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为什么被叫做「九头鸟」_风闻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ID：idxgh2013）；作者吴余

湖北人这个诡异的别称，与楚文化、张居正、汉口的商业地位都没关系，它真正的原因，你一定想不到。

在中国地图炮业界里，湖北人的地位长期尴尬。

比起四周安徽、重庆、河南、湖南这些地图炮常客，湖北人的特征一直不清不楚，只有一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人尽皆知。

但要说「九头鸟」意味着什么，连湖北人自己都说不清：狡猾？精明？奸诈？干练？连是褒是贬都有争议。

不少热爱家乡的湖北人，将这句话解释成湖北人更会做生意，扯上先秦楚文化以及乡贤张居正的事迹，并引以为豪。

武汉九凤山公园的九头鸟雕像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湖北人为什么会被称为「九头鸟」？

湖北人，狡猾狡猾的

今天的湖北人，对「九头鸟」抱有相当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在多数外地人嘴里，这听着实在不像什么好话，好在含义模糊，没有「偷井盖」「来信砍」那样明确的指向性。

但随着流传日久，「九头鸟」已然成为湖北人的代称。不少人将其解释成精明强干的美德，将其升格为地域认同的标志。最典型的，就是开遍北京的九头鸟酒家。

不过，湖北人热烈拥抱九头鸟，实在是相当晚近的现象。数十年前，「九头鸟」无疑是和「来信砍」一样的地图炮专有名词。

如据前国军将领、湖南人文强回忆，他在黄埔军校与林彪互殴时，就以互骂「湖南骡子」「九头鸟」开场。

1963 年，毛主席结识舞蹈演员、湖北人孟锦云后，戏称其「小九头鸟」。孟赶忙岔开话题：「九头鸟不好听，怪可怕的。我们武汉的黄鹤楼您去过吗？」

事实上，从历史文献中可以确定，「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说法最早出自清末民初笔记汇编《清稗类钞》。从一开始，它就是贬义的：

时人以九头鸟能预知一切，故以之比聪俊者。后更转以讥狡猾之人，而曰：「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盖言楚人多诈故也。

可见，「九头鸟」自始就是讥讽湖北人狡猾多诈的。这也恰好与「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的俗语相证。

明刊本《山海经》中的「九头鸟」

而在民国时代，这句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湖北人刁蛮、好斗。

如学者兼作家林语堂，便在其地图炮名著《吾国与吾民》中写道：

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

更典型的事例出自蒋介石。据《武汉文史资料》，1932 年 6 月，蒋介石在会议上大骂湖北官员搞内斗：

从前，北洋军阀把湖北省当做殖民地，任意宰割，你们湖北人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把省政府交给你们湖北人自己管理，你们不但不好好干，反而相互攻讦……怪不得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人真是难缠得很！

对于这种地域偏见，热爱家乡的当代湖北人想法设法打圆场。流传最广的一种辩解是，这是因为湖北人张居正在明朝推行变法时重用了 9 位湖北籍官员，反动派便以「九头鸟」攻击正义的湖北人。

只是，这在历史文献中完全没有证据。

看起来较合理的另一种解释是，这是因为旧时武汉为九省通衢，湖北人较早从事商业，善于做生意，因此给外人留下了精明狡猾的印象。

1930 年代的武汉街头

但事实是，直到晚清民国，湖北本地人在当地商业中的参与比重都非常低。

如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认为：「如汉口之大商业地，其有力之商人，大概为广东、宁波人，而湖北之土人，却不过营小规模之商业，工业颇幼稚。」张之洞也认为：「汉口之商，外省人多，本省人少。」

德国探险家李希霍芬的观察更加尖锐：「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可见，湖北人善做生意只是现代想象。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

不过，李希霍芬的说法，却很可能从另一面接近了事实真相：

在「九头鸟」的说法出现的时代，湖北人无疑是全中国最狡黠刁悍的农民。

北有「黄泛区」，南有「长泛区」

提及地理环境塑造行为模式，行为模式造成地域偏见，最广为人知的案例无疑是「黄泛区」。

由于黄河和淮河的定期泛滥，当地居民无法稳定的积蓄财富，长期以来形成了注重短期行为、为生存不择手段等行为偏好，进而导致周边的河南、安徽、苏北成了地图炮常客。

但人们往往忽略的是，类似的故事并不止发生在黄泛区。在长江流域，也有一块洪水定期肆虐的地带，这就是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

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因地势低洼，长江和汉江带来的泥沙在此形成冲积平原，因此得名。清末民初，其居民占湖北人口的一半以上。「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涉及到的三个地名都在这里。

