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这篇“监狱里的翻译精英”很多事情都没说清楚（二）_风闻

根据“训诗”掌握的信息，他列了一个清河翻译组的名人名单，第一个是燕庚奇，在括号中的注释如下：1900-？，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训诗本可以再继续追问一下，这个京都帝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为何当时身陷囹圄。

 从燕庚奇的生卒年月上可以读者们也可以推断，训诗确实掌握的信息比较少，因为燕生于1900年，那么他今天如果还活着，已经是一个118岁的老人了，这不太可能。但燕到底哪一年去世的，训诗并不清楚。

谈燕庚奇就不得不谈九一八事变。1936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身边有这么一群秘书，都深度参与了事变的整个过程，首先正副“秘书团”的团长分别是应德田和孙铭九，燕庚奇和杨心梅的等级较低，不过也是秘书班子的重要成员。

注意，当时张学良身边的秘书团队绝对不止这些人，应、孙、燕、杨四个人其中除了应是美国大学毕业的之外，其他三人都和日本渊源颇深，日语相当好（不过孙的文化水平不高，武将出身，还负责安全保卫）。这几个人的主要工作是管理情报和人士调查，属于“隐蔽战线”的秘书团。

孙铭九在改开后成了政协委员，负责文史整理工作

燕庚奇在建国后被审查、劳教甚至判刑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张学良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逃脱层层政审。

熟悉东北军历史的读者对孙铭九和应德田应该不会陌生，这两人在东北军在西北“剿匪”的过程中，做过抗日联共的工作，不过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迅速泡沫化，孙铭九枪杀王以哲，更是加速了东北军的灭亡。

我党出于大局考虑，曾短暂收留应、孙二人避免东北军其他派系的将领寻仇（毕竟他们俩在联共方面有功），但忌惮于蒋介石的压力，没能再进一步庇护（毕竟出于抗日大局考虑）。失去了共产党的保护，而已经投靠国民党的东北军不少高级将领欲杀孙而后快，孙最后走上了一条令人不齿的道路——投靠了汪成了汉奸——而东北军，在历史上也消失了。

厘清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明白燕庚奇“难逃法网”也是一种必然，和燕庚奇经历极为相似的杨心梅在1943年还参加了共产党，受华北城工部的指挥，是参与北平解放之前地下党的骨干。即便是这样，出身东北军张学良秘书的杨仍有8年的劳改期。

对东北军这批人旧臣来说，当年的所谓秘密联共、抗日和解放战争中为共产党的“潜伏”都无法成为护身符，地下工作者本身历史复杂，社会环境复杂，双面间谍不再少数，严密的政治审查也是一种必须。

训诗还提到，像燕庚奇这种日语相当好的在清河翻译组其实还有一批，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一种联想，即北京翻译社和清河翻译组有伪满洲国的高官，比如狱中的黄鸿森也回忆说有一批日伪汉奸，但必须要指出的是，伪满洲国的“战犯”在1949年之后一律被关押在辽宁省抚顺“东北战犯管理所”，抗美援朝期间又转移到哈尔滨，北京的监狱和劳改营其实并没有伪满战犯。

抚顺的伪满战犯，溥仪是学校小组的组长

在燕庚奇之后，清河翻译组的精英阵营中还有一长串的名字，但原文并没有做分类处理，是比较败笔的。

笔者在此，大约给他们分一下被判刑、劳改的事件、时间类别。

文章对我们发现了江氏堂兄弟江泽垓和江泽墉的名字，原文注明说这对堂兄弟都是出版社的编辑，一个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江泽垓），一个是外文出版社（江泽墉）。

目前不少文学作家传记类和回忆录之类的文章，会时不时提到江泽垓这个名字，比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博士马逢华平时也喜欢写诗作曲，在北大读书时结识了江泽垓，回忆录中提到在1948年江泽垓和朱光潜、杨振声等文学界名流一起参加过座谈会。也就是说，在解放前江泽垓和江泽墉已经是人文学术圈内相当活跃的后起之辈，而且我们额可以判断他的出生年在1920-1925年之间，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年轻的学术后辈。

江泽垓还有一个特长和奇技——打桥牌。桥牌大师王建华老师也曾回忆过，1950年的时候和江泽垓一起打桥牌的愉快经历。他的《桥牌挤压法》很多技术都是得益于江泽垓。

不如我们把这段直接搬运过来：

江泽垓是一位很风趣的人物。他家的电话是21752。那时的电话才5 位数。他说：“我的电话很好记，2 是局号，1752 就是要去打 52 张牌。”1950 年代初，北京刚解放。我们常常在东厂胡同北京大学研究生宿舍里打桥牌，顾玮琳读研究生，就住在那里。打牌的时候，江泽垓除了发表他对叫牌和打牌的高见外，有时打到得意之处，还会哼出一句京剧。有一次听到他低声唱出“改男装只觉得威风浩荡”。原来头一天晚上他去看了荀慧生演出的《荀灌娘》。

