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越南亲美派被清算！对越外交怎么办？_风闻

     200周年纪念活动激动人心，在越南引发巨浪！

送给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最佳礼物——越南亲美派被清算

    2016年初，陈大光刚刚当选越南主席，阮春福刚刚当选越南总理，才半年时间，当年年底，阮富仲就准备改选换掉他们，但是当时没有成功。其实，所谓不流血政变，就是一场越南主席、总理的改选，把阮晋勇亲美派的陈大光、阮春福这两个选下去，换上北方派。

（陈大光）

（阮春福）

左派动向

    左派这边组织、纪检齐上阵，深得斯大林主义的真谛。

    阮富仲的大将，内定接班人、负责宣传的丁世兄患上重病已经辞职（诡异的重病），阮富仲派上一个狠人“越南老王”陈国旺顶上，“越南老王”负责监察手持铡刀上任，担任党的常务书记，估计没人敢不听话。

    阮富仲口袋中的备选北方派人选还有排名第四第五的：军方吴春历（继承前任冯光青上位失败的未竟事业）、公安部副部长苏林（阮富仲明显在挖GA部老部长陈大光的墙角），这两位非常重要，因为排名竟然在总理阮春福之前，明显是在党的这边卡位，顶住阮晋勇“三驾马车”。

（“越南老王”陈国旺）

（越南国防部长吴春历）

    百分百的官二代，曾在桂林的师范大学（WG中的育才学校）读中小学的阮善仁担任胡志明市书记，这个长期在胡志明市任职的二代，曾经在东德、美国留学，可能和亲美派在胡志明市有勾勾搭搭，但毕竟是抗美战争中战火中长大，在中国文革中受的教育，形成的世界观。如果他被左派拉过去，是阮富仲派出的“刺客”，那就是抄了阮晋勇的老巢。

    党的书记处、军方、监察、公安部（等于我们的公安部、安全部、武警三合一）、胡志明市——“党、军、纪、公、西贡”五大权力已经掌握在左派手中。

    亲美派动向

    亲美派这边在反腐运动中丢了官位、坏了名声。

    在反腐运动中，阮晋勇亲美派的第二梯队，他儿子坚江省书记阮清宜、岘港市委书记阮春英。

    这两人中，阮春英已经被以反腐败为名，被清除。

    亲美派的年龄优势被砍掉一半。

    媒体还大力强调阮春英曾公开申请在岘港让“卖Y业”合法化。（这确实是他的提议，竟然还写进报告，正式向河内申请。曝光此事可以败坏其名声，上升到组织卖淫、侵犯民族尊严高度，调动整个民族自豪感，让阮春英永世不得翻身。）

    亲美派另一大将丁罗升——在石油、交通、金融领域任职，原任胡志明市书记，阮晋勇的亲信，涉嫌F败被撤职，判18年，要求他返还2500万美元公款（这一招够狠，在舆论上彻底搞臭他和后台老板）。

    其它低一级半级的亲美派F败分子，被查得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甚至某国企老总逃到德国，都可以派人去德国绑架抓回，引发默克尔抗议。

    川普这个“猪队友”在2月还帮越南左派来了个“神助攻”——撕毁美越难民协议，下令越南难民全部送返越南。

    数十万越裔美国人，对现在的越南政府怀有刻骨仇恨，现在是没送回几个（遣返每一个难民的司法程序都很漫长），但是足以惊起越南左派、广大民众的高度警惕（大部分群众对南越军官、地主没有好感）。而且川普撕毁两国协议就等于宣布美国靠不住，在越南败坏了亲美派的信用。

