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三大反华势力来源之三 发展之争_风闻

  反华势力来源之三：世界蛋糕这么大，你中国人多吃一口，外国人就要少吃一口，凭什么让你中国人多吃多占？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有资源冲突的异国必然反华。

西方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除非中国放弃产业升级，甘愿将自己定格在产业链的中低端，永远做西方产业的配套。或者西方让出产业链顶端，甘愿给中国做配套。否则，双方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全球产业链的最顶端是金融服务业，这是利润最高的产业。自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霸主以来，西方资本通过收取铸币税和美元贬值获得的利润超过100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14年GDP的10倍，普通的美国人即使不上班每月领取的失业救济金比绝大部分中国人上班的收入高，要想让所有的中国人过上富足的生活就必须建立人民币本位制。

  地球上的矿产资源是亿万年来的积累，石油天然气煤炭更是亿万年太阳能的积累。自从工业革命后人类就拼命的开采使用地球上的资源，而资源总是有限的，总有被用完的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两次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如果让中国人享用和美国人一样的资源待遇，那将是一场灾难。美国以占世界人口4.5%的比例，消耗了世界45%的资源。你中国人想要过美国人那样的日子，世界资源怎么够？中国要崛起，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也必须购买更多资源。西方财团吃准你这一条，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你不买还不行，因为你需要。就凭你要崛起，要发展，要占有世界更多的资源？人家就要反你。因为你的发展要改变世界的格局。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小国，就算发展了，也改变不了世界资源格局的分配。但中国不同，中国太大了，需要的资源太多了。你的崛起，将触动别人的利益，必然要反你。比如原来世界两极之一的前苏联，倒下后变成了出售资源的国家。别人把你中国整到了，你也必须廉价出售资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从全球各个角落进口资源。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现实，现在就是要发展，要搞建设，要稳定，要积累财富，要积蓄力量。别忘了我们后面还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他们也需要大量资源。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我们的先发优势，大力发展我们自己的国家。

  中国一个国家就消耗了如此多的世界资源，如果再来一个印度，世界供应怎么受得了？价格还不得涨到天上去。为什么现在资源价格暴涨，就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发展，但世界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印度敌视中国，不仅是1962年的战争，更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利用先发优势占有了世界大量资源。我们现在也是要利用先发优势，狠狠的踩住印度，不让其发展，这是更大的宏观的局，这是民族发展的争夺，你死我活，世界丛林中的民族竞争就是这么残酷。而西方国家也知道这点，他们也在不断在背后煽风点火，希望来一次“龙象之战”，两败俱伤最好。

  美国的国家精英对中国要发展就要占用世界资源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不会希望中国继续发展，发展得和美国一样，中国的发展要改变世界能源格局，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必然要反对。我们对自身的处境，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现在就是要搞发展，搞建设，就是要想方设法保证局势的平稳，可以有局部小冲突小摩擦，但大局要稳，国家财富的积累不能断。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他们的基础建设，国家财富积累到了很高的程度，量变引起质变，才如此发达的。

新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国家积累面临被打断，每次打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新中国的起源以及对今天的反思

  首先澄清一个问题，新中国建立初期被西方国家封锁，乃至扼杀的尝试建立在否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核心资产，撇清殖民产权基础上的。总有一些无知之辈问失去了什么。  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其社会支持基础就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要保证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这在古代就是贵族——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组织的人群，能够组织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国家的力量的并不主要来自GDP等物质条件，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由此产生的人民生产主导的市场条件，其身份则立即转变为流民。从农民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看得最明白。

这里引用张文木教授的点评：

  今天中国农村经济已有使普通劳动者与土地生产资料永久分离的危险，有些地方官员连同一些学者，为了一点“房地产”或某些资本集团的利益无视劳动者的长远利益，用所谓“城市户口”“城市房产权”，在没有充分就业保障的前提下，使进城农民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与集体所有制相分离。更有报纸发表推波助澜的“调查文章”，说“郊区农民不想种地盼拆迁致富”。这样舆论引导的后果显然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流入城市的人口如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保障而又在农村“无立锥之地”的话，当年他们养不起耕地的困境就会迅速转化为养不起用地权换来的房权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今天卖掉房子的速度比当年卖掉土地（经营权）的速度要快得多。与失去土地相比，没有或失去住房的人群对社会稳定会形成更直接的破坏力，而目前中国城市中的天价商品房反过来又会使已涌入城市却又不能再回到农村的“市民”退为城乡地带的流民。而流民历来就是社会大动乱的温床。

