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武 | 国家不能干预市场？中国经验不是这样_风闻

如果说中国在过去四十年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成功经验，那么这四十年的经验本身也值得总结。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国家与市场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既有冲突又有合作的。改革之初，是国家推动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正是因为有国家掌握转型的节奏，所以市场化改革是渐进的，而非苏东国家那样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在苏东国家，这种失去国家掌控的转型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混乱和衰退，同时又产生了大量的经济寡头，而国家的经济体系则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基本崩溃，本国产业受到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冲击，迅速衰退，整个国家进入去工业化时期，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面积的失业。因此，苏东国家的转型虽然看上去与欧美民主自由政治接轨了，但转轨本身也是一次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由全国人民共同积累的巨大财富迅速落入少数人手中，从而加深了社会不平等。因此，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剧变之后陷入长期政治动荡，不仅经济衰退，而且社会发展水平全面倒退，连人均寿命也随之下降。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政治上的稳定和干预经济运行的能力保证了市场化改革能够持续进行，为中国的市场化力量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政治环境。

相比于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经验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国家力量的强大，使国家有能力对经济进行干预，而对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并不是不想干预经济，而是没有建立起这样的能力。同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足够的产业积累，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之后，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家也无力改变，甚至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反而利用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机会，出卖国家经济利益来为个人谋取私利。他们的国家虽然没有干预经济，也没有干预的能力，但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成功。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更接近西方，制度上也是欧美式民主，更没有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大量国有企业，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并未如新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扩展并未给他们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相反，在那些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金组织的要求，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和地区，放弃了部分国家经济主权，向跨国公司开放市场，造成国内的社会不平等加剧，政治上也陷入长期动荡。亚非拉地区都有这样的例子。

在这个意义上，从中国的经验看，国家力量的强大非但没有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而保证了中国经济的成长。也就是说，有了强大的国家，才有了强大的中国市场，有了强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才能产生强大的企业。从国家强大带来的统一而潜力巨大的市场受益的，不只是中国国企，也包括私营企业，而且主要是私营企业。尤其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后，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一度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但从客观效果看，正是因为国家对互联网的严密控制，对国外互联网企业进行严格的审查，才使中国有了阿里、百度、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公司能够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免于国外互联网公司的竞争压力，从而能够高速成长，到今天甚至已经成为国际上都令人瞩目的互联网企业。中国不仅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唯一能够与美国在互联网进行竞争的国家，互联网也成为中国与美国发展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做到这些，都要拜国家强大所赐。如果没有国家对谷歌、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公司进行限制，中国的互联网领域也不会发展到如此高度。而这一点，即使是传统的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西欧也没有做到的，虽然西欧对美国互联网企业采取了诸多反垄断措施，但仍然未能在欧洲培养起能够与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对抗的企业。

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或许是淘宝。虽然国际电商巨头曾经进军中国，但却都毫无例外地失败，就是因为淘宝首先是依托中国巨大的市场，其次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但最重要的是，淘宝的发展几乎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大规模升级同步。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加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高速增长，这也使国家加大了对及设施建设的投资。尤其是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面临外需不足的情况，继续依赖出口已经不足以维持经济持续增长，从而转向扩大国内需求。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通过铁公基投资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仅为一些过剩行业提供了缓冲和需求，而且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实施了总规模高达4万亿的投资计划，虽然这一计划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至今为人所诟病，但必须承认的是，中西部广大地区，尤其是县一级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在这一轮的投资建设中大幅提升的。中西部广大县城、乡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公路基本上实现了乡镇与农村之间的连接，让每一个村庄乡镇、县城之间都有了公路，才让物流网络能够覆盖到这些地区，淘宝也才有可能在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

更为直接的例子是装备制造业。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在改革开放后曾经长期落后，主要的大型机械车辆都需要依赖从国外进口。但2000年以来中国所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让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从而一举完成了对国际同行的赶超。受益于中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装备制造业企业，不仅有三一重工这样的私营企业，一大批在2000年之前本来已经频临破产的国企，也从中受益，迅速扭亏为盈，重新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还有造船、港口机械等行业，私营企业在2000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受益，国企也同样受益。而且，与经济学家们批评的完全不同，在许多竞争性行业，国企非但没有积压私营企业的市场空间，反而存在大量的相互合作。这种合作既有资本方面的，也有技术或其他方面的，既有在国内市场上的合作，也有国际市场上的合作。