    亲美派不是铁板一块

    另外，阮晋勇的个人魅力、笼络手段，又让南方派、“勇派”局面变得复杂，现在的南方派很好继承了越战时期“八宝饭”的鸡尾酒传统，什么主张的人都有。

    陈大光、阮氏金银，这两位是阮晋勇用个人魅力、小恩小惠、笼络进来的，他们自己其实也有政治主张，和亲美派、标准南方派完全不一样。

    陈大光公安出身，负责维稳，天然和颜色革命有仇，阮氏金银搞退伍军人福利，入戏太深，也不是亲美派，这两个名义上算南方派，是冲着阮晋勇这个人去的。

    到了翻脸时刻，比如阮晋勇提出“解散党”、“彻底西方选举”、“放弃执政”地位时，陈大光难道不怕民主派上来后和他算账？阮氏金银难道愿意党放弃江山？她难道愿意看到胡伯伯的雕像、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在颜色革命后被砸？

    按苏联东欧剧变后的脚本，用“普世价值”的有色眼镜来看，陈大光手上有“血债”，阮氏金银则立场有“问题”，他们没有那么容易跳船的。

    就是阮晋勇本人，也应该看到，美国毫无信用可言，小布什对卡扎菲承诺的，奥巴马可以不认账，奥巴马和伊朗签字的协议，川普可以撕毁。由于美国两党高度对抗，美国总统可以随时撕毁前任签的协议，对你阮晋勇，该清算还是会清算。

    然后说策略问题，如果阮晋勇隐蔽一点，不说解散执政党，可能陈大光他们还会紧跟，但是如果要解散执政党，面临着“清算”，他们就会往中间、往北方派靠了

    下一步发展

    越南亲美派捞钱，吃相太难看，还没上位就开始分赃。

    这帮人想挑拨反华、转移视线又被识破化解（当时阮晋勇派的公安部长陈大光还是识大体、能干事的，当然也可能是畏惧几十万越正规军，觉得颜色革命没有胜算）。

    亲美派自己不争气，再来一记川普的“神助攻”，亲美派多半就呵呵了。

    反腐烈火还在向上蔓延燃烧，逼近阮晋勇的儿女（阮清宜是南部坚江省书记、女儿经商当寡头），逼近陈大光、阮春福这最后两员大将。

    阮春福相由心生，一副实用主义态度。据说他2012年就开始骑墙，往阮富仲这边靠，可能是觉得相比之下，对阮晋勇报恩是小事，“越南老王”陈国旺比较恐怖。

    如果这几天拿下陈大光、阮春福（或者让其交投名状，彻底跳船），然后把阮晋勇一派中较为清廉的阮氏金银留下当花瓶（她个人算阮晋勇派，但不怎么亲美），阮富仲就毕其功于一役，成功！

    这是献给马诞辰两百周年的最佳礼物，更是斯大林主义的全面胜利！

    越南南北矛盾史

    越南南北派，具体分歧和势力划分，我简单介绍一下。

    北方派——

    就是最早在北方干革命，打日本、打法国、坚持打越战、结交中苏、信奉真理的这帮。

    南方派——

    就是北方在南方搞的统一战线。该战线什么人都有，反美的，不问阶级就算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尚、道士、爱国学生都拉过来扛枪，这帮人反美，但是不完全认同北方价值观，美军称他们为“越共”，其实他们不是共产党，只是外围同盟。

    原来这帮人是越战主力，北方只提供后勤装备，这个统一战线阶级复杂，五颜六色，就像政治“八宝饭”联盟，这帮“八宝饭”意识形态反美，坚持民族主义，但是经济路线上亲西方，向往市场经济。

    春节攻势

    等到春节攻势，武元甲下令赌一把，干它美帝的，结果政治上赢了，给美帝国内施加强大压力，埋下伏笔，但是武元甲在伤亡上输了，南方的越G这帮打残了，往后就是北方派正规军南下打越战，然后就彻底是北方说了算，披着“越G”马甲的南方统一战线发言权就少了。所以美国军史专家认为，春节攻势是北方的胜利，不是北方对美军的胜利，而是北方对南方“越共”的胜利，从此掌握主导权。

   “八宝饭”的野望

    西贡解放后，统一战线这帮，“八宝饭”联盟，知识分子、小商人、富农、留学生、背叛家庭的中学生，试图自己建个民主国家，组了政府，对外宣布和80个国家建交，准备一出生第一天就改革开放，无奈军权不在手，北派忽悠了“南方民主政府”一年多，撕破脸，南北统一了，“八宝饭”联盟被搞去爱国阵线，当花瓶了。