  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的时间内都做不到这一点。但资本主义国家却用转移危机的方式将本国内部的“城乡对立”转变为外部世界的“南北对立”。以南北世界日益深刻的对立缓和了本国城乡对立及由此引发的日益严重的阶级对立。但这条道路对后发国家，尤其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已不可重复。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而不是什么“社区花园”、慈善式的“社区服务”和言不及义的“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住宅短缺”及由此可能引发的政治稳定问题。

朝鲜战争是中国工业化之始

朝鲜战争是西方反华势力想打断中国发展的一次尝试。

  工业化需要积累，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机会来攒这个“本钱”。因为除了英国之外，所有的国家都是在有工业化强国的世界上发展工业。后发国家的“本钱”就是列强觊觎的市场和资源。鲁迅这个尖酸人留日归来感叹：“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如果你不能证明自己也是一头狮子，至少也要通过战争证明自己是一只扎手的刺猬，这才有机会攒下工业化的本钱。拿破仑战争、美国内战、普法战争、苏联卫国战争、日俄战争莫不如此。很显然，10天丢掉一个省的旧中国没资格攒什么“本钱”。志愿军的胜利才是中国工业社会的起点。

  能勉强顶住帝国主义不过是第一关。对于成熟的农业社会来说，攒一笔工业化的“本钱”并不是什么舒心事情。这意味着把农业社会的大量资源抽调出来，投入暂时不能吃不能穿的工业建设——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几十年。等到家里攒出点打基础的坛坛罐罐，帝国主义时刻会威胁砸了它，普通人会抱怨为啥不分了它，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会说还不如没有它。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危机考验，内外夹攻，过不了这个门槛就会前功尽弃。 要翻过这个门槛，必要条件是一支超出社会发展水平的军队。不仅能顶住帝国主义，还能打疼帝国主义。让它看到机会也不敢插手。否则的话，帝国主义也会发展，上次用大炮没做到的事情，有了导弹之后保不齐会再来一次。

  解放军的背后虽然是一个近代水准的农业社会，却不像旧沙俄军队那样由“灰色牲口”（指战术呆板，吃苦耐劳的旧俄士兵）构成，不是只凭着数量优势和麻木不仁对抗先进敌人的消耗品。共产党发动的社会革命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知识分子，也解放了封闭的农民，打造了一支中国史上文化水平最高的军队，一支“超时代”的军队。所以，志愿军不仅仅能冒着炮火冲锋，还能分进合击，在分散作战的时候保证每支小部队的纪律和积极性，随时根据敌人的变化而调整战术。既能不惜代价攻克要点，在多数时候又有效规避了美军强大的火力。虽然志愿军人均消耗的工业资源远低于二战日军，但以弱对强的战果却远胜动辄自杀冲锋的日本士兵。美军本以为轰炸和火力封锁可以摧垮一支农民军队的“人海战术”，没想到鏖战三年，美军的伤亡依然和中国军队保持在一个数量级内。

  这向世界证明：即便中国内部有很多问题，即便中国的军队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机械化，但无论在任何时候，干涉中国再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志愿军在朝鲜的胜利不仅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社会的大门，还为此后工业化之路保驾护航数十年。可以说，志愿军的胜利不仅仅是中国告别近代社会的“毕业考”，更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高速发展模式的“高考”。共产党在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之前，先打造了一支“超时代”的军队，保证了中国随后几十年全世界最高的工业经济增长率。

  朝鲜战争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与基础。没有志愿军在冰天雪地中奋战，我们熟知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根本不会存在。

  然而，军队本身就是建立在社会基础上的，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1950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扩大国内爱国爱党力量。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中国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在新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