因此，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偏见，就可以看到中国经验实际上已经改写了经济学上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论，创造出一种新的国家与市场关系，只不过因为国内主流经济学界长期笼罩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下，自我封闭，脱离现实，没有意识到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且，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想像的不同，今天中国的危险并不是国家对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家的压制、迫害，而是各级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之下，过于亲资本，过于亲市场，从而有可能在公共政策制订上向资本让步太多，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下，同级别的官员之间在职务晋升中存在着或明或暗的竞争，而决定竞争成败的主要因素就是能否在推动所主政的地方的经济增长，因此，各级官员们普遍对经济发展高度关注，而对一些民生领域的政策重视不够。而这种资本对政治领域的渗透，无论是私营企业主进入各级党代会、人代会、政协，还是各级干部通过各种以民间组织面目出现的沙龙、同学会等组织与私营企业主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都是对国家中立性和公共性的巨大威胁。

在主流经济学的论述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主流经济学在讨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的时候，更多的是在国家、社会与市场三个范畴之间讨论。而在2000年之后，主流经济学关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则在更多的时候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社会，而直接谈论国家与市场。这是因为，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国家的力量远大于市场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也要远远大于资本的力量，因此，市场与国家之间需要社会作为缓冲地带，来减少国家对资本和市场的控制，而市场和资本也尽量融合在社会之中。但是，经过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力大幅下降。到2004年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甚至一度下降到只有20%略多一点，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上升到三分之一强。在一些人看来，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已经大于国家的力量，无需社会作为缓冲地带，而可以直接挑战国家权力。因此，主流经济学更多的时候会更为直截了当地要求国家进一步改革，将更多的领域向私人资本开放，减少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

在今天的中国，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既斗争又合作，时而斗争时而合作，而社会则被搁置在一边。不过，相比之下，国家照顾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可能性要远比资本多得多，现实中也是如此，国家常常需要顾及公共利益，而私人资本表现出来的贪婪则完全无视公共利益。而且，主流学术界和媒体经常站在资本一边，批评国家权力，乃至直接为资本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扩张争取舆论空间和民意支持。在许多时候，主流学术界和媒体甚至将国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冲突称之为国家与民争利，将国有企业的扩张称之为国进民退，将私人资本视为普通民众利益的代表，故意混淆私人资本、私营企业的属性，而将之称为民营资本、民营企业。这种话语策略的成功与新自由主义在大众传媒上的话语霸权相结合，就形成了2000年以来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和知识分子的批评，而资本和私营企业主在社会上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推崇的局面。对社会公共利益来说，国家显然要比与私人资本考虑得更多。只是由于国家在理论层面无法对自身作出有效且有感召力的理论解释，从而在舆论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而且，随着金融改革逐步推进，资本的力量在中国也越来越不仅局限于实业资本，而是越来越多地直接表现为金融资本。与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相同，金融资本在中国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势，加深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均衡，而且也迅速影响到了实业资本，迫使资本日渐从实业领域流出，转向金融领域，导致制造业进入衰退期。

市场和资本力量的增强使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也在逐步下降。近些年来，国家多次试图调控投机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但却始终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房地产总是在经过一个短期的调整之后又迎来议论幅度更大的报复性上涨。国家在意识到金融和房地产的过高利润正在侵蚀实体经济，试图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干预，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也每每事与愿违。媒体和主流经济学家经常说，中小企业在银行获得贷款比较难，呼吁国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然而，国家每次出台刺激政策，央行增发的货币都会大量流入金融和房地产行业，而不流向实体经济。因为，银行作为商业机构，他们除了执行国家的政策，更多的时候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也就是说，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能力也在逐步减小。而国家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正是过去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条件今天正在逐步弱化。如果说，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曾经是中国抵御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那么，今后如果再出现市场失灵，国家能否仍然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这是非常可疑。因为，市场的力量一旦形成，他们就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行，而不会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自身的利益之上。

从国家和普通民众的角度看，国家对市场的调控和干预能力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留给当代中国的重要政治遗产，但今天国家的调控和干预能力正在下降，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正在提高，自然会导致社会主义传统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更加难以继续保留。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传统在经济领域的表现，最重要的就是国企的大量存在，他们并不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行动，而是要讲政治，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企业自身的利益之上。如果中国的选择是继续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进行改革，拒绝激活社会主义传统，仍然以私有化为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属性就将更加减弱。如果是那样，中国就将真正实现与欧美发达国家接轨，让中国成为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而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不过，2008年金融危机带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冲击至今仍在延续，并未结束，而且，正在向欧美延伸、向政治领域延伸。危急关头，社会主义本身也可能成为欧美国家的重要选项。2016年进行的英国大选和美国大选中，主张社会主义的候选人都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因此，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复兴的较大可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传统本身对中国而言，可能也不再是一项负资产，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留一线生机。

《大路朝天：中国道路与中国革命》

作者：萧武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