    北方搞砸了

    越南统一后，北方觉得国土狭长，国防、经济发展都受限，想咬咬牙……毕其功于一役，用联邦名义，吞了老挝柬埔寨，往后再发展经济，结果超过了克劳塞维茨说的“进攻顶点”，在柬埔寨西北部游击区踢到钢板，民柬+红色高棉坚持“游击战不输就是赢”，另一边越南又和“某大国”在猫耳洞耗了十年。

    南方被法国殖民几十年，又在越战中接触美国西方社会三十多年，统一ZHAN线“八宝饭”这帮人比较接受资本主义经济文化那套，想对西方开放，搞民营经济市场经济西方选举。

    他们忍了北方十五年。

    越南投靠苏联后和我们打了十年仗，民穷财尽，搞计划经济，那么长的海岸线，竟然没人打鱼，当兵的要吃苏联的鱼罐头。

    北方自古贫瘠，挨饿吃苦习惯了，南方是稻米产区，没吃过这种苦，想闹点事，偏偏当时的老大是黎笋，一个来自富裕的南方，却比北方同志更狠辣更坚定的角色。

    这让南方的“八宝饭”联盟无话可说，毕竟是南方人黎笋在驱使大家拼命、苦熬，人北方同志还没喊苦呢。

    “八宝饭”推动改革

    “八宝饭”群众纷纷逃亡当难民，一个老越G战士说：“电线杆有腿也会跑的”，北方生活也惨，饿不死活不好。

    黎笋牵头的，吞并老挝、柬埔寨，扩大战略纵深的宏图未能实现，黎笋心力交瘁，累死了，鞠躬尽瘁了。

    90年，苏联援助停了，罐头鱼没了，北方看撑不下去了，同意“八宝饭”推动革新，承包，市场，开放。从此，北派警惕美帝坚持真理，南方亲美要搞市场+选举的西方道路。南北相爱相杀七十年！

    北方心软，“洗澡”不彻底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当年北方胡伯伯忽悠功夫厉害，拉来一帮南方的阶级复杂“八宝饭”联盟，一起反美，又定下“路线斗争不可轻易开杀戒”的规律，北方心软，利用完统一战线之后，没把这帮“八宝饭”给“镇反”了，不够阴，埋下了现在“南方派”亲美的伏笔。

    （我们也有亲美派，但是主要在文化界知识界舆论界，像阮晋勇这种能量的，没有。——越南学我们学得很快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信仰+共同的问题，阅兵都是一样的。）

南北矛盾历史原因

    越南现在的“四驾马车”制衡体制，是有深刻原因的。

    这是南北双方力量势均力敌的体现，胡伯伯也留下话，要制衡。八十年代黎笋是独裁了一把，效果不好，自己也累死鞠躬尽瘁了，越南开始搞制衡、集体决策。

    物极必反，后来就制衡过头了。

    当然南北方人口都多，群众基础势均力敌，这是深层次原因，越南象现在这么大的面积，保持统一，是从来没有过的，其实是法国人殖民造成的。

    自古，越南南北方就互相看对方不太顺眼，自古以来，北方吃不饱、朴实、够狠，南方吃大米（后来是法式面包）、滑头、喜欢经商，中部顺化是古都，皇帝（或者叫国王）负责协调，南边说说，北边说说，大家凑合着过吧。

    胡伯伯为何能忽悠得到那么多南方“八宝饭”联盟，一起反美，他就是出身在越南中部的，顺华精英官僚，协调南北矛盾数百年，胡伯伯家学渊源，耳濡目染，深得顺化古都统战传统，包容、引导、激励的技巧可谓是博大精深。

