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殖民、去殖民到后殖民时代，日式神社在台湾扮演着什么角色？_风闻

2018年5月4日，当台北的台湾大学师生为反对民进党当局对台大校长任命野蛮干预而发起“新五四运动”之时，作为岛内绿营“喉舌”的《自由时报》却在头版位置刊登了一则“台湾籍”神社神官在位于屏东的“高士神社”主持祭奠的新闻。台湾为什么会有日式神社？神社在台湾的历史和当代社会中又分别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将逐一进行梳理回答。

作为殖民工具的神社

1895年，台湾在清朝甲午战败后被割让给日本，成为日本海外殖民地。为了能够稳定控制与统治台湾，国家神道被选做了重要工具，以期通过改变当时台湾人民的宗教信仰，实施“教化”，最终将台湾人“同化”为“大和民族”。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神道”与日本自古就有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其实并不相同。前者是在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为树立自身合法性，重新型塑国家合法性而推行“神道国家化”的产物，本质是一种将国家主义通过宗教话语进行阐述的产物，在初期受到佛、道教和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的一致反对，因而一直到大正时期才逐步完善。

日本在台湾建立第一座神社是位于今台南市的“开山神社”，该神社为原“开台圣王庙”改建而来，是清廷收复台湾后，地方乡绅为纪念郑成功而建。清廷重臣沈葆桢赴台履职后，原址扩建为“延平郡王祠”。日本占据台湾后，为笼络人心平息反抗，在1904年将其改为“开山神社”，建筑保持原样，仍然祭拜郑成功，但重新调换了其中的神职人员，由日本人平松义雄任神社宫司，开始了延平郡王祠的神道化。1914年，开山神社大规模扩建，在保留原建筑物外，新建神馔所、手水舍、神乐殿等日式神社“标配”附属设施，进一步使其“神道化”。

日据时代的台南开山神社

与此同时，日本殖民当局亦开始着手谋划筹建台湾的国家神道中心，即台湾神社。**早在1896年，日本的贵族议院就提出《以国费于台湾建设神设之建议案》，决议兴建台湾神社。**之后不断有议员提出兴建台湾神社议案。1900年，台湾神社的选址工作与祭祀神明界定完毕，报日本帝国议会批准，1901年正式落成。台湾神社建在今新北市芝兰一堡剑潭山，祭祀的主神为病逝于台湾的日本皇族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以及“开拓三神”大魂国命、大己贵命、少彦名命。神社总面积达5公顷，格局包括本殿、拜殿、手水舍、鸟居等，自下而上形成三阶梯结构，与日本本土大型神社别无二致。

台湾神社被日本本国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希望其成为在台日本人与台湾本地人共同的心灵寄托之地与神圣感的源泉。以这些“平定台湾的英雄”为主神，一方面可抑制台湾反日情绪，另一方面也抚平殖民官员与军人的情绪，最终成为如同日本本土守护神社伊势神宫一样的台湾“守护神”。因而，神社的设计与建造都邀请日本本土的名家来做，周边环境也为了兴建神社重新整修，甚至特意建造火车淡水线车站与连接基隆港的明治桥，并拓宽了周边道路。此后，台北神社又经1909年和1913年两次扩建，规模一再扩大。

台湾神社全图

台湾神社的兴建，不仅是日本在殖民台湾，实施对台湾人民的“教化”与“同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之后日本在包括朝鲜、东北和东南亚等地殖民地延展国家神道体制的先声，对整个日本殖民体制的确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日本殖民当局又先后在汉人聚居地和原住民聚居地兴建各类规模不同的神社，根据日本官方记载，共计68座。此外，也有民间自发兴建神社，以及遥拜日本本土神社的所谓“遥拜所”，加上官方神社，则共计200余间。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对外扩张步伐，兵源需求逐渐扩大，为了让台湾人成为可以让军方“值得信赖”的兵源，“皇民化”政策的实施日趋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殖民当局推出“一街庄一社”政策，试图快速通过推动神社替代传统寺庙，让国家神道替代中国传统民俗宗教成为台湾人精神世界的主导因素。台湾神社作为在台国家神道体制中枢的作用不断提升，既有的神社由于木质结构受台湾的亚热带气候与白蚁侵蚀日益不堪重负，因而台湾总督府在1935年即决定营造新的台湾神社，随后邀请日本学界、政府与宗教界专家分批来台考察，共同商定营造事宜，最终决定在今台北圆山饭店附近兴建“台湾神社新境地”，并在今圆山忠烈祠处建“台湾护国神社”。两者一体建设，于1937年动工，护国神社于1942年建成，主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海外战死的与台湾有关的“英灵”。新境地则在1944年因主神增设神道教最重要的天照大神而升格为“台湾神宫”。