  现在回头看，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本质上是阶级及建立其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土改赢得了劳动人民的最坚定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如此强大不仅使共产党由此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而且还打败了支持蒋介石且已拥有核武器的美帝国主义。

中苏交恶

  中国第二次国家积累被打断，是1960年“中苏交恶”，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销毁部分技术图纸，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中国认为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并把大跃进造成的饥荒部分归咎于此。

  而这个时候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早已大规模铺开摊子，国家的资金、人力物力全部都投入到这156个大项目上了，到1960年项目很多都只是建设到了一半，这样苏联专家一撤走，后续设备不到货（有些后续到货设备没有说明书或者本身就是次品），中国的工业建设一下子陷入极大困境，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困难。

  虽然中国人在这件事上狠狠得被坑了一把，但硬是闯出了一条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勤劳苦干把半拉子项目给建设起来了，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不过平心而论，苏联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援建，是给了中国很大的帮助，虽然苏联也有着自己的用心，但像苏联援建156个大项目这样大规模的援建，历史上恐怕只有中苏这一次。前苏联于上世纪50年代支援中国的重点工业项目涉及当时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各个方面，参加援建的工程技术人员达18000人。

  1960年中苏交恶 ，苏联撤走1.6万名专家，项目后续建设停滞，这给中国的国家决策带来了很大影响，后续的国家决策，包括两弹一星，三线建设，文革，上山下乡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总的来说，这次国家财富的积累被打断所受的影响要比日本侵华战争来得小。毕竟经过1950到1960年这段时间的培训锻炼，中国培养了一批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把停滞的项目又慢慢建立起来了，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是时间毕竟拖后了。

  那么苏联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归根结底还是冷战竞争，众所周知，美国通过里根“改革”，国内主保金融和军工，掌握标准和科技输出前提下，把民用工业分包出去，利用石油美元，无限印钞，换取民用产品，保证国内供应（也遗留下了直到今天的问题），从而扩大自己产业链和变相的增加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业比重，隐形战机（B2 F22 A12），电子工业，海狼级为代表的先进静音核潜艇（利用长矛核鱼雷抵消堡垒海域），战略背后就是，用更长的产业链条，打败苏联人本土2亿人口加上东欧过大的重工业倾斜所能维持的极限。苏联人的选择只有两个，一个是西线，中线，东线“熊抱中东”（中东战争，阿富汗战争，越南战争）。另一个是人民币和卢布挂钩，苏联也可以印钞，把中国变成卫星国，牺牲中国发展的权力和主权，成为一个农副产品，民用工业，资源，劳动力基地。

  1960年，中苏之间的最终分裂之造成，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中国拒绝成为苏联的新朝贡体系中的卫星国，特别是拒绝人民币与卢布挂钩，乃是日后苏联制裁、封锁和压制中国的重要原因。这种经济制裁在1960年代初达到了高峰。按照苏方的统计，从1950年到1961年苏联向中国借款14次，总计达18亿1千8百万卢布，其中还包括用于朝鲜战争的军事借款2亿卢布，利息是2%，根据师哲的回忆，在抗美援朝过程始终，苏联从未说明苏方提供的军火属于战争借款，而是一直声称是对中国出兵维护社会主义集团利益的补偿，是苏联应该担负的责任。但是，这一部分军火后来却被加入到中国的债务中，并且附以高额利息。

  正是在偿还苏联债务的过程中，新中国不得不勒紧腰带、严格量入为出，从而确立起极其严格的国家预算体制，从而保证了人民币的独立自主。1957年，中国国家预算为128美元，当时的美元略低于卢布，故14亿卢布相当于15亿美元，这等于是中国国家预算的12%，苏联的债务毫无疑问加剧了中国的国家困难，但是从长远看，中国如果不依附于苏联并成为其卫星国，不使人民币与卢布挂钩，就必须偿还苏联的借款，奇迹般的是，中国到1964年就把苏联的借款基本还清了。