    美帝可以说是输给了胡伯伯的“统战”功夫然后，统战过来的“八宝饭”也埋下了现在南方亲美派的伏笔。

    柬埔寨例外？

    为何柬埔寨没有这种地域矛盾、派系矛盾呢？

    今年一帮柬埔寨的亲美派想干办大事，洪森只一个回合就统统放倒了。

    因为整个柬埔寨的“八宝饭”都被XX了，知识分子、富农、商人肩不能扛、手不能挑，在路上、在集体农庄第一批挂掉的都是这帮人，洪森至今稳如泰山，都受益于波尔布特1975年组织的阶级“洗澡”比较彻底。

    还是波尔布特看得长远。

中越之间怎么办——重提共产主义共同信仰淡化内外纠纷！

（5月14日，阮氏金银主持召开第14届国会常委会第24次会议）

    升华信仰、让共同信仰更超脱

    我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升华后的信仰，就是人类对公正、平等的追求，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人平等，没有了压迫的未来社会。这一升华后的信仰超脱于具体的体制、宗教之上，更和西方的妖魔化宣传划清了界限。

    它是我们的远大目标，不一定和某种所有制捆绑在一起，各国可以走各自的道路，逐步实现上述远大目标。

​**（2014年越南“5.13”排华事件）**

    有领土纠纷的两国之间，重提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同信仰，可以淡化争端，搁置争议，进行产业转移，共同投身全球化自由贸易，在内部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共同奔向共产主义的未来。

    这从理论到现实中都是可行合理的，天经地义的。

    苏联的例子

    关于这方面，可以苏联的民族问题、外交问题为例：苏联高加索、中亚民族矛盾本来已经已经大大缓解，向这些地方的经济、政策、财政倾斜，已经让当地各族人民淡化了民族宗教意识，初步相信了共产主义人人平等的信仰。

（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式  一个主题是“民族团结”）

    等到戈地图搞公开化，放任冲击信仰的时候，本来非常友善的不同民族的邻居，竟然就突然为了土地、民族、宗教的不同开打了，甚至在费尔干纳盆地引发凶残的事件。丧失共同信仰后，同样性质、更惨烈的民族冲突发生在南斯拉夫。

共同信仰淡化民族纠纷

    在苏联，不论看上去终极目标有多遥远，共产主义信仰确实淡化了民族矛盾——车臣人杜达耶夫能当上战略轰炸师师长，为无产阶级而战。

    等到戈尔巴乔夫淡化信仰，自废共产主义信仰，杜达耶夫摇身一变，从阿富汗战争的英雄，蜕变成了分裂的军阀，投身武器贩卖、毒品、偷盗石油的事业。

    捍卫者，没有了信仰，竟然成为了破坏者。

（车臣战争）

    同样的例子还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之间的“纳卡”冲突。

    在阿塞拜疆内部有一块飞地，上面住的是亚美尼亚人，各民族都秉持共产主义信仰的时候，基层组织要求大家克制民族情绪，按法律办事，当时的高加索天下太平，不同民族、加盟共和国的人民还可以互相串门、通婚、工作、旅行。

    等到苏联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纳卡”飞地立刻就成了问题，双方马上开片，一直到现在还在断断续续地内战。

共同信仰淡化领土纠纷

    远大的信仰还可以淡化边界纠纷。

    在中苏持共同信仰的时候，珍宝岛这些边界冲突根本不可能发生，彼此边民偶尔有越境，苏方会对中方说：“将来共产主义是没有国界的，所以这些都是小事。”

    等到文革中，中苏信仰不同的时候，这些零零星星的领土纠纷，双方就要用枪炮好好掰扯掰扯了。

信仰的力量

    这就是我说的，我们要提炼和升华共产主义信仰，与时俱进，承认各国的不同所有制、具体制度都可以通向终极的公正和平等——共产主义。

    然后，我们可以与邻国统一共同信仰，淡化边界纠纷，维持现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融入全球化自由贸易，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做好物质和精神、文化、信仰的准备。

（2014年越南“5.13”排华事件）

    连欧盟都要建立共同关税、市场、财政体系、防务了，难道我们对于四海一家的期望，还不如形形色色国家组成的欧盟？

    共产主义是人类终极的未来，坚持社会正义、国际正义、人类正义，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信仰，当然能淡化直一切内部矛盾、对外纠纷，直至最终实现远大理想，全球四海一家，人类彻底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一切纠纷！

