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产业的耻辱15年，同时也是上海的荣耀15年！_风闻

1.读完网友“饭统戴老板”的《中国芯酸往事》，心酸与心痛的感觉久久不能离去。尤其让我感到扼腕的，是2000--2015这15年！可以说，这15年，是中国追赶全球芯片产业的关键15年，我们本来有可能做得更好，本来有可能大幅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但是，由于我们的失误、不作为甚至是反作为，却让中国拉大了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因此，我必须说，这是中国芯片产业的耻辱15年！而在这15年中，唯有上海在苦苦支撑，维持着中国芯片产业的艰难发展，所以，这15年，也是上海的荣耀15年！以下我将转发这样一些内容。

2.大多数优秀的中国芯片公司，都成立于2000年之后的几年。其中包括：

中芯国际成立于2000年；

珠海炬力成立于2001年；

展讯通信成立于2001年；

福建瑞芯成立于2001年；

汇顶科技成立于2002年；

锐迪科成立于2002年；

中兴微成立于2003年；

华为海思成立于2004年；

澜起科技成立于2004年；

兆易创新成立于2004年。

3.这里面的背景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培养的电子/计算机/通信类理工科学生，在80年代出国潮中率先留洋，毕业后留在美国半导体行业工作，见识和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在2000年之后，这批人积攒了足够多的技术沉淀和管理经验，开始陆续从大洋彼岸回到中国创业。

半导体行业有一个独特的特点：人才的培养周期长，就是通常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大多数顶尖人才都必须要读到博士。这跟互联网行业截然相反，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捣腾一个网站或者App就能融资的现象，在芯片行业几乎不存在，而行业赚快钱的机会则更是寥寥无几。

4.因此，改革开放后培养的理工科人才，首先在计算机、通信和互联网行业建功立业，促进了腾讯和华为等公司的诞生，但要轮到芯片行业，则还需要等待更多的时间。80-90年代那些毕业的大学生，还不能承担半导体研发的重担，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学习和锻炼，尤其需要去全球集成电路技术集聚区-美国的硅谷。

这从侧面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何80-90年代中国总是吃不透引进的芯片生产线和技术。**原因很简单：80-90年代承担芯片研发重任的，应该是60-70年代的大学毕业的中年技术骨干，但在六七十年代，半导体专业的教授们都在下牛棚扫厕所，培养学生无疑痴人说梦。

5.所以中国很多东西表面看起来像是当前的问题，但本质却是在为历史还账。

2000年后海归的回国创业，是改革开放后高校招生正常化的延迟红利，这里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展讯的创业过程：四位核心创始人武平、陈大同、范仁勇、冀晋都是1977年~1978考入大学（三个清华一个南大），都拥有博士学位，都曾经赴美国留学，并在毕业后在硅谷半导体圈里工作。2001年，他们选择回到了上海张江创业。

6.有两个学校在在中国的半导体人才的培养地位突出：一个是清华大学，一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一土一洋的两所学校，为中国芯片行业输送了大批顶尖的工程师、企业家和投资家，数量远超其他高校，并通过传帮接代的校友关系，孵化出一批又一批的芯片企业。

这种校友关系在清华学子朱一明的创业过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2004年，89级物理系的朱一明和85级电子系的舒清明准备创业搞芯片，找到了85级自动化系的李军，李军帮他们弄了一笔风投，并介绍给83级经济系的薛军，薛军联系到80级工物系的罗茁，罗茁掌管的基金投了200万人民币，又拉来81级电子系的邓峰，终于凑了92万美金开始启动。

7.12年后，这家叫做兆易创新的公司上市，市值超过350亿人民币，成为A股炙手可热的明星。

当然，校友之间也不总是这种共建社会主义的和谐局面。85级电子系的赵伟国掌控的紫光集团，在并购了77级电子系师兄武平和陈大同创办的展讯之后，不久便遭遇到高通联合大唐对展讯的狙击，赵伟国在朋友圈里痛斥“汉奸”，将矛头直指建广资产实控人，同是清华校友的李滨。