台湾护国神社原貌

然而，就在台湾神宫升格的同一年，一架日本军机被美国军机击落后坠毁在神宫附近，导致神宫大量建筑受到波及被毁，至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台湾神宫再未恢复，似乎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与殖民者最终的命运。

作为“去殖民化”主要目标的神社

尽管日本殖民者对国家神道体制与神社的“教化”功能寄予厚望，但事实上宗教信仰从来都是无法强迫的。相反，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种种强制措施，特别是在加强“皇民化”政策后，禁止台湾人民信奉原本的宗教，强迫其向神社神灵祭拜，遥拜天皇，甚至迫使汉民改变祖宗牌位与宗祠形制，全部“日本化”，使广大台湾人民愈加排斥与痛恨神道。如台湾神宫在建造之时，就将剑潭山下三百年古刹剑潭寺移走。因而，在1945年国民政府光复台湾后，根据其“去殖民化”总体思路，对台湾地区神社的接受、拆除与改建几乎没有遭受到任何抵抗。

作为国家神道在台湾中枢的台湾神宫与台湾护国神社的处理具有典型意义。台湾神宫由于1944年大火而受损严重，因而很快受到拆毁，1945年短暂改为市民教育中心，后改建为台湾大饭店。1952年，宋美龄等国民党政要组建的“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将饭店盘下，改建为如今驰名中外的圆山大饭店。神宫遗迹除少部分留在原址外，铜牛、铜马等物则分别迁往了台湾博物馆、剑潭公园等处摆放。

圆山大饭店前依然留有一些神宫遗迹

台湾护国神社的主体建筑，包括正殿、鸟居、石灯笼等日式建筑均被视为“军国主义象征”而遭到拆除。1969年，在原址兴建仿北京故宫太和殿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四周均为青草地，祠内供奉自辛亥革命以来为国捐躯的军民烈士。台北的忠烈祠自此成为春秋雨季台湾各路政要献花祭拜的场所。

台北圆山的“国民革命忠烈祠”

1972年，台日“断交”，台湾掀起一股强烈的反日情绪，国民党当局随即推出“清除日据时代统治遗迹要点”法令，在全台湾推动将原有日式神社收为公有+拆除+改建的模式，特别是将神社改造为忠烈祠的模式，尤为盛行。这当然有着意识形态“矫正”的意义，将台湾住民的忠诚与膜拜对象从日本神明与“英灵”转向中国和国民党的“先烈”。其中嘉义、南投、高雄等地忠烈祠皆为此种案例。

然而，随着社会秩序的平复，反思的声音也逐渐出现。**日式神社在日据时代固然是殖民化的工具，但时过境迁之后，这些建筑本身成为一种历史遗迹，具有了纪录台湾特定历史经验的价值，一味的拆毁后重建的模式，是对历史价值的不尊重。**这种矛盾终于在1985年桃园神社的改建中爆发。

​桃园神社兴建与1938年，属于“一街庄一社”政策的产物。其中供奉的神明除了开山三神和、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外外，还有丰受大神和明治天皇，规格不低。桃园神社的建筑特点在于设计融合了中国唐式、日式和台湾本地的闽南风格建筑于一体，建筑美学旨趣颇高，施工工艺精妙，建材也选择了最好的台湾桧木。光复后，神社充为桃园忠烈祠用，门前鸟居横梁也被拆掉一根，缺乏妥善保养，但总体而言，在台湾众多神社中算保存极为完整的一例，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因而在1985年桃园县政府提出将其建筑整体拆除，新建中国宫殿式建筑为主体的忠烈祠，社会舆论与学术界出现了强烈的质疑之声。经过多方拉锯，终于决定建筑群落完整保存，并编列预算予以整修后继续作为桃园忠烈祠使用，供奉郑成功、抗法名将刘永福、甲午战争以后众多的台湾反抗日本殖民的英烈。后又在1994年将其定为“三级古迹”整体保存永久保存。桃园忠烈祠至此成为在日本本土以外保存最为完整的神社建筑群。