    远大的共产主义信仰，可以淡化国际纠纷、化解内部民族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基督教，至今从没有一个人真的见过上帝、天堂、地狱，但基督教为教徒描绘的“共同未来”，却依然能维持一个社会的秩序，促进生产，发展慈善事业，推动社会进步。

    为何？因为基督教给全社会塑造了一个遥远的共同目标，教徒虽然相信的程度不同，却大体上持有共同信仰。

    而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明显比他们的神话更科学、更可信！他们的信仰能做到的，我们的信仰可以做得更好。

超脱于各种体制之上的信仰——条条大路通共产主义

    升华后的共产主义信仰，不再和具体所有制、体制捆绑，这个信仰是人类对公正、平等、富足、没有压迫的终极向往，没人敢否定其崇高和正确。

    我们承认、尊重各种所有制、各国体制，这些其它的所有制（包括私有制、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体制、经济制度都是在共产主义道路上可以使用的方法。

    共产主义信仰超脱于具体的所有制、体制之上。

    人类的公正、平等、富足、没有压迫，这就是升华后(简化)的共产主义信仰，甚至君主立宪、西方选举、威权体制，都是可以奔向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道路。

    当然，其它体制在高度公正、平等、富足没有压迫的高级阶段，会有一个取消私有财产，一切财富属于全民的最后过程。在经过最后阶段的公有化之后，揭牌！各国宣布进入共产主义。

其它道路的案例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一定要斗争才能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吗？

    剥削阶级不是铁板一块的，例如明朝有个皇帝，就无心剥削压榨，醉心于做木匠，他不但不喜欢剥削，还在创造价值，他信奉劳动最光荣，享受劳动，追求人的自我发展。

    我们熟知的很多资金链紧绷的创业者，特别是在江浙一带，为何他们战线太长流动资金不足，他们奋力进取的主要原因不是追求物质欲望，而是追求功成名就，自我价值的实现，财富、生意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发展个人潜能的一种手段。

    那种坏到骨子里，以夜半鸡叫、折磨工人、吃肉喝血、欺男霸女的剥削阶级、变态的地主、资本家，确实存在，但是起码到现在，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富豪，他们的梦想是挖掘自己潜能，得到众人肯定，自我价值的实现。

    现在很多西方IT富豪，遗嘱中都将大部分财产捐出，作为慈善用途，他们也看到了留下巨额财富给子孙，会害了后代，纸醉金迷会缩短后代的寿命，影响后代的健康全面发展。

    列宁比较重视斗争性，这在当时的俄罗斯也许是对的，在需要的时候正确的地点，我们也应该继续强调斗争性。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斗争剥夺资产阶级的大前提——“资产阶级不会放弃财产、放弃剥削”的假定——在某些国家已经出现了例外。

    例如北欧国家，是有私有制的，但通过有效率廉洁的高税收、高福利，已经建成相当发达的公正、平等、富足、没有压迫的北欧社会主义，他们走的就是适合他们的道路，他们的私有制已受极大限制。     他们在向彻底公有制最后过度，他们就差最后一个阶段，财产公有化，然后揭牌，进入共产主义。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在需要斗争的地方、需要斗争的时期强调斗争，同时，向往共产主义其它国家也可以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我们鼓励他们广泛尝试。

    所以，共产主义信仰是开放的，共产主义道路是在发展中不断探索完善的，其它国家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调动发挥各种所有制、体制的优势，建设平等、公正、富足、没有压迫的社会，最终奔向共产主义。

对越工作如烹小鲜 —— 注意事项

    我们的人常常说：“不能让越南亲美派上台！”

   “不能”让“亲美派”上台，这是我们的愿望，但是在表面上绝对不能提，不能干预邻国的选举，要尊重邻国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我们公开地说“不能”让谁谁上台，恰恰就是在帮助亲美派争取人心，抹黑左派。