  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1956年遂以批判斯大林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以《论十大关系》为核心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中国模式？我们注意一个事实：中国是现代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没有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而是通过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农民的组织化而推动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句的空洞的口号。

延伸阅读-日本失去了什么

  回答日本今天的问题，要从回答日本最具活力的年代是哪个年代开始，不是80年代，日本人在畸形的货币政策和被打断输出工业化资金流向英美股市房市，跟随着的美国工业体系转型衰落（去工业化）。那个时候虽然风光无限却在经济中埋下了今后衰败的种子.日本的经济上升能量最剧烈的日子，是在朝鲜战争后及冷战再分工中日本扮演的消费品工业的地位。 朝鲜战争，这场一直停战，却从来都没结束的战争（板门店停战协议）。最大的输家是谁不好细说，但是要论赢家的话，日本算一个。二战后，日本面临的是战略轰炸，封锁岛屿和原子弹爆破后，几乎是一片废墟的现实。在加上美军占领初期，实行了严酷的非军事化和工业限制。在50年代，日本国民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朝鲜战争扭转了这种情况。在美国人大量军事订单（军事补给）的刺激下，在美国工业化标准输入中（起初是为了生产合格的后勤补给品，却为日本战后工业化打下了质量的底子），日本经济成功扭转了几乎崩溃的现状。而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作为美国在远东的前进基地，美军的后勤基地，日本的工业开始迅速崛起。

  广场协议只是负责的引爆环节，实际的祸根已经在日本被打断输出工业化时埋下了.日本在失去美国核保护伞的威胁下，被迫同意了美国的要求。1978年美国的布热金斯基施加压力后，日本对第三世界的出口势头趋缓，随后不久就开始衰退，日本的出口主要转向了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日本的全球基础建设发展基金，曾计划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用于发展铁路、供水和发电等基础建设，但是在美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下，被迫放弃了这一大规模投资计划。日本在欧洲的海外投资，有三分之一投向英国。日本的海外投资从1985年以来急剧增长，但是并未流向迫切需要资金的第三世界。八十年代美国的财政部长所推行的政策不仅导致了日本的贸顺差，而且于1985年还蓄意制造了日元的大幅度升值，这样不仅使贫穷国家更难购买日本工业设备，而且还促使东京聚集了巨额帐面资金，其目的是利用“超级日元”来推动全球泡沫投机，并且在日本内部植下金融癌症的祸根。当时日本、德国和其它国家的领导人，筹划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进行大量工业投资，以扩大本国工业品的出口市场。但是，英美国保守势力竭力想阻止贫穷国家的工业化。美国的国家安全秘书布热金斯基曾告诉日本，‘你们不能帮助墨西哥，因为美国无法容忍边境周围出现一个“新日本”。

  即使没有什么广场协议和输出工业化被打断日本也走不了多远，日本在冷战后期和90年代以后面对的局面其实就是冷战再清算，苏联解体之后，日本战略地位下降造成的必然结果（化石能源时代工业化是博弈来的机会，在总体的工业规模中以产业链和分级的流动铸造了金融业作为最顶端行业的倒置，日本战后工业化是在一种国家独立失去的情况下开始的，如果这一切追随到底不如说在最初结果就注定了）。

延伸阅读-西方世界

  在欧洲民族国家争霸的条件下，西方私人银行的基本功能，其实就是为国家提供战争借款，国家反过来以税收作为抵押，赋予私人银行以发钞权。作为国家的债主，私人银行因而具有了“绝对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前者指国家，后者就指私人银行。亚当斯密对自由经济和对市场自身调控的支持，应该放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正是因为“绝对的权力”掌握了国家机器，市场和经济沦为了少部分私人获取利益的工具，才有了自由经济，正是因为政府的手成了“黑手”，对无形手的崇拜才成为前提。然而近现代以来的反复，不禁让人感叹。

