的实证确认之前，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前提假设。另外，诺齐克正义是我们普遍可以认同和接受的，所以也可以将此假设当作公理前提。基于投机无益假设，可以进一步发展公正经济学。

根据投机无益假设，投机行为，只会带来收益的减少。非投机行为，才可能真正带来收益的增加。如果接受投机无益假设，一个理性人就不会进行投机行为。

考虑投机行为的来源，可能是政府，可能是垄断企业，可能是群体，可能是个人。投机行为的性质，并不因为他的来源而改变。

4、投机成本与制度经济学

制度分为两类制度，分别与两类成本有关。引导性制度与交易成本密切关联，防范性制度则与投机成本密切关联。

在制度的设计上，应该区分两类制度。一般而言，引导性制度的设计，要减少交易成本。防范性制度的设计，要增加投机成本预期。引导性制度导向最好情况的发生，防范性制度则防范最坏情况的发生。一个社会制度里的防范性制度与引导性制度是相关联的，不能脱离防范性制度，简单地将一个社会的引导性制度嫁接到另一个社会的引导性制度之上。

如果只考虑引导性制度，那么制度变迁倾向于交易成本少的方向发展。但如果也考虑到防范性制度，那么制度变迁不能只考虑交易成本，应该先基于防范性制度，先防范最坏情况的发生，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考虑交易成本的减少。制度变迁的过程，特别是防范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与可能投机者的博弈过程。

防范性制度B比防范性制度A更严厉，如果一个投机行为在防范性制度A中是违法的，那么该投机行为在防范性制度B中也是违法的。防范性制度间的变迁关系，可以借鉴数理逻辑模型论的思想展开。值得注意的是，防范性制度并不是越严厉越好，如果过于严厉，可能会导致“法不责众”的困境，从而不能有效执行。

5、提高投机无益假设的预期

在投机无益假设中，所谓长期来看，是指到达某个时间，投机收益会小于投机成本。这时间越近，投机行为会减少。这时间越远，投机行为会增加。如果一个投机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那么其他的人也会跟风投机。

如果人们普遍相信和接受投机无益假设，那么投机行为就会减少。如果人们不相信和接受投机无益假设，那么投机行为就会增加。

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法，来提高投机成本无益假设的预期。第一可以通过其他当事人的评价，或者媒体监督，一旦投机行为发生，当事人可以就此降低行为人的信托等级，并进行可能的惩罚措施。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惩罚措施依赖民间，执行力不强。第二可以通过法治，对于未来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投机行为，进行立法防范，提高投机成本。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所有的规则都有例外，有心者总是可以找到新的投机点。另外，不同地方法治的完善性不一样，在一个地方的违法行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变成合法行为，这就导致了投机行为向法治不完善地方的流动倾向。第三可以通过正义理论，通过宗教和伦理学等，发明人心的善意和平等心，从而鼓励大家主动不从事投机行为。这可能是最难做到的，但可能却是最好的方法。

6、投机成本与社会和谐

**我们要防范的是投机行为，投机行为可能来自财富垄断部门，可能来自群众集体，也可能来自权力部门。要防范的重点是投机行为，而不是投机行为的来源。来源的改变，并不能改变投机行为的性质。**如果只是一个部门的投机行为，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投机行为，那只不过是行为人发生了变化，投机行为的性质依然没有变化。

根据投机成本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诺思悖论”。诺思悖论说的是，没有政府办不成事，但有了政府又有很多麻烦。根据投机成本理论，如果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健康的市场和防范垄断，那么这是政府的贡献。但如果政府参与市场从事投机行为的时候，这是政府可能造成的麻烦。

根据投机无益假设，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公正与效率的问题。公正与效率并不矛盾。只有在公正之上，才可能谈效率。一个行为如果是投机行为，即使效率再高，带来的也是负收益。投机行为越多，社会越不公，社会越混乱。投机行为越少，社会越公正，社会越和谐。

2010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