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吓到我的不止是中国人的“sword”，还有他们的“word”_风闻

“语言”和“刀剑”的距离有多远？答案是只有一个字母。在政治哲学的开山祖师霍布斯的笔下，“word”和“sword”经常他用作押韵对举的连绵词。一言不合便要拔刀相见，这是古典社会契约论对人类自然状态的经典表述。

近代大英帝国船坚炮利的先锋队本是一群持剑经商的货殖之徒，信奉的是“语言乃是帝国的最佳伴侣”的箴言，辞令先行，刀斧在后。今日之英吉利，一派含烟御柳、带露宫花的气象，然而唐宁街表面的销铁弭兵掩盖不了舰队街的唇枪舌战。

5月8日这天，英国老牌的财经类报纸，有着130年历史的《金融时报》发表了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RUSI)助理研究员的一篇评论性文章，标题是：Hackneyed language hampers the west’s ties with China（西方对华关系羁绊于陈腐的修辞）。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查尔斯·帕顿（Charles Parton），英国皇家三军联合研究所(RUSI)助理研究员，他还有另外的两个头衔：非政府环保组织“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的理事、北京研究和分析公司“中国政策”(China Policy)驻伦敦负责人，身份亦军亦政，亦官亦商。

在文中，他毫不遮掩地指出，中国官方抛出的四个概念有浑水摸鱼，故意模糊西方对华认知图景之嫌，这四个概念是“修昔底德陷阱”、“黄金时代”、“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修昔底德陷阱”和“黄金时代”

    文中可以明显嗅到作者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表述的深深的厌恶——这和中文世界的读者未必没有通感。这个概念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读史所悟，于2012年提出的概念，并且在2017年的“习特会”期间存在感十足，以至于今天用搜索引擎可以得到相关的73000个结果。

帕顿指出，“修昔底德陷阱”类比今天的中美关系未必恰当，而且修昔底德本人并未明确提炼出“陷阱”这个概念，而且这个修辞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出处的一句话也是修昔底德本人所后来添加的（late insertion），帕顿在这里暗示阿利森有“作伪史”以暴得大名的嫌疑。

“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阿利森

无论如何，中方并不是此说法的始作俑者，而且无论中国官方还是民间的学者都在回答如何避免这个被发明的“陷阱”。其被滥用的趋势和事实，确实有钝锥钻木的滞涩。帕顿也许也知道渲染这个“陷阱”主要来自西方媒体，不得不承认“不能全怪中国……修昔底德陷阱和黄金时代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们自己的发明。”

所以他在前面一段有一个有趣的铺垫：中国的外宣善于玩弄文字以暗度陈仓，当年中英谈判香港问题的时候，中方的谈判团队曾经把英国呈上的文本稍作了修改（a comma in an English text changed the meaning），导致语义大变，造成了至少两天的外交纠纷。

一个小小的comma（逗号）居然在这样重大的外交场合中扮演了如此关键的角色，中国人真的有像神笔马良一般“金手指”的魔力吗？抑或是英国人暗中作祟？

事实上在商定双方即将共同发布的“中国在1997 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一公报时，**英国不愿意在公报中写明这是主权回归。**英方提出的文本说：“联合王国将在1997 年6 月30 日以前继续管治香港，并将于1997 年7 月1 日起终止它在香港行使的一切管治权利。”这样写把英国100 多年来对香港的占领和统治都“完全合法化”了。所以中方反对，坚持说主权是核心问题，一定要说明：英国将于1997年7月1日把属于中国的领土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将于该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而英国人“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我们在一年前的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前，我们却领教过了。

2017年6月29日，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发表言论，认为法治、独立司法体系和自由媒体是香港取得成功的关键，暗示中国政府没有严格按照《中英联合声明》赋予香港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30日回应：“《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一石激起千层浪，英媒纷纷惊诧，难道《中英联合声明》要作废了吗？有趣的是，路透社在转述发言人陆慷的相关表述时师心自用，没有严格按照中国外交部的官方翻译原文，巧妙地代换了“不再具有任何约束力”的主语，如下：

Now Hong Kong has returned to the motherland’s embrace for 20 years,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as a historical document, no longer has any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it is not at all binding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management over Hong Kong. The UK has no sovereignty, no power to rule and no power to supervise Hong Kong after the handover.