（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因此，我们能做的，只有：

    1、与越南党、政府、军队进行交流，深入研究、提炼、升华共产主义信仰，探索奔向共产主义的不同道路，在全人类解放这一终极价值观上取得共识。

    2、以“越战研究”名义深入研究美国在越南犯下的罪行，唤醒同志记忆。让大家一起警惕美国的颜色革命。

    3、和越南同志一起回顾一下——苏东剧变后——**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日夫科夫（保加利亚）、马库斯·沃尔夫（东德“斯塔西”上将，陈大光的同行）**这些高层遭“复辟派”反攻倒算、审判的下场。分化亲美派、“勇派”，让陈大光、阮春福、阮氏金银等对亲美派的真面目、变色后自己的命运——产生一些合理的担心。

    4、交流一下新媒体舆论影响的方式和手段，交流一下反腐得人心的操作方法，打败CNN，打败BBC，系统地摧毁西方媒体的公信力，铸成抵御西方“Y色G命”的牢固堤坝，

    5、促成部分产业向越南转移，加强供应链、产业链的联系，让两国关系具备坚实的基础。

    对越的工作，我们要超脱一些，不对具体某某人、某某派进行指责，对亲美派的揭发、批判、肃清，要靠越南党和人民自己去完成。

    我们要通过交流，确认中越之间共同信仰，淡化国家间纠纷，共同参与自由贸易，顺应全球化潮流，发展生产，实现社会正义、国际正义、人类正义，共同奔向共产主义社会。

    分歧可以被搁置、经济上有前途、政治上得民心、信仰又非常高大上，占据社会正义、国际正义、人类正义的共产主义道德高地，激发中越人民对全人类解放的“弥赛亚”使命感。

    在这个宏大愿景、鲜红旗帜下，所谓阮晋Y、亲美派，也就是几个小爬虫而已。

    题外话1、

    《那些在桂林育才读书的越南高干子弟》

    武卯——越南国会对外委员会主任

    阮晋勇——越南总理

    阮善仁——越南政府副总理

    武国雄——越南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

    胡英勇——越南电台台长

    黎可漂——越南上将

    武宽越——南政府副总理

    阮公单——越南政府副总理

    范国英——越南内务部代部长、国家主席助理

    陈庭欢——越共政治局委员、书记、中组部部长

    克索福——越南国家民委主任

    段孟蛟——越南政府办公厅主任

    阮孟琴——越南政府副总理

    陈文恒——越南中央委员

    为什么很多越南政要——都毕业于桂林育才学校？

    1、这些都是官二代，在越南这个比我们小的国家，政治精英人数有限，二代上位更容易。  

    2、他们当时没得选，越南1964-1975年十一年间战火连天，高干子弟只好到中国或者苏联上小学中学：

    苏联太远，家长看望比较困难，苏联太冷，越南人受不了，苏联吃俄餐，油腻、冷、重口味，越南小孩吃不惯，苏联人是白种人，多少有点隐形种族歧视，不像中国人才外观到文化儒家都和越南差不多，不容易产生矛盾。

    中国气候最接近越南，紧邻越南的，就只有云南、广西、海南、广东雷州半岛了。

    海南和大陆没有桥梁，越南高干兜一大圈从雷州半岛坐船去海南探望小孩，太麻烦，再说海南非常靠近美国航母，久不久会和我们发生点空战。雷州半岛据说缺水，也远离中越交通线。

    云南是高原，饮食习惯和越南不尽相同，另外也远离中越主要交通线。

    那就广西吧，因为这帮小孩的家长都是领导人、将军什么的，经常要去南宁、北京开会，商议一下援助物资事宜，路过南宁、桂林的机会比较多。他们在往来过程中，顺便就下车看看小孩，带小孩上街买点零食吃、玩具、童话书什么的。

    3、那为何是桂林呢，其实原来这育才学校也在南宁待过一段，后来搬迁到桂林三里店了。有一种说法是，柬埔寨老挝的干部子女后来到了南宁的育才学校，据说越、柬关系不是很好，当时就互相看不顺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南宁育才安置柬埔寨老挝子弟，桂林育才安置越南子弟，分开安置算了。