  当代西方国家体系的起源在南欧和波罗的海商业城邦，这些城邦由少数大商人垄断政治权力，在工商业税中取得维持国家运行的财政基础，同时也为商业行为提供保护与便利。接下来，商人政权/税收的组织方式从南欧转移到西北欧的荷兰和英国，帮助荷兰和英国确立了早期的全球霸权。在大航海时代和全球化的震荡中，法、德、美等国也建立了类似的制度。最后这套体系激发出工业革命，用工业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从这个脉络来看，现代西方国家的起源是商团，公共服务应该被视为商业行为。商业行为必须有费用的交割才能生效。对于公共服务而言，这个“费用”就是税收。所以西方体系的支持者津津乐道于“纳税人”的称呼。认为这个称呼体现了西方体系的“社会契约精神”。不过，契约不会为缺乏付款能力的客户服务，在欧美统治世界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国家对无力纳税的大多数平民完全持无视态度。

  美国就曾以“不纳税”的理由把印第安原住民排除到国家体系之外，任意剥夺。英国在1832年改革之后，依然规定只有每年付得起10英磅租金或是有50英镑土地收入的人才有投票权（19世纪早期的英镑可以折算为8克的金币）。这直接导致了95%的人口被排除到了选民行列之外。直到20世纪世界大战时代，为了动员底层人口当兵，西方才开始逐渐推行普选权。穷人用生命“纳税”，才得到了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待遇。从欧洲到日本，兵役在多种语言里的称呼就是“血税”。

  当金融帝国已经形成的时候，一切产业都必须与金融业形成亲缘关系才能生存，否则，它终究有可能被排挤出去，金融帝国不可能喜欢实体经济的强大，而正由于金融和实体的倒置，它们本质是冲突的。当人们习惯于以储蓄而不是信用进行消费的时候，金融业就不可能以炒作来一家独大。实体经济的汇率政策要求符合实体产出与进口基础上，而金融则要求“动荡和加息，出手周期”。只允许有金融产业一家独大，不可能再允许其他产业与金融产业平起平坐，寡头的民主也是民主。之所以美国政府的能力在不断下降，就是因为美国实际上在权力分配和财富分配上出现了问题，实际上美国中产阶级在不断地贫穷化，而拥有大资本量与大量生产机器与生产资料的精英集团在再升级化。美国今天的乱象反映出的实际上是美国民主政治的衰退。所谓的现代民主其实就是一种分配方式。国家社会内的分配反馈再分配的过程本身。

  为什么在美国反对特朗普是一种政治正确呢。这里面的秘密是宗教禁忌。普世价值，并不仅是一种价值观，还是一种宗教。所有的宗教迷信，都是类似的，那就是建立在禁忌之上。这一套禁忌里，最大的禁忌，是对最高偶像的质疑的禁忌。假设历史上真有耶稣这个人，历史上的耶稣不过是极其平庸的小木匠，他哪里能拯救世界。但是在迷信基督教人看来，这种事实，就是最大的禁忌。普世价值中，民主就如同耶稣一样，都不可质疑，都不可亵渎，都是最大的禁忌。而特朗普不仅质疑了它，而且还侮辱了它，所以这让迷信普世价值的人，感到出离愤怒。这一刻，他们不是站在利益的立场上反对特朗普，而是站在了宗教感情的立场上讨伐特朗普。

延伸阅读-新民主主义革命

  早在毛泽东之前，中国的先觉者们已经认识到传统治理结构日渐失败的宿命。因此，从王安石、王阳明、张居正，到王夫之、顾炎武、康有为和梁启超，改造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推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变，便是11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不竭潮流。早在毛泽东之前，就已有了洪秀全、孙中山等领导的大规模的政治革命与改革，但是，这些革命与改革都失败了，而其失败的根源就在于：面对着由“宗法-科举-朝廷”这三重结构构成的传统体制，倘若仅仅将改革与革命的目标对准上层“朝廷”，而不能触动中国的基层（宗法、士绅阶级），不能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层或中坚（科举、儒教、士大夫），那么，一切改革与革命就均不能取得最终成功，中国社会的真正改造也便不能真正发生。毛泽东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首先就是因为它几乎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基层。长期垄断中国基层的士绅-胥吏阶级，为在中国革命中诞生的基层劳动者组织（青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社、队）所取代。

