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老子39：何为“大道废有仁义”的“忠信之薄而乱之首”？_风闻

    现代流行版本《老子》第三十八章原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处在上德层次的人，表面上不讲德实际上是有德。处在下德层次的人，表面上讲德实际上是无德。处在上德层次者讲无为，是因为不有意为之而显得无所作为。处在下德层次者讲无为，则是有意为之而显得有所作为。宣扬上仁者有所作为而不有意为之，宣扬上义者有所作为则是有意为之。宣扬上礼者有意为之而得不到想要的回报，于是就立刻挥舞手臂指责唾弃别人。因此，迷失了大道者才会尊德，又丧失了德才会崇义，再丧失了义才会尚礼。所谓礼法，本身就是人与人之间忠贞诚信缺失的产物，而且也是引发周期性社会混乱危机的导火索。这时，轮番登台传道授业的各路知识精英名流大师，都只是道可道非常道的“有形之象”表面浮华，也是愚弄催眠百姓大众的“心灵鸡汤之源”。所以，大丈夫总是能够守住淳厚质朴的“无形之气”，绝不追逐“有形之象”的表面浮华，从而始终保持朴实而不虚华的道法自然品性。

     对此，我们还是先要复习一下《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在常人看来顺其自然就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实际上却是道法自然顺势而为无所不为。当政者如果能够照此道法自然以正治国，那么世间万物就会自我运化自然生灭。在运化过程中，如果有形之象与无形之气出现阴阳失衡，那么我就必须通过术为道之用来进行调整控制，从而使其恢复到纯朴无名的正常状态。使其恢复到纯朴无名的正常状态，就不会再出现系统循环发展失衡的问题。如果使人们都能够自我克制自私贪婪的欲望冲动，就肯定能够自我实现自身心态的安稳沉静，那么以正治国天下太平的局面就自然形成了。

    接着复习一下《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这段话的大意是，“三皇” 时代的天下治理方式，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以正治国道法自然处无为之事，人们几乎都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也就无所谓仁义道德。从“三皇” 时代到“五帝”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就是废弃“道为术之本”的“大道”而进入了“常道”。这个“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术为道之用”，就是以德治国用仁义礼智信教化百姓，再就是以法治国用暴力手段震慑百姓，再就是以智治国用权谋骗术愚弄百姓。“大道”被废弃了，才有了以德治国倡导仁义的需要。于是，善于玩弄智术机巧的聪明人就应运而生了。当人们“以假反假”相互欺骗成为常态化时，虚伪狡诈便会层出不穷了。当父子、兄弟和夫妇之间的家庭纠纷越来越多时，就有了以德治家倡导父慈子孝的需要。最后到了国家陷入内忧外患的混乱状态时，就更有了以德治国倡导忠信节操的强烈需求。

    再联系上下文来看，尽管都是具有主观意识能动性的高级动物，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却存在着很大差异。尽管都是有着“上下五千年”同文同种的文化传承，而“三皇”时代与“五帝”时代的中国人思维习惯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今天的中国人与五千年前“三皇”时代的祖先们，更是存在着思维习惯的极大差异。究其根源，就是因为“三皇”时代的祖先们是大道思维模式，而自“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以来，中国人都已经转变为常道思维。这个大道与常道的“道可道非常道”，就是源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与“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公私之变”。于是，就产生了“大道废有仁义”的“名可名非常名”。因此，在距今大约两千五百年前，当老子给“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中的人们讲道理时，常人们都很难听懂“道可道非常道”的“玄之又玄”了，更何况今天的我们。

    如果要问，自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到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公私之变”，究竟是发展进步了还是文明倒退了？换句话来讲，究竟是生活在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好，还是生活在奴隶制小康社会好？显然，所谓“回到某某时代”之说，本身就是回避“公私之变”问题本质的诡辩术。以中国式“道术用” 与“时势位”有无相生阴阳易变系统运动思维来看，就“道为术之本”的精神世界“无形之气”层面而言，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到“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公私之变”，肯定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道德堕落。就“术为道之用”的物质世界“有形之象”层面而言，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科技进步，肯定是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再就道法自然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层面而言，从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均衡发展到奴隶制小康社会不均衡发展，肯定又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不知常妄作凶”。

    纵观天下，自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到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公私之变”以来，特别是从“民主法治”的古希腊奴隶制商业城邦和斯巴达商业军国主义时代以来，再经“君权神授”的古罗马帝国军事扩张和中世纪基督教“神权专制”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又经欧洲“文艺复兴”和哥伦布船队殖民征服“新大陆”的奴隶买卖“世界自由贸易”狂飙突进，直至形成今天“美元霸权”金融殖民统治的民主法治“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全球化国际惯例“剪羊毛”体系，此所谓“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古希腊式大国崛起“修昔底德陷阱”天下兴亡周期律，就是私有化商业化拜金主义“神权专制”的“纸牌屋游戏”恶性循环。这种“战争武器决定资源配置”衍生的“货币工具决定资源配置”国际惯例体系，也依旧是道法丛林法则自私物欲弱肉强食“兽之道”的“术万变而道不变”。

    令人遗憾的是，自“鸦片贸易战争”以来，中国知识精英“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屡战屡败，又给中国人增添了崇洋媚外的西方式思维惯性。事实上，不管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道思维，还是“大道既隐天下为私”的常道思维，中国人的大道之理最终都归根于自然天道。中国人谁也不会认为，自然天道必须服从个人主观意识能动性的“道可道”。而不管是神灵崇拜还是科学理性思维，这种西方式“普世价值”最终都归根于常道思维的“自我逻辑”。问题恰恰在于，当中国人的常道思维接轨了西方式思维惯性之后，却同样会认为自然天道必须服从个人主观意识能动性的“自我逻辑”。甚至还会鹦鹉学舌地说，老子所传的大道原本就缺乏“哲学逻辑”，呜呼哀哉！

     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回望来路，究竟怎样看待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到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公私之变”，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不仅仅是大道思维与常道思维的思维方式转变问题，也同样是解决当今世界不均衡发展危机的“众妙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