江汉平原也是全国湖泊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1950 年代尚有湖泊 1066 个，占总面积的 1/6，湖北省也因此被称为千湖之国。

图为《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江汉平原地貌类型。

自古以来，江汉平原都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洪灾最频发的地区。长江在此称为荆江，水流缓慢，河道蜿蜒曲折。汉江也有「曲莫如汉」之说。每到汛期，排水不畅，大水极易漫过或冲破河堤。

1980 年代的调查表明，江汉平原核心地带约有 3/4 的耕地处于洪水位线以下，直接或间接受洪水影响。这意味着，应对洪灾在当地居民的行为模式中占据重要一环。

与黄泛区高度相似的是，江汉平原的居民历来有不好积蓄、耕种技术粗放的民俗传统，地方志里的类似记载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民国。

这显然与定期肆虐的洪水直接相关：洪水一来，一切都付之流水，积蓄毫无意义。

不过，比起黄河和淮河，长江和汉江带给当地居民的并非只有灾难。河流的泥沙带来了肥沃的耕地，即便考虑危险的洪水和粗放的技术，留在家乡耕作也是值得的。

沔阳地区的一句清代民谣是最好的佐证：

「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是一年丰收了，狗子不吃糯米粥。」

如果洪水发生在夏季而非秋季，灾后往往还能赶种一季水稻。即便尽成泽国，由于渔产丰富，农民也可以改当渔民。

因此，江汉平原虽然频频遭灾，其居民并没有像黄泛区那样，大量变成「响马」、盗匪和流民，转而侵扰周边地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湖北农民就可以安贫乐道下去。

因为在整个清代，江汉平原的大灾频率一直在提高。据地方志统计，当地洪灾从康熙朝的平均 3.2 年一次，到乾隆朝的 2.7 年一次，再到道光朝的 1.5 年一次。

这是因为，随着明清以来的「江西填湖广」和人口增殖，江汉平原的人口从明末的 180 万增长到 19 世纪中叶的 1800 余万。

为了养活人口，当地居民在数个世纪中大规模围垸筑堤，将原来的江滩、湖泽变成耕地。但围垸越多，容水空间便越小，大水就越容易破堤而出。

清代《湖北省江汉堤工图》

越来越高的人口密度，使当地居民间的关系越来越接近零和博弈。而越发肆虐的洪水，则会频繁打破当地的社会经济秩序。

几乎每次洪水，都会迫使人们为了土地和生活相互争斗。随着洪灾频率越来越高，围绕洪灾的民间冲突也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常态化。

人畜无害的湖北农民，由此逐渐变成了以狡猾刁悍著称的「九头鸟」。

江汉平原暴力史

江汉平原上的农民械斗，最早可追溯至明代成化年间（15 世纪后期），这正是「江西填湖广」起始之时。土客矛盾为江汉平原上的暴力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不过，围绕田土、湖权（即湖区的采集、捕捞权）归属的争议，要到清代中期（18 世纪后期）陡然增多。这与前述洪水频率的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明清时期，官府解决土地纠纷，主要依据为征农业税而编订的官册。即所谓「控争田土以钱粮官册为凭」。

但在江汉平原，这种凭据却常常失效：因为每次洪水冲刷，都会极大改变当地地貌，要么冲毁田界，要么使田地变成湖泽，要么使湖泽露出水面变成淤地。

2010 年 7 月，汉江洪峰正通过江汉平原

如此频繁的地貌变化，官方的土地登记完全跟不上，更无从作出让各方信服的处理。其结果是，每次灾后，土地和湖区秩序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农民之间对田土、湖权的争夺，只能用暴力分出胜负。在传统社会下，他们能仰仗的，只有宗族的力量。

江汉平原上的宗族豪强由此逐步坐大，江汉平原也成为南岭以北宗族械斗最为集中的地区。又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后，湖北地方的军事化，每次械斗都能动员大量鸟枪土炮，打得血光四起。

如汉川豪强黄氏，就曾与其他宗族为控制汈汊湖相争几个世纪。1949 年前，该县各大族都训练有一群打手、储有武器，随时准备械斗。

汉阳县内亦如此。宗族械斗在清末民初频繁发生。如在 1911 年，当地郑、周两族械斗，双方都有二百多青壮年参加，造成大量死伤。

宗族械斗甚至在解放后仍在继续。如 1957 年，汉川严氏出动 43 只渔船共 140 人与天门肖氏械斗。

即便宗族衰落，乡村干部也继续组织械斗。1963 年，沔阳、汉阳民众为争湖草爆发械斗，沔阳方的 1300 人系由县领导召集。

​不过，宗族间的战争不只会用蛮力。频繁的告官、上访，是斗争的另一种武器。

清代以来，湖北人素有「健讼」的恶名。在湖北做官的名臣于成龙就说「楚黄健讼，从来久矣」，湖广总督毕沅说：「楚北民气浇漓，讼风最甚」，连乾隆都在手谕中痛斥：「楚省民情刁悍，素以健讼为能」。