8.事实上，今天整个华人半导体圈子，清华子弟占半壁江山，不过考虑到规模达几千亿的国家产业基金是由75级化工系的一位校友批准推动的，所以剩下那半壁江山也得仰仗清华。

2000年之后，西雁东飞为中国半导体行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和活力，大批机制灵活的民营半导体企业成立，尤其是在芯片的三大领域中的芯片设计和芯片封装领域，这种灵活的机制开始进入良性循环，并促使了海思、长电等一批企业率先进入各自领域的第一梯队。

9.而在芯片制造领域，带领300多位台湾工程师回到大陆的张汝京，也在张江打响了第一枪。50多岁的张汝京不仅说服美籍太太，把全家家从美国搬回了上海，还把90多的母亲刘佩金女士接到浦东（此时父亲张锡纶已经仙逝）。在张江北区打桩机轰鸣的工地前，张汝京挽着母亲的胳膊，一起见证了中国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厂的拔地而起。

但从2000年到20015年，摆在中芯国际面前却又是一条辉煌、艰难和血腥的荆棘山路，在这十五年里，埋葬了太多中国半导体行业诡谲和隐秘的往事。

10.张汝京在中芯国际的建厂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积累的各种资源和优势，让全世界见识了什么叫做顶级的“建厂大师”。

首先，业界声望高企的张汝京有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特别是在人才和资金方面。张汝京确定回大陆创业之后，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大量人才响应他的号召，跟他一起回国。在资金筹集方面，他吸引到上实、高盛、华登（ps.芯片领域最好的投资公司）、汉鼎和祥峰等多家公司的投资，筹集到10亿美金，2003年又募集了6.3亿美金，一个人几乎抵得上一个“909工程”。

11.另外，据说张汝京为了突破设备禁运，找到了美国五家教会组织为他做担保，保证中芯的芯片技术不会用于军事用途，最后才拿到了出口许可，但此事不可考证，甚至连中芯内部员工都觉得匪夷所思，因此权当段子一听。

其次，张汝京深谙半导体建厂经验，按照他的理论，“不景气时盖厂最好”，而中芯国际建厂的2000~2002年，正逢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半导体低潮期，中芯趁机购入了大量的低价二手设备，并趁天津摩托罗拉工厂经营不善，以低价换股的方式买下整个工厂。以此为基础，张汝京仅花了3年就建立起了4条8寸产线和1条12英寸生产线，这个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史无前例的。

12.从2000年8月24日，中芯国际在浦东张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桩，仅过了一年零一个月，到2001年9月25日，就开始投片试产。到了2003年，中芯国际已经冲到了全球第四大代工厂的位置，崛起速度令人咋舌。

曾经有台湾的朋友来大陆拜访张汝京，回去跟台湾媒体评价道：“Richard（张汝京英文名）连西装都没有穿，就是一件工作衫，披上件发旧的灰色毛衣，像个传教士，办公桌是三夹板拼凑起来的便宜货。张说他有一个中国半导体的宏伟梦想，他为这个梦想要彻底献身，好像甚至牺牲性命都可以，这个人不是为了赚钱才做这件事，这才是最可怕的。”

13.2000年，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开始趋紧。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对大陆的技术限制变得愈加疯狂，严禁台湾高科技公司进入内地，“国宝级”的集成电路产业更是封锁地严严实实。拥有台湾户籍的张汝京，自然成了陈水扁当局眼中的大敌，罚了他15.5万美金作为警告，并要求他在6个月内撤资，而张汝京也是毫不示弱，直接宣布放弃台湾户籍，与台湾脱离关系。

