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外加随笔]劳伦老师_风闻

#几个月前写的随笔，在兔坛发过#

（一） 伦敦也无非是这样。希斯罗机场五号航站楼鳞次栉比，望去的确人山人海，张袂成阴，挥汗成雨。但这山海和云雨之中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阿拉伯留学生”，留着大胡子，顶着一顶令人不安的小白帽，好似一座清真寺。也有女学生，穿着黑不溜秋的大长袍，从头发到脚踝裹得严严实实，好似一座随时爆发的火山。虽然不知道那些大黑袍子里装了什么东西，不过她们看上去实在标致极了。 学校校区在伦敦附近一个叫吉灵厄姆的小镇上面，离小镇市区不远，那里的商业街有时还值得去一转。这宿舍在上午，里面的客厅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客厅里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伴随悠扬的”东北玩泥巴”，还有那满房的咖喱胡椒味道；问问隔壁的小姐姐，答曰，“印度人在厨房的时候千万别去，这是他们在聚会。” 宿舍是受不了了，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住，怎么样呢？ 我就提着行李搬出去，不久便找到一处公寓，写着桑德街七十九号，房东是个中国人，姓扈。吉灵厄姆是一个小市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餐馆超市杂货铺一应俱全，中国来的学生虽然不少，但是完全不如英国其他地方。 大概是我很喜欢跟街区的街坊们打成一片吧，我从小就习惯跟当地的居民们像保安叔叔，杂货店老板，酒店的迎宾姐姐们打招呼，所以周边社区的街坊，很多人都熟悉我。我到吉灵厄姆也经常这样，久而久之，不但学校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学校健身房的管理，甚至是商业街上的小便利店老板，中餐馆的服务人员，甚至是开炸鸡店的阿三，都认识我了。桑德街七十九号小公寓算是一个缩小版的东亚联盟，我和从中国大学一起来的同学先占据了这里，后来来了一个缅甸老哥，我们仨过了不久成为了无话不谈的酒肉朋友。再后来越南人也搬进来了，虽然他英语不流畅，跟我们交流起来有困难，但是我们四个人经常大块吃肉，开怀畅饮，就像中国古代的侠士好汉那样，纵论天下大事。也许这种东亚人的豪情，只会在酒吧空口喝着各种洋酒的西方人是不会理解的。

（二） 开学以后，看见许多陌生的教授，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癌症生物学是系主任教授的。其时进来的是一个四五十岁上下金发碧眼的中年女性，由于年纪有些大了，皮肤有点松垮。她穿着蓝色的女性工作装，系着彩色丝巾，踩着一双黑色的高跟鞋。打开了多媒体设备，便用了缓慢而清晰的美式英语，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大家好，我是劳伦.皮卡利诺，美国人。” 这便是我们的系主任，我们的导师。她接着介绍癌症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并在多媒体设备上介绍本学科的教材，那是她自己编写的，现在已经是第五版了。

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听负责出国项目的教授说过，这位劳伦老师，是一个非常”nice”，口音非常清晰的美国女性，每一位中国学生来到她们学校，她都会对他们非常的耐心和关注。教授的话大概是真的，开学之前一周，Lauren就请我到她的办公室，进行会面。 我记得那时那大概是九月十七号左右，一位胖胖的美国籍教授领我到了生物科学的办公楼。进了劳伦老师的办公室，见他坐在电脑前，那里有许多废弃的稿纸稿件——她其时正在继续研究着癌症学，也许是之前废弃的论文稿件吧。 “你好啊年轻人，这几天英国的生活还习惯吗？”她关切的问，眼神像关心自己的孩子。 “我还行……就是……就是依旧听不懂路边人的对话，而且……我现在想到了我的……我的家乡。”那时候的我英语依旧说的结结巴巴，”我希望我能提高自己的英语。” “别担心，”她说道，”你的英语还不错，以后会好的。” 那天我们谈了一会儿，谈到了学习计划，今后的目标，她说，此后如果我有不懂的问题和疑难，每周二，周三，周四她都在学校。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欣慰和感激。当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弄出一个像样的成绩，能进入一个不错的研究生学校，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教授的青睐。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沉迷于《信长之野望14》，以至于有时候上课都想着游戏，没有认真听，很多知识点没有记住。还记得有一回我有一个很简单明了的问题不懂，下课去了她的办公室里，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一个激素作用的位点的问题。劳伦老师并不生气，指着那张图片，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这个激素作用于这个位点。要是这个激素没有作用于这个位点的话，人体正常的程序就会失控，细胞就会无限制的生长下去，然后瘤子就长出来了。有的时候课堂上的内容非常的简单，如果是语言问题的话，我想以你的能力，你可以克服的。” 虽然那时候我点着头，口头说明白了，心里却自卑的想道：—— “生物学看起来有点难啊；至于至于语言方面的问题，大概跟生物学难度没有区别。” 其实我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也是费了不少心思。学期一开始，我就参加了”国际生咖啡厅”这个活动，那里的国际同学之中，我跟另一个盐城的小子是唯二参加的中国学生，其他的有俄罗斯的，马来西亚的，荷兰的，还有一个越南来的年轻妈妈。每周的”世界咖啡厅”，除了供应免费咖啡茶水与点心外，还有提供各种各样的游戏。同时，星期六星期天还有其他不少活动，像是去当地人家与他们亲密接触。 在英国呆了差不多两星期，因为解读论文的事情，我再一次去找劳伦，谈话结束以后，她用欣喜的声调对我说道： “你的英语开始变得非常好了，这两个月一定是看了电视节目，参加学校的活动了吧。” 除了学习，她还经常关心我的生活情况。每次谈话结束以后，她总会问我，有没有跟我父母联系，并且总是鼓励我说道，“你是个优秀的孩子，会取得好成绩，得到研究生入学资格的。你的父母也会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的。”