传统社会的官方价值观是「息讼」，爱打官司的都是刁民。但这些告官的湖北人也的确不是省油的灯。

由于土地所有权难以确定，诉讼各方大量伪造陈年地契，你拿出康熙年的，我就拿出崇祯年的，让地方官很是头疼。

更让地方官气恼的是去北京上访的刁民：这些刁民肆无忌惮的编造地方官贪赃枉法、谋财害命等剧情，只求能耸动朝廷，让案件得到受理。

甚至，械斗和告官，被很多宗族打成了组合技。

常见的情况是等对方手里有了人命，就抬尸告官。长年累月下来，不少人甚至总结出「若要官事赢，除非死一人」的经验，动员年老的宗族成员在械斗中主动送命。

下面这段供词，就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湖北天门的一起儿子杀父亲的案例：

这种看似与宗族价值观完全相悖的惨案，在江汉平原持续发生。仅 1933 年至 1947 年，在洪湖地区一个镇里，就有 18 人在械斗中被自己人打死。

这是因为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当地宗族演化出了一套独特的家庭伦理。例如在研究者关注的汉川黄氏，读书做官者在族谱里的地位，远不如带领族人争讼械斗的头领。

也就是说，相比于强调「耕读传家」的传统宗族，当地社会更鼓励培养强悍刁蛮的斗士。在社会压力和荣誉感的作用下，很多考取功名、在外地当官的族人，也会在家乡有事时辞官回乡，领导争讼和械斗。

不过，田土和湖权之争，不过是江汉居民的日常生活，而更大规模的民间对抗，则发生在洪水即将到来之际。

由于堤坝和围垸保护了两岸大量耕地，洪水的到来通常会变成一场零和博弈：一侧江堤的溃决，同时会确保对岸江堤的安全，下游江堤溃决，同时会减轻上游江堤的压力。

今天仍然需要通过爆破，破垸分洪来解决水位压力

在争斗成为习惯的江汉平原，为求自保的人们常常故意盗挖对岸或邻垸堤坝，或堵塞本方河口，把洪水引向别家。伴随而来的，是大规模跨地域的械斗。

这种行动甚至有地方官带头。如咸丰十年（1860 年）荆江大水，北岸官员在北堤危险之际，悍然向南岸开炮，轰退南岸抢险人群，致南堤先溃，北岸转危为安。

1839 年后，上游的监利县民与下游的沔阳县民为是否要堵住子贝渊决口而不断械斗，一年死亡高达数千。1882 年，江陵知县吴耀斗亲自派人扒开已建好的河堤。

同样，这些冲突也伴随着无数尔虞我诈和漫长的诉讼。

最典型的是，在子贝渊冲突中，监利人用钱贿赂沔阳士绅头领范学儒，使其默许监利人偷挖堤坝。不想事情败露，范学儒只得派人将挖堤者全部淹死，结果「监沔如冰炭水火，虽亲戚亦同为仇敌」。

建国后，基层行政单位依然是地方冲突的组织者。如 1952 年一次械斗就是由钟祥镇政府组织。1979 年京山、应城民众械斗的组织者均系大队干部。

不过客观而言，1949 年后，这些冲突虽然并未消失，但其频率越来越低、规模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致命。

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造后，土地、湖泊、河流都被收归国有和集体。在史无前例的强大政府面前，土地秩序和救灾秩序再难陷入无政府状态。

而且，1954 年后，江汉平原的主要堤防大多保持平安，自然消除了大部分由溃堤引起的社会冲突。

1954 年的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是荆江大堤最后一次溃口分洪

对于农民之间的暴力，无产阶级政权也颇能容忍和调解：

1950 年，黄冈与鄂城农民为江中淤洲的归属问题而械斗。政府立即介入，反复强调「天下农民是一家」，非敌我矛盾。

1959 年，汉川、沔阳民众发生械斗，致 1 人淹死、10 人重伤、62 人轻伤。但处理此事的上级工作组开宗明义，确定此「纯属内部纠纷」，轻拿轻放。

这片盛产「九头鸟」的沃土，就这样在新中国迎来了 300 年来最好的日子。即便自家依然偶尔会被洪水淹没，江汉平原上的湖北人也不再会像过去那样，仇恨和算计自己的邻居。

湖北省博物馆出售的文创产品九头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