修缮后的桃园忠烈祠

**桃园忠烈祠事件反应的是台湾激烈去殖民化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可以以更为平和理性的态度区分历史与历史遗迹。**另一方面，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显示了国民党当局威权统治的松动与社会力量的崛起。

“后殖民”时代吊诡的“神社热”

1990年代后，随着戒严法令的废除，国民党威权统治逐渐崩解，对国民党当局主导的“中华民国”国族意识形态的挑战从过去党外时期的“暗流涌动”迅速“涌上台面”。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论述是“台湾主体性”的表述。如今成为台独势力老生常谈的“台湾四百年”历史观和“西班牙、荷兰、郑氏政权、清廷、日本和国民政府都是殖民者”的论述都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其言下之意，其实就是要改变台湾历史属于中国历史一部分，台湾人属于中国人范畴的既有认同，建构新的“以台湾为主体的台湾历史”和“独立的台湾人认同”。

人类的族群认同固然有“想象的共同体”的虚构一面，但毕竟要建构在血缘、宗教、传统习俗、共同历史记忆等因素之上。台湾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经历特殊，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原因而来的移民，加上原本的原住民族，要找到共同的认同基础并不简单。历史上，汉人与原住民、山地原住民与平地原住民、闽南汉人与客家汉人、漳州闽南人与泉州闽南人都发生过激烈冲突械斗不止，真正让所有在台湾居住的人民都有记忆和有感的无疑只有最近的两段经历——日本殖民时代与国民党当局的统治。“台湾主体性”的倡导者们所要反对的施国民党当局主导的价值认同，因而必然要打击所谓的“中华史观”。因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原则，美化殖民统治，特别是殖民当局为维系殖民统治与本国经济需求的有限建设，成为了一种重要手段，导致整个台湾社会在最近二十年从终于能够理性看待日据历史的状态又迅速摆荡到美化殖民统治的另一个极端。

2016年，蔡英文当局在日本冲绳众多的缅怀亡灵的慰灵塔增添了一座“台湾之塔”，署名撰写碑文缅怀二战期间被日本殖民者“征召”的台籍日本兵亡灵，行文中多有“奋勇参战”、“牺牲自我”等站在殖民者立场上溢美战争的词汇，全然忘记了大量台湾原住民以“高砂义勇军”之名丧命于此的悲惨历史，让人不免有价值观错乱之感。

位于冲绳的台湾之塔

《自由时报》中提到的位于屏东的高士神社原建于1939年，祭祀天照大神，目的是配合日本在台的“皇民化运动”，用以实施对当地排湾族族人的“皇民化”。之后不久，大量排湾族人即被征召投入太平洋战争，在一场予自己完全无谓的战争中客死异乡。2015年，日本右翼团体“日本李登辉之友会”会员，同时也是一名神社神官的佐藤健一捐赠1000万日元重建了神社。佐藤健一还出任了神社宫司。据称神社建立是为了召回那些为日本“牺牲”的排湾族“英灵”，神社中并未祭祀天照大神，但却忘记了国家神道本身根本就是强加在排湾族人精神上的“信仰枷锁”的事实。而文中的台籍神官黃俊瑜，据称“自幼立志成为一名神社神官”。因为日本神道教至今规定不能接受外籍人士担任神官，黄即认佐藤健一为“养父”，取日本名佐藤冬木，终于获得了日本神道教相关机构的认可与通融，其“实现梦想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

“台籍神官”黃俊瑜与其“养父”佐藤健一

与“神社热”相对的，台湾在光复以后的一些建设，由于具有那一时期的历史特征，而被冠之以“中华民国美学”加以嘲讽。这些对市容和建筑的“吐槽”背后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是对“中国”的贬低与对“日本”的抬高。这种世界罕见的对殖民者的歌颂，是当代台湾人由于独派人士不遗余力鼓动“去中国化”而产生了自身认知与认同混乱的集中体现。

揶揄台北市容歌颂日据时期建设的图片之一

**日式神社在台湾一百多年的近代史中，分别扮演了“殖民工具”、“去殖民对象”和“后殖民”时代“去中国化”的工具。**对于这些历史遗迹，媚颂固然不可取，激愤其实也大可不必。两岸人民血脉相连的事实，决不会因为这些神社而有任何改变。强行推动的民族认同改变，终将遭受失败。相反，这些被赋予各种含义的符号，最终将会成为永恒的证据，诉说着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人所做的事，成为后人共同的历史记忆。