（三） 这一年正值各种”平权”运动风声水起，本地一位老先生在进行活动的时候跟我说，他不喜欢西方世界那群左派分子，也就是国内讲的白左，他们太激进，双重标准却玩的很厉害。他们强调黑人，穆斯林等”少数”族裔的平等，却忽视大多数白人的利益。另外，中国人等亚裔，也是他们揶揄，奚落的对象。 中国再也不是一个弱国了，是一个强大起来的大国。但由于不符合美国左派分子的价值观，所以中国人当然是白左们排斥的对象。不过国内的”小清新”们不知道，依旧学习着美国的左派份子的说和做。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啪啪啪的打了这群白左追随者们的脸，使他们颜面尽失。就在当年的12月末，特朗普打败了希拉里克林顿当上了美国总统，那天我去参加”世界咖啡厅”的时候，电视里在放新闻，自然都是特朗普大选胜出的情形。但一个看上去像阿拉伯裔的男生在那里高谈阔论。 “民主的失败!”他振臂而呼，仿佛民主就是他们的安拉。接着他走到俄罗斯女生面前，”特朗普当选你什么感觉？”仿佛她一说积极的答案就要诅咒她下火狱。”没啥，我觉得挺好。”战斗民族的女孩不理他这一套。”你呢？”他把那杀气腾腾的目光投向我，仿佛下一秒就要自爆一样。”我觉得希拉里不如特朗普所以她输了。”我说着，边装作四处看风景。 “特朗普迟早要毁灭民主，毁灭西方国家的自由！毁灭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平等权力！”他张牙舞爪，仿佛一个阿拉伯的圣战士。”你们俄国人，就是他的帮凶，是你们亲手把他送上总统宝座的！”这厮瞟了一眼俄国人，接着用他那对圆瞪的怒目看着我，说，”你们中国人只知道读圣贤书，而我，积极参加各种‘平权’运动。我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平权运动者，你们中俄两国会摧毁我们所创造的乌托邦！”最后他骂了一句”ching chong.”用他那对充血的眼睛瞪了我一眼。 我并没有把这疯子的话放在心上，即使那声”ching chong”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为”平权”的振臂一呼的网民们，他们拼了老命也要跟”国际接轨”，呜呼，洋大人依旧称他们为”ching chong！” 以前我或多或少支持过一些平权，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四） 到第二学年，因为学业更加繁忙了，那个”国际咖啡厅”的活动再也没去过了。由于项目的缘由，我跟我自己的项目负责老师谈论的较多，跟劳伦老师却没有多少联系。 大概是后来对自己的论文没有多少信心吧，也许也是因为对自己论文做的答辩海报或多或少有些疑惑，我便去寻劳伦老师，告诉她我对我的海报信心不大，也许需要她的帮助。 “你很优秀，但是总是对自己缺乏自信心，”她依旧很和蔼的看着我，眼光中充满着对我的鼓励，”海报拿来吧，我帮你检查一下。” “好的。”我便将海报的纸质稿件交给她看。她指出我的海报大体格很好，只是有几处小错误，需要加以改进。并且对我说：”一切就看你在海报答辩那天的表现了！” 海报答辩结束了，过了两周，成绩全科都出来了，我拿了一个不错的成绩，这个成绩可以支持我去我理想的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了。这之后我去伦敦玩了几次，但是那天发生的事情，却着实让我不寒而栗了起来。 像往常一样我登上了去往伦敦的火车，准备在那里转车去剑桥郡看看。到了火车上，国内的朋友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昨日伦敦桥附近发生了恐怖袭击”。我不大相信，就问了一下坐在我对面的大叔，那位大叔眼皮肿胀着，眼珠子像充了血一样。我问：”大叔，昨天伦敦桥是不是发生恐袭了？”大叔点点头，仿佛强忍着悲伤说道：”是的，昨夜我们警局，”说着亮出来了他钱包里的警徽，”派人去维持现场，那些恐怖分子丧心病狂，竟然拔出刀将我的一个同事刺成重伤。” 听到这里我不寒而栗，为恐怖分子的丧心病狂而发抖，更重要的一点是，那天下午到黄昏我恰巧就在伦敦桥，还打算在附近找个酒店住下，伦敦桥上看看夜景（那时心大，真有这个想法）。第二天从伦敦赶往剑桥。只是因为囊中羞涩，无法停留，只得回到吉灵厄姆的住所。 我突然想到，刚来希斯罗机场时看到的白帽子和黑袍子。又想到如同儿戏的英国火车站地铁站入口，渐渐境外人多起来的伦敦以及附近城市，还有各种各样的西方左派分子”平权运动”的猖獗。伦敦的恐袭只是一个缩影，以后只怕是一而再，再而三……那个”国际咖啡厅”振臂高呼的阿拉伯裔美国人，我以前只把他当做笑料，现在想来，他是那么的可怕，如同农夫与蛇里面的那条毒蛇，东郭先生碰到的那头中山狼。