台湾当局毕竟没有跨海抓人的能力，所以它们的处罚并没有阻止中芯国际飞速发展，真正的威胁来自张汝京的老对手台积电。由于在建厂初期，张汝京聘请了超过100多位来自老东家世大半导体（当时已并入台积电）和台积电的工程师，这引起了台积电的警惕，他们开始着手默默收集中芯国际窃取台积电技术的证据，等待在关键的时刻给予中芯国际致命一击。

14.2000年底，台积电公司里一位叫做刘芸茜的女士，收到中芯的加盟邀请后，准备离职奔赴大陆。时年53岁的刘芸茜在台积电内部担任的是“质量和可靠性项目经理”一职。在办理离职手续期间，她收到一封来自中芯国际首席营运总监Marco Mora（意大利人）的邮件，邮件中要求她提供一款产品详细的工艺流程。

此事后来被台积电知晓，马上报告台湾警方。台湾警方反应迅速，立马搜查了刘芸茜在新竹的家，扣押了她的电脑。在电脑硬盘里，发现了Marco Mora写给刘芸茜的那封邮件和部分台积电内部资料，以及她向中芯发送这些资料的邮件记录。

2003年8月，在中芯国际即将在香港上市的关键时刻，台积电出手了。在美国制裁中兴的十四年前，大陆半导体行业最惨烈的一战打响了。

15.1949年，在张汝京被父母带着登船撤向台湾的差不多同一时间，17岁的浙江宁波人张忠谋也在上海登船，与家人挤在一个狭窄的舱房里，启程前往香港。

张忠谋在香港待了几个月，就马上申请去了美国哈佛大学，成为全校1000多位新生中唯一的中国人，后又转学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58年，张忠谋加入德州仪器，一路做到公司的三号人物，而1977年入职德州仪器的张汝京，名义上跟张忠谋有8年的“同事”关系，但跟媒体炒作的相反，两人在此期间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16.1985年，张忠谋辞去了德州仪器的高薪职位，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而在此之前，五十多岁的张忠谋从来没有在台湾长期居住过。1987年，张忠谋创办了台积电，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等到张汝京也从德州仪器辞职回台时，张忠谋已经像日本的盛田昭夫一样，成为台湾地区的工业民族英雄。

2000年，张汝京创办的世大半导体被台积电突然收购，这是他第一次跟张忠谋的正面交锋。对世大这个快速崛起的竞争对手，台积电用50亿美金的代价，干脆利落的并购掉，将威胁消灭于萌芽中。而到了2003年，在对待张汝京的第二家创业公司时，台积电的手法就没那么客气了，尤其是这家公司还位于蕴藏巨大需求的中国大陆。

17.2003年，搜集好证据的台积电突然袭击中芯国际，起诉地点也很有讲究，选在了美国加州，要求赔偿10亿美金，而2003年中芯的收入仅有3.6亿美金，这基本上就等于打架往死里招呼的意思了。

官司拖到2005年，中芯已经疲于应付，选择了与台积电和解，变相承认了“不当使用台积电商业机密”，并赔偿1.75亿美金。在《和解协议》上，台积电的法务团队大显神威，设置了一个“第三方托管账户”，中芯必须将所有技术存到这个账户里，供台积电“自由检查”，从根本上限制了中芯国际的发展。

18.但事情根本没有完，一年半后的2006年，在中芯国际准备融资的前夜，台积电再次出手，指责中芯国际最新的0.13微米工艺使用台积电技术，违反《和解协议》。对此中芯反应强烈，坚决否认自己侵权，并准备了大量证明自己无辜的证据。由于台积电还是在美国加州发起起诉，张汝京选择了在北京高院反诉台积电。

这一安排非常高明，并出乎台积电的预料。由于大陆的审理时间早于加州法院，如果台积电选择积极应诉，那么就必须晒出自己掌握的证据，这样就给了中芯在加州法院那头应对和反驳这些证据的时间。中芯的律师对此信心满满，认为在“主场作战”，虽然不一定能赢，但最起码能获得些许腾挪的空间和时间。