我们再对照一下外交部的翻译原文：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1984) clearly marks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f from China resuming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 It’s been 20 years now since Hong Kong’s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and the arrangement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prescribed in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are now history and of no practical significance**, nor are they binding on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of the Hong Kong SAR.

Binding前的主语一个是单数（路透社），一个是复数（中国外交部），有何玄机？霍夫斯特拉大学的国际法专家Julian Ku非常精到地指出：

The difference is small but significant. In the Reuters version, China is saying the entire Joint Declaration is not binding, but in the MFA version, China is saying that the “arrangement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n the Joint Declaration are not binding.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use of the plural “nor are they binding” makes this difference clear.

可见，中方的表述本无歧义，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无需英方指手画脚，而并非认为《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废弃。正所谓译文未有不达而能信者，路透社取法不严，，个中详情颇堪品味。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中另一个核心论点是，和前面两个来自西方创造的概念不同，“一带一路”和“人类共同体”乃是原汁原味的“中国风”。文章质疑，中国人是不是有意在模糊（obscure）一带一路的内涵和外延，让其解释的余地更有弹性，更能灵活地服务于其现实的外交政策？

真正暴露作者对“一带一路”怨念的是他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定义，这条路主要承载的功能是“器制”而非“器物”（ideas, music, philosophy, religion），而且主要是从西往东输入思想、宗教和哲学。

这就是完全不顾基本的史实了。在奥斯曼帝国崛起之前，亚欧大陆的经贸往来畅通期远远超过断隔期，产自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无论在罗马帝国时代还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华贵的中国丝绸一直是欧洲各诸侯国王室奉为至宝的稀奇物件。如果本文帕顿老师稍微粗通拉丁语，便能读到老普林尼第一次见到蚕丝织就的华服之瑰丽。

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对来自中国的丝绸有过描述，那种摸上去的奇异感，就如同老处男摸青春期的处女之胸的感觉一样，而且他认为这种丝绸使用一种特殊的树做成的

可见，作者真正哀叹的不是“一带一路”概念本身的界定问题，而是它给英国人内心深处带来的“华夷之辨”的纠结：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可以通过这条路“反向器制”，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宣言性质的理念。

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文章作者之所以对这个概念产生的疑惑，其根源是未能“下学”，也就不可能“上达”，即对近一段时间中国官方对这个理念的表述路径和演进缺乏时间性的理解。既然作者费心用google耙梳过“修昔底德陷阱”，何不顺手再搜索一下“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呢？

在这里，笔者不妨沿着时间线，从2013年到2017年，列举几个典型概念的官方表述之演进：

结语

毋庸讳言，语言的“巴别塔”在全球外交史上造成的各种纠纷数不胜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即是思想的边界；国际法体系下，某种意义上语言的边界还是主权的边界。原文的结尾用了孔子的话借力打力，教训中国人应该在“名实之辩”问题上学习一个，我们不妨在向他灌输一点近代中英交往史的知识。

鸦片战争之后，英帝国外交口的“中国通”们突然发现，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仍然用“夷”这个字指称洋商和中国打交道的西洋军官，而“夷”翻译成英语有个惯用词barbarian（野蛮人），这个词是大英帝国开疆辟土征服低等种族的术语，怎么中国人胆敢反过来称呼英帝国的臣民？暴怒之下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外交事故。最终，卑躬屈膝的清政府在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的时候，加上了“第51特别款”，明令禁止“夷”——这样一个让洋大人不愉快的字眼再出现在正式的外交文书中。

从“夷”到“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英双方的官员和学者在翻译和文字上的聚讼不休，甚至不惜签署条约去规范某些跨文化符号的含义（对香港主权问题的表述就是典型）时，其用词频率和翻译事件也就不再是简单的语义游戏。西媒屡屡指责中国近年来舞刀弄枪，用军事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而且独断地构建一些话语体系，对国际法貌敬而腹诽，无非是想说明这样一点：你们不应有sword，也不该有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