（五） 将离开英国的前一天，我去了老师们的办公楼，和老师们一一告别。我告别了我们微生物学的老师，教授我们免疫学和病理学的老师，还有一直帮助我们做项目的教授。突然想到了劳伦老师，想起很久没有看见她了。于是我来到她的办公室门前，敲了敲门。 “你好，年轻人，”门开了，来迎接我的却不是劳伦老师，是个30多岁的女老师。 “请问，劳伦博士去哪了呢？”我见不到劳伦老师，内心十分失落。我做到了她所期望的那样，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是多么想跟她分享我此刻的激动啊。 她的同事招呼我坐下了，对我说道：”你大概就是劳伦老师经常说的那几个中国学生之一吧，劳伦教授去外地访问学习了，可能得过几天才回来。怎么，你要回国了？真可惜，劳伦老师走之前还说希望跟你见一面呢。” 我听了，一种莫名的哀伤浮上心头。离别之前，却不能见到这位良师，这位如慈母一般的美国女性。 “不如，你给劳伦留一份便签吧！”也许是看出来我的失落，这个老师说到。 我便坐下来，给劳伦老师留了一封便签，大意是，感谢老师这一年的教育，让我得到了去理想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如今我将回到我的家乡，就此道别。我那时希望，现在也是，她能看到这份便签，了解这个不够优秀且有些自卑和害羞的中国学生，对她的感谢。

（六） 直到我九月再次回到英国，回到以前的大学去，依旧没有再找到她。但不知怎的，我时常想起我那九个月在英格兰的时光，总是会回忆起劳伦老师教诲我的言语，以及她那充满着赞许和鼓励的目光。也许，她不像很多西方人那样白人至上或者玩弄双重标准，她把每一个学生都当做自己的孩子，鼓励着他们专注于科学技术的学习，并期望他们能在自我的奋斗历程中，推动本国乃至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我又想到平淡的英格兰岁月中无意间接触的那些个白左们，那样的双重标准，那样的疯狂。这样想起来，伦敦桥上的恐怖袭击也许只是英国这个老大帝国甚至西方世界双重标准之下的苦果中的冰山一角罢了。 她的教材，她所发给我们的论文和讲义，我却没有留下来。这些极好的学术材料，在我回吉灵厄姆搬运遗留行李的过程之中，由于太繁多，加之被放置行李的水房之中的蜜蜂叮咬得害怕了，所以，没能带到北爱尔兰。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不但没有再见到她一面，连有关她的记忆，也不再有了。 如今我在北爱尔兰的那所大学，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总会回忆起劳伦老师，想起她如同慈母一般的音容笑貌，想起她激励人心的话语，心里总是暗暗说道”我会努力拿到硕士学位的”。而回想到那次死里逃生，我也同时希望唤醒那群对西方世界还抱有幻想的人们，与网络上“现代鲁迅”之流坚决的斗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