    桂林以北的中国任何地方，明显过于寒冷，不适合越南小孩愉快地玩耍。桂林还是风景区，公园多，一座座奇葩小山像盆景一样千姿百态，有利于越南小孩健康成长。

    漓江水清澈见底，伏波山、叠彩山、尧山、紫州、漓江桥（当时还没有桥，大致位置在象鼻山南面几百米处）五个江边游泳场，可以让越南小朋友久不久纳凉解暑，顺便练习一下游泳，强健体魄，为回国参加越战做准备，谁知道越战要打多少年呢，也许要打一万年，小朋友快长快大，还来得及参战，为父辈争光。

    如果文革时期担心漓江游泳不安全，担心被美蒋特务、地、富、反、坏、右、516分子把小孩按到水里淹死，那三里店广西师范学院（现在改名叫师大）育才学校旁还修了个游泳池。（本人年龄所限，所以无法穿越到过去确定六七十年代是否已建好这游泳池，反正七十年代末它肯定已经存在。）综上所述，越南干部的小孩，最适合待的地方就是桂林了。

    4、为何在桂林郊区，不在市区安置，要到三里店安置育才学校呢，这里可能主要是考虑保密。郊区一大片农田，孤零零一座学校，比较易于警卫，两个人扛枪就可以守住四周了。还容易防特，防止美蒋特务发现、破坏、暗杀、投毒。如果在桂林市区，人口密集，巷子多楼房多，守卫起来就不太容易，也不容易防止特务破坏，总不能一个小孩配两个警卫员吧，那也太奢侈了。

    5、越南高干追求生活品质为何越南小孩的育才学校最终选择桂林，而非昆明，还有越南党的风气、文化上的原因

    胡伯伯比较宽容善良，从1954——1964年，这段越南和平时期，越南其实是发展经济的，干部生活也比较惬意，建设祖国之余，大批大批地享受生活，经常到海防附近海边沙滩去游泳、疗养、造人、培养革命后代。

    胡伯伯还不喜欢整人，吸取中苏肃反的教训，规定不能乱杀人，不能搞逼供信，随意将干部打成反党集团。

    他容许越南的干部过宽松一些的生活，劳逸结合、游山玩水，也有益于越南的领导保持心理健康、有利于子女形成健全人格、心智完善、实事求是，确保革M后代中最多出些腐败分子，不会出现贝利亚、叶若夫、康生、“四川王”、吴芝圃、立军、不X这种酷吏。

   （根据五十年代新华社驻越记者回忆，胡伯伯有一次去水库义务劳动，带着随行人员一起，劳动后一起游览大好河山，在午餐的时候胡伯伯让人拿出带来的饭菜，让大家“今天吃点好东西”，当天的菜单是烤乳鸽、肉饼、蔬菜。）

    讲究生活质量的这帮高干，当然希望小孩到风景更好、更现代化一些的桂林，而非当时土里土气的南宁，受教育。

    毕竟，南宁靠近边境，先是抗法，又是抗美，算是前线基地，改开以前，我国规定靠近前线的城市不要建设地太好，以免开战了被炸，损失太大，所以改革开放前厦门、汕头、福州、南宁都刻意放慢建设步伐，有钱先不考虑建设，吃光用光，落肚为安。当时重点建设远离边境的二线、三线省份。

    6、文化原因接受儒家教育的胡伯伯自己也非常欣赏桂林，二十年代开始，抗战、抗法、抗美战争时期，都常来桂林，他喜欢诗兴大发写上两笔，桂林地方还临时找了个人帮他刻私章。

    既然领袖胡伯伯都认为桂林的风景有益于陶冶情操，那这帮小孩就送去桂林，茁壮成长，早日接班吧。

    综上所述，这些越南高干子弟当时根本没得选。领袖喜好、地理气候、交通便利、风景环境、保卫警卫、饮食习惯、越南党风气、培养后代的方针——这八个因素决定了，越南高干子弟只能送到桂林的育才学校，没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