19.但可惜的是，2009年6月，北京高院驳回了中芯的全部诉讼请求，官司根本没有进入到审理环节。3个月后，加州法院开庭，台积电再次胜诉，中芯国际被迫付出更大的代价：在1.75亿美金的基础上，再赔2亿美金，外加10%的股份。事后，台湾媒体得意地称：“我们从此控制了大陆芯片业的半壁江山！”

在接到律师通知的那一刻，张汝京在电话前放声痛哭，第三天，他便引咎辞职，离开了为之奋斗了9年的中芯国际。

20.客观地说，中芯国际在创建过程中的确侵犯了台积电的知识产权，张汝京事后自己也承认：“我们做错了。”但中芯为之付出的代价，却过于惨痛：赔款让公司元气大伤，基本失去了投资和扩张的能力，管理层也时常陷入内耗。这一情况一直到2016年才有所改变，而这时台积电早已绝尘而去，差距越拉越大。

在中芯第一次认输赔款的2006年，大陆芯片界又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汉芯事件，而国家组织的三大国产CPU“方舟、众志、龙芯”又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整个舆论对半导体行业开展了无差别的口诛笔伐，负面评价铺天盖地，中国芯片再一次走进了至暗时刻。

21.在中芯国际被台积电折腾地疲惫不堪的2008年，创办展讯通信的武平也一脸憔悴：公司耗资数亿研发TD芯片，却被中移动“放鸽子”，迟迟无法商用；而在国产手机市场上，台湾联发科用廉价的山寨机方案抢走90%以上的份额，展讯股价跌到谷底。在股价最惨时，只要1亿美金就能控制展讯。

金融危机时，中投在美国大量购买大摩、黑石等公司的股票，这让武平感到眼热，试图游说将展讯的控制权买回来。“金融危机给了我们百年不遇的机会，我们可以花大价钱去救别的国家的公司，但也应花一点点钱去买中国人的高科技创业企业。”

22.但现实很骨感：南望王师一整年，王师来了一个连。

展讯遇到的问题，是当时整个半导体行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在2000-2015年的某段时间，在一向支持半导体发展的国家力量，似乎突然间减弱了很多。

比如，中芯在长达6年的官司中，几乎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支持，这跟多年后中兴通讯事件的“高层出面，官媒打气”的盛况相差巨大（两家公司都是国资占大股东）。而“909”等工程建设的众多生产线，也没有得到升级和扩张的后续投资。在中芯国际被台积电牵制住后，华虹华润等公司的产线逐年老化，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

23.这期间，国家对半导体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几个政策方面：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发展的18号文、诸多863、973、核高基专项，01专项和02专项。但这些政策对于耗资巨大的半导体行业，尤其是芯片制造环节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只能用来续命，连跟上海外巨头的步伐都很难，更遑论超越。

与此同时，风电和太阳能行业却连续多年获得巨额补贴。

24.中国的产业政策，由于牵扯到巨大的利益，背后有很多隐秘的规则，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如果摊开地图，你会发现中国众多芯片龙头公司，大部分都集中于上海，如中芯、华虹宏力、展讯、锐迪科、澜起、芯原等。因此，有人隐约地看到了内中原因：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政策的变化，跟产业聚集地上海的全国地位，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

近年来，关于“上海为什么失去互联网”这一话题的讨论甚嚣尘上。除了网友总结的种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上海在互联网发展最快的2000年之后，倾尽资源支持集成电路，把张江高科里塞满了各类芯片设计、制造、服务公司，曾经产值占全国一半。而这条路，无疑是最难走的路，也是最不容易出成绩的路，却又是最应该坚持的路。

25.当然，无论是媒体热议“上海为什么失去互联网”，还是嚷嚷“靠烧钱送外卖永远都做不出芯片”时，没几个人会记得上海这些年的坚持。

到了2015年，昔日风电明星—华锐风电，已经深陷造假和巨亏；昔日的太阳能明星—无锡尚德和江西赛维，已经破产重整。而国人猛然抬头发现，每年进口的芯片已经有2000亿美金，金额甚至超过了原油。