我们每次打到午饭或晚饭的时候，就一同到位于沙滩的小饭馆去吃面条或炒饼充饥，饭后再战。江泽垓说：“一桌桥牌，一盘炒饼，with a quarter of a watermelon, 真是神仙般的生活！”他所说的 with a quarter of a watermelon 就是加上四分之一个西瓜。 当时吃完饭顺便带回来一个小西瓜解渴，也是常有的。

江泽垓知道我热中于学习挤压法，他对我说：“你应该给我提鞋穿鞋，就有可能看到我的红皮书了。”原来他以黄石公自居，他所说的红皮书或红书乃是著名桥牌大师克柏森 (Ely Culbertson) 的桥牌名著《Contract Bridge Red Book on Play》。

吃炒饼，啃西瓜，打桥牌，听京剧，说话夹杂英文，幽默风趣，读者们大致可以推断出江泽垓确实是一派旧式文人气象。

不过还是回到主题，江氏兄弟到底是因为什么身陷囹圄，并且最终死在了监狱内呢？至少有两个原因。江泽垓和“燕京大学最后的疯狂”有着密切的关联。

燕京大学特殊的办学背景让它和美国牵连甚深，在1949年之后，这所桃李芬芳的大学和新时代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1951年随着朝鲜战争的深入，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燕京大学也逐渐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曾经的燕京大学

被教育部接管后，1951年燕京大学由私立改公立，而且要逐渐剥掉其“教会”背景，财政、人事等方面受到很多调整，操作难度很大，很多教授觉得发的工资变少了，怨气冲天，开始闹。

1951年2月，调回北京的某一批志愿军曾经征用过燕京大学二楼的宿舍。俗话说，秀才遇到兵，难保不冲突。从“民国”到“新中国”，不少学生和老师的心理调整本来还在磨合期，结果酿成了比较大的群体事件，搞了保卫燕京的串联签名活动，加速了燕京大学的裁撤。

配合燕京大学院系拆分的，是和“三反”运动的同时进行的“清除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燕京大学“思想洗澡运动”，当时的大学校长陆志韦受到严厉批判，不少教师因为海外背景受到隔离审查。

而在燕京大学任职的江泽垓应该就是和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同一批入狱的。笔者很喜欢的英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诸多英译本中，最佳译本仍然是巫的译本。他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详细叙述了燕京大学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来龙去脉。

燕京大学时期的巫宁坤

当江泽垓和巫宁坤同时被判刑和劳教之后，江的堂弟江泽墉并没有和他一起，因为他是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造成的反右扩大化而被判刑。

笔者在这里补充一句，江泽垓和江泽墉都是安徽宣城人。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同志和江氏兄弟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有没有什么联系？

江泽民的祖籍地是安徽旌德江村，安徽宣城的干部曾这样自豪地说过：

第三代领导核心和第四代领导核心同出一辙，可谓人杰地灵！可见江泽民同志和江泽垓和江泽墉，不但年纪相仿，而且确实极有可能是同族同宗。

所以江泽墉是和文中提到的徐璋本、贺永增、徐式谷、陈奉孝、同一批入狱：

徐璋本是那一批人中的典型代表，他和钱学森是同学，本来是搞理工的，但是对政治很热心。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徐曾经公开发表文章，抨击共产党的文化政策，串联其他党员知识分子退党。在徐的鼓动下，出现了江泽墉这类的“叛逆”性比较强的知识分子，也曾公开叫嚣共产党应该下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没有前途的云云。

也就是说，江泽墉进入清河翻译组，主要是依据1957****年的“右派分子处理办法”，而他的堂兄，则主要是因为燕京大学的裁撤和“三反”。 两者的时间序列还是很不同的。

不少翻译组的人下场如何？

文中提到的很多清河翻译组的骨干，在卒年一栏中都是“？”，也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目前已知江氏兄弟都是死在了清河农场和劳教所。

九六三年七月造册的《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在大约2002到2003年间的旧书网上还有卖，从中还能找到不少信息，史料价值还是很高的。在北京潘家园，曾经一本卖到两三百块钱。现在不知道要翻多少倍。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翻译人员也是分级的。

最后，笔者发现，清凉庵的一个和尚，也是死在清河农场劳教所。（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