  而当毛泽东在建国后力图以“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去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层，即数千年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士大夫阶级，触动这个阶级的必然产物“官僚集团”，并以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实践向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宣战的时候，这再次证明了他所领导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毛泽东要走的，乃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在这场向旧的统治结构的“中层”或“中坚”而进行的艰辛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当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劳动者素质的迅速提高，以及与之伴随的中国迅速工业化），但是，他更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历史教训。

  新中国成立伊始，彪炳千秋的伟业之一，也就是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主权货币地位。历史上，中国的国家货币发行均是因为无法成功进入农村地区，无法为千百万一盘散沙的小农所接受，故而结果总是宣告失败。但是，中共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在农村建立起现代组织的政治力量，中国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以农村基层的组织化、农村政治的现代化为前提的，这也就是为财政金融制度最终在中国基层农村的展开，制造了根本条件。早在延安时代，在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等主持下，中共就成功地进行了边区货币的发行，边币发行的成功，不但使得陕甘宁边区避免了通货膨胀，渡过了抗战最艰苦时代的金融危机，而且为边区财政的独立自主，为中共在人民的支持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奠定了坚实的财政金融基础。

总结

  当我们享受网购的乐趣和方便时候，不知是否会想到，把选中的宝贝送到我们手里的，不是鼠标和屏幕，而是工业化打造出来的一整套网络，其中有支持计算机运行的电网，有收发买卖信息的互联网，有运送货物的铁路网、公路网、水路网和航空网，还有电话通知取货用到的移动通讯网等等等等，这些网络的建设都是由钢铁、水泥、橡胶、塑料等基础工业品搭建出来的。正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工业的爆炸性增长，生产出了巨量的基础工业品才打造出了遍布全国的交通网、能源网和通讯网，这些钢铁变成了工厂和仓库、铁轨和机车、路桥和汽车、发电站和输电塔、电缆光缆和通讯基站，乃至把货送到楼下的那辆铁皮三轮车，于是我们才得以享受到网购的便捷。

  量子理论通常被认为是玄妙和远离现实生活的，是少数科学家的理论玩物。其实不然，量子理论涉及对物质的组成和运行规律的基本认识，这决定了人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物质和制造出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决定了工业制造的高度。事实上量子理论可谓是现代工业的基础，从化工、材料到激光、核能、超导，都离不开量子理论的指导。而理论不是凭空诞生的，而是从实验之中产生的、并且被实验所验证的，如果没有这些实验，就没有对物质的深刻认识，也就不会有新材料、新能源、新器件，人类社会就只能维持在现有的生产水平，并在逐渐耗完可用的能源后走向衰亡。

  高温超导现象是凝聚态物理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通过对其形成机理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电子和原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从而揭示出更加深刻的物理规律。在这方面，工业越发达、应用规模越大的国家机会越大，从英国、法国、德国到美国，概莫能外，未来的中国也是如此。 从当前的进展来看，磁约束可控核聚变是最有希望的突破方向。而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全球最领先的，也是最接近于实际应用的。如果这项研究能够取得成功，将是自人类学会用火以来最大的技术突破，成为把人类带出地球摇篮、走向星辰大海的动力。

  在真实的历史中，我们的先辈以生命、鲜血和汗水为代价，先是用百余年的时间把我们的民族拖出了泥沼，涅磐重生成为全新的共和国，又用六十多年的时间把我们的国家推到了现在的高度，脱胎换骨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在区区一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不可思议地从任人欺凌的病夫变成了翱翔太空的强者，这段历史的过程之迂回曲折、情节之跌宕起伏，超过任何一部最大胆最富于想象力的穿越小说。所以我们无需在纸面上改写过去，因为先辈们已经创造出了比想象中更加辉煌的历史，我们现在身处其中，接下来需要做的是走向未来，走向星辰大海。中国的未来是星辰大海。

最后我们以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主碑文作为结束：

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朕加之而不怒，此其志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殒后无名。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

（原文本部分过于散落，基本全弃了，笔者整理了包括张文木教授，韩毓海，督公，以及整理的帖子和自己写作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