更为致命的问题摆在面前：中国哪个行业是制造业的命根子，哪个行业更容易被别人卡脖子？是风电？是太阳能？还是芯片？

26.唯一值得庆幸的是，2000年之后成立的部分芯片公司，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在2010年之后都慢慢结出硕果，以华为海思为代表的芯片设计公司和以长电科技为代表的芯片封装公司，都凭借着市场化的机制、全球化的视野、高待遇的薪酬而逐步发展起来。他们用成绩阐述了一个道理：

芯片的产业化，需要依靠无数百万年薪的顶级工程师，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拿几千块工资骑自行车上下班的老专家们的无私奉献。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中国人只能在产业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去怀念那些记忆中的劳模和雷锋。

27.2014年，已经沉寂多时的中国半导体行业，空气突然炙热起来，精通时事的人第一时间在小圈子里传递着消息：大钱就要来了。

在此之前的2013年，十几位院士联合上书，要求国家重新捡起对半导体的支持。这项提议得到了最高领导的积极回复。到了2014年9月份，规模达千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挂牌成立，由财政部和国家开发银行等实力单位出资，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它将彻底改变中国乃至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生态。

28.为了避免出现像之前“909工程”等项目出现的种种问题，国家大基金采取了跟往常不同的投资方式：1. 寻找行业内好公司进行重点扶持，尤其是前三名的龙头，都有机会获得国家资金。2. 股权投资的方式，一般不干预生产经营，保证企业的独立发展。

这种“广撒网”式的股权投资方式，还没有走到验证成果的最后阶段。但中国半导体行业这么多年下来，成功的经验很多，失败的经验更多，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一句话**：如何调和资金、人才和机制之间的关系。**从目前来看，暂时找不到比这种“广撒网式股权投资”更好的办法，尽管它可能也有不足，比如无法顾及小公司，可能形成产能过剩等。

29.我在2016年底离开了工作多年的私募，也加入到半导体投资的国家队当中，在调研和投资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到：中国芯片行业已经拥有了走向成功的众多因素**：无数从海外回流的顶级人才（如梁孟松），不断壮大的国产工程师队伍，卓越民企等树立的标杆机制，国家充沛且持续的资金支持。**

在重庆，我们看到很多头发花白的日本专家，追随着中国年轻的企业家在偏僻的开发区里拉制硅棒；在北京，我们看到本土培养的科学家在AI芯片发布会上意气风发；在张江，一群从美国回来的中年工程师，把芯片方案的每项参数给我们详细拆解；在江阴，从台湾来大陆工作了近十年的高管，用一口台湾腔向我们展示着那些独家的中道工序技术。

30.在2017年8月，我跟同事驱车2个多小时，从上海市区来到了上海最南边的临港新城，这里坐落着张汝京继世大、中芯之后第三次创业的工厂：研制大硅片的上海新昇。事实上，我抵达新昇时，张汝京已经离开了新昇的管理岗位（原因复杂，此处不表）。

这座吹着海风的工厂，是张汝京给上海留下的又一处宝贵的资产，从2014年到2017年，他在此工作了三年之久。临港位置极为偏僻，配套尚不完善，往返市区路途遥远，很难想象，一个70多岁的老人，像苦行僧一样这里又艰苦奋斗了三年。

31.读到这里，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张汝京当年官司败诉时的嚎啕大哭，让我心痛许久！“中芯在长达6年的官司中，几乎没有得到官方的任何支持”！！！这才是我们的真正耻辱！当国家栋梁独自支撑时，我们的决策者、智库在哪儿？！难道真的看不出芯片产业对于国家有多么关键？！！如果当初北京市法院接下官司，今天的中芯国际很可能已经成为国际芯片